图片来源：小红书
原文信息：
Rafael Pucci, To burn a slum: Urban land conflicts and the use of arson against Favela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 2025：105436.
01
引言
S市的夏夜被浓烟撕裂，探长蹲在“希望贫民窟” 的灰烬前，嘟囔着：“已经第三起火灾了，相似的木质棚屋，相似的发案时间，相似在损坏程度，火场边缘总停着一辆无牌黑色轿车，到底是谁？”
探长回到警局，翻出地图，用红笔圈出三次火灾位置，若有所思。它们像精准的标点，标注在城市新规划的 “黄金走廊” 两侧。突然，手机响了，市政厅的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些贫民窟是阻碍城市更新的危房，下方的土地在半年内评估价暴涨了142%，但是长时间拆迁不掉......”。
“探长，找到司机了。”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司机招供说，每次点火前都会收到私人开发商X的短信，内容只有一串数字。”但是警员不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探长立马召集手下的警员前往X公司集团总部，到了以后发现总经理办公室空无一人，杂乱无章。地上散落在一堆绝密的市政局的未来城市规划图，上面的圈圈点点包含着之前三次火灾的贫民窟位置，上面还标注着司机收到短信上的数字，其中有一串数字恰巧是这块土地现价上涨142%的结果......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农村土地产权保护不足可能导致一系列土地纠纷甚至群体暴力冲突事件（Alston et al.，2000；Fetzer and Marden，2017）。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地带，同样存在产权保障力度不足和各种各样的土地纠纷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些地区即将成为城市更新和开发的目标区域后。而此时，纵火往往成为这些贫民窟的土地所有者用来驱逐当地居民迁离一个策略选择，从而达到清理土地用于出售或开发的目的。由于贫民窟的火势蔓延迅速，很难确定火灾的真实起因，也很难找出潜在的纵火者，因此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纵火来强化其对争议土地的所有权主张，同时还能避开严密的监控环境。为验证这些推论，本文收集整理圣保罗的贫民窟地理编码信息、火灾数据与土地价格相关信息，探究了贫民窟土地价值与所有权差异如何影响贫民窟的纵火事件发生率。
政策背景和理论分析
02
（一）政策背景
在巴西城市中，产权执行薄弱或产权归属存在争议的现象普遍存在：贫民窟往往建在法律上属于其他主体（私人或公共）的土地上。这些贫民窟大多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源于快速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潮。这部分群体因无法获得正规住房，只能在周边区域自行建造居所，占用无合法产权的土地。这种行为往往受到合法土地所有者的质疑，存在一定的产权纠纷，贫民窟居民始终面临着被驱逐（强制迁离）的脆弱处境。
土地开发价值是影响贫民窟拆除压力的重要因素。随着土地价格上涨，贫民窟所占用土地的其他用途（如开发）变得更具盈利性。例如，合法土地所有者可能选择在原贫民窟用地上建造公寓楼并出租，而非让贫民窟居民免费居住。由于贫民窟是争议地带，当土地所有者寻求拆除贫民窟但面临显著障碍时，若当局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争端可能升级为暴力。在城市中，鉴于正式制度和执法力量更为密集，隐蔽的纵火往往比公开的武装冲突更受青睐。贫民窟房屋常以高度易燃材料建造，火势蔓延迅速，难以确定起火确切来源和原因，因此，纵火可能成为一种隐蔽工具，既能高效清除贫民窟、释放土地用于其他用途，又能降低被抓捕惩罚的可能性。
关于贫民窟战略性纵火的讨论并非新鲜事，也非巴西独有。在新德里，一场火灾在法院仍在审议居民驱逐令时摧毁了一座贫民窟（Malhotra，2018）；在曼谷，Ockey（1997）记录了一起案例：居民在贫民窟面临驱逐威胁时，当场抓获一名试图纵火的人；同样，Rahman（2001）报道了1990年代达卡至少五起用纵火手段驱逐占地者的事件。
（二）理论分析
面对贫民窟不断上涨的地价，土地所有者面临动态决策：是等待法院强制拆除贫民窟，还是通过纵火强行驱逐。法院可能判决支持驱逐，但判决结果和审判时长存在不确定性。另一种选择是焚烧贫民窟，这能不可逆地清空土地以供他用，但土地所有者需承担被捕风险。土地价格主导这一决策的动态变化。随着地价上涨，清除贫民窟的预期利润增加，意味着等待法院判决的机会成本可能随时间推移而上升。当地价足够高时，等待下一个周期的成本将超过立即纵火清除贫民窟的风险，此时纵火成为最优选择。因此纵火概率与土地价值呈正相关，但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只有当贫民窟所在社区的土地价值超过特定阈值时，纵火概率才会高于零。同时，土地价值对贫民窟拆除的影响也取决于土地所有权性质。对于私人土地所有者而言，他们可以获取拆除贫民窟所有的收益，相比之下，公共土地上的贫民窟拆除则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尽管驱逐可能被视为提升周边地产价值的城市公共设施，但其收益由众多主体共享，因此私人土地所有者更有动力进行纵火行为。
03
核心指标和数据来源
贫民窟：贫民窟被界定为 “简陋、自发建设、无街道规划、无土地产权、基础设施匮乏且居住着低收入家庭的定居点”。圣保罗市政府提供了2001-2003年间超2000个贫民窟的地理编码数据，覆盖其位置、土地所有权（私人、公共或未知）等信息，其中约23%的贫民窟位于私人土地，其余归政府所有或所有权未知。
火灾：火灾数据由圣保罗州消防部门（COBOM-SP）提供，覆盖2001-2016年全州范围，包含火灾是否发生在贫民窟及街道地址，但缺乏火灾规模、持续时间或原因等细节。因记录方法调整，数据库分为三个时段：2001-2006年、2008-2010年、2011-2016年，2007年数据完全缺失。2008-2010年仅能获取区名，2011-2016年虽常缺具体街道地址，但消防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几乎所有贫民窟火灾的位置，提升了地理编码成功率。
贫民窟土地价值：贫民窟土地因非正式属性缺乏直接市场交易数据，作者通过正式住房市场数据间接推断其价值，作者采用先计算①政府评估价值（Assessed Values）：由政府基于历史交易、建筑质量和位置参数估算；②是容积率（Floor-to-Area Ratio, FAR）：建筑面积与地块面积的比率，随新建筑逐步更新，与土地价值正相关（稀缺土地利用更集约），进一步纳入地理距离因素，计算贫民窟的土地价值，公式如下：
其中，仅纳入贫民窟周边500米半径内的房产，以确保代理值与贫民窟土地价值直接相关，若房产所在街道段部分超出500米缓冲带，按其在缓冲带内的长度占比加权，避免高估远距离高价值房产的影响。文章将贫民窟火灾数据（2001-2016 年）与土地价值分位数（以 FAR proxy）进行交叉分析，绘制图 2展示火灾数量在不同土地价值区间的分布。结果显示：火灾数量随土地价值增加呈非线性增长，多数分位数内火灾数量稳定在10-20 起，但最高五分位数（第50分位）的火灾数量占全市总量的近10%，印证 “土地价值超过阈值时火灾概率激增” 的理论预测。
实证分析和基准结果
04
（一）基准实证分析
该部分旨在验证“土地价值与贫民窟火灾概率的非线性关联”及“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贫民窟s在t年的火灾发生概率，核心解释变量包括①土地价值分位数，将其划分为K个分位区间，以捕捉非线性关系；②土地所有权，并与分位数交互，检验“私有土地在高分位的火灾概率是否显著更高”。
根据图3的回归结果显示，当不区分土地所有权时，火灾概率在土地价值高分位区间虽有上升趋势，但效应不显著，无法直接证明非线性关系。当区分土地所有权，仅私有土地上的贫民窟在土地价值最高分位的火灾概率显著上升，而公共土地无此现象。结果验证了：火灾概率与土地价值的非线性关系仅存在于私有土地。
（二）地价上升的外生冲击
尽管横截面分析显示私有土地上的贫民窟火灾与土地价值存在非线性关联，但可能受未观测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干扰。本文通过寻找一个 “土地价值上升”的外生冲击，比较冲击前后处理组（受冲击贫民窟）与对照组（未受冲击贫民窟）的火灾差异，强化因果推断。
2004年圣保罗出台了“城市改造”项目，政府划定一定区域，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如桥梁、公园、公共交通），目标是提升区域吸引力与土地价值。本文将项目边界内的62个贫民窟作为处理组，距离项目边界500米至4公里内的贫民窟作为控制组，进一步采用逆概率加权（IPW）方法进行匹配，确保两组在项目前具有可比性。
回归结果显示，干预项目使私有贫民窟的火灾概率显著上升6%-7%，而公共贫民窟无显著变化,以样本均值计算，这意味着每100个私有贫民窟中，每年约新增6–7起火灾，印证 “土地价值上升触发战略纵火”的理论假设。
本文进一步检验城市改造项目对土地价值的影响，验证 “土地价值上升→战略纵火” 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城市改造项目使干预区内的土地评估价值在2004–2016年间上升，私有土地的评估价值增长更为敏感，干预项目使私有土地评估价值上升更多。
05
总结
本文研究了在产权执法薄弱背景下，纵火作为暴力工具迫使贫民窟从城市高价值土地迁离的现象。研究发现：贫民窟火灾概率随土地价格上涨呈现增长，这种影响呈非线性特征，且完全由位于私有土地上的贫民窟驱动，凸显了纵火背后经济激励的作用。
探长的故事未完待续，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推文作者
王灿，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欢迎学术交流。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