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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Adda J, Pinotti P, Tura G. There’s more to marriage than love: the effect of legal status and cultural distance on intermarriages and separa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5, 133(4): 1276-1333.
01
楔子
随着全球化加剧，跨国婚姻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我们是否可以仅仅将其视为“为爱而生”？设想一下，一个年轻的移民在异国他乡，通过与一位本地人结婚，获得了在新国家合法工作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爱情和法律身份似乎是两个并行的轨迹，彼此交织。对于这位移民来说，结婚不仅仅是为了爱情的宣誓，更是通向新的合法身份的桥梁。与此同时，跨越文化的鸿沟也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复杂性。结婚之后的每一次家庭聚会，移民和本国配偶之间，常常会面临语言的障碍、生活习惯的差异，甚至是节日庆祝方式的冲突。尽管这些文化差异看似微不足道，但它们却深刻影响着婚姻的稳定性。
很多情况下，跨国婚姻的选择并非仅仅源自纯粹的爱情。为了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移民往往在选择伴侣时不得不做出妥协。例如，尽管本国人可能在婚姻中并不具备最理想的配偶特质（比如颜值、年龄或教育水平），但与同文化背景的配偶相比，结婚带来的法律身份优势常常让这种选择变得更加诱人。另一方面，本国配偶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问题时，往往也需要平衡对外来配偶的接受度。原本充满爱的婚姻，逐渐在这些复杂的法律、经济和文化考量中面临挑战。
这篇文章表明，跨国婚姻不仅仅是“为爱发电”，其中法律身份和文化距离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深刻影响了移民与本国人的婚姻选择。跨国婚姻的背后，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情感碰撞，而是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与政策因素，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和未来，做出的多重选择与妥协。
研究内容
02
在婚姻市场上，移民可能因为法律地位缺乏竞争力，而通过婚姻取得合法身份，从而改善其经济社会地位。而本国公民则可能因为移民在文化适应性上的劣势而不倾向于与其结婚。因此，如何量化法律身份与文化差异在跨国婚姻市场上的作用，如何找到较为外生的事件冲击，将法律身份和文化距离的影响剥离开来是重要的挑战。
本研究很巧妙地利用2004年至2007年期间欧盟东扩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作为自然实验，探究法律身份对婚姻市场的影响机制，及其对婚姻稳定性与生育模式的传导作用。
东扩前，许多东欧国家的移民在西欧国家缺乏合法的工作和居留权。而东扩后，在此期间加入欧盟的12个国家的公民自动获得了在其他成员国合法居住和工作的权利，从而形成了合法身份的外生变化。通过比较来自新成员国和非欧盟国家移民在欧盟扩张前后的婚姻行为，可以实证区分法律身份效应和文化距离效应。
最后，作者构建了包含文化距离与法律身份权衡的婚姻市场均衡模型，量化了法律身份的政策效应，并通过反事实模拟评估移民政策改革的福利影响。
03
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法律身份的获得显著改变了移民和本国公民的婚姻选择模式。具体而言：
（1）新加入欧盟国家的移民在获得合法身份后，与意大利本国公民的跨国婚姻比例降低40%，且同居率的边际增长未能抵消这一影响。这表明，一旦合法居住与就业权利的经济动机减弱，文化差异因素便更明显地表现出来，移民更倾向于选择文化相近的配偶。
（2）欧盟东扩也导致既有跨国婚姻的离异风险在政策冲击后上升20%，但却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
（3）缺乏法律身份会导致婚姻剩余中约20%的损失，而在拥有大型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地区，这一比例降至17%。
（4）法律身份对婚姻选择的影响很大，能解释与配偶年龄相差7岁或受教育程度相差6年的婚姻选择模式，同时也会导致生育率增加约3%。
（5）赋予移民法律身份的政策冲击会消除婚姻市场中合法地位的好处，减少了异族婚姻，从而有利于同族婚姻，但这不利于文化融合，从而产生持久的代际影响。
（6）文化距离存在性别不对称：移民女性群体更容易通婚。移民单身男性将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困难，且难以融入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
总而言之，这篇研究通过欧盟东扩的自然实验，揭示了合法身份和文化距离如何共同影响跨国婚姻市场的行为选择与婚姻稳定性，并为移民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和理论参考。
制度背景
04
（1）意大利移民政策
从1990年到2017年，意大利正式的移民数量增加了10倍，从50万增加到500万。在意大利，所有欧盟公民都可以在意大利自由流动和工作。在意大利获得正式居留的主要途径是每年由国家政府颁发的工作许可，但同时，与非意大利籍的欧盟公民结婚的非欧盟国家的移民同样享有在意大利居住和工作的权利。
（2）欧盟扩张
欧盟是由28个国家组成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于1993年11月1日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由12个国家组成。从接下来的十年开始，东欧国家也被接纳为欧盟成员。第一轮扩大于2004年5月1日生效，涉及10个国家（以下简称"EU2004"）。三年后的2007年1月1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加入了欧盟（以下简称"EU2007"）。欧盟理事会在2002年12月同意了2004年的扩大；2007年欧盟扩大也与此类似，欧盟理事会于2005年12月做出了同意扩大的决定。
相比于其他国家，意大利在很大程度上坚持自由流通原则，在某些经济部门对新欧盟公民的就业只保持了轻微的限制。意大利允许自由流动和充分的劳动力市场准入，但是这一决定需要漫长的谈判，且可能正式扩大前几天才批准。
下图展示了欧盟扩大对新欧盟公民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处理组和对照组分别是2004年和2007年新欧盟移民和其他国家的移民。结果显示，加入欧盟将使工人从非正规部门重新分配到正规部门，从而导致收入增加。这种影响对男性来说更强，但是对女性而言的影响比较小。
05
欧盟扩大对跨国通婚和离婚的影响
（1）跨国通婚演变情况
在欧盟理事会决定公布之前（即分别在2002年和2005年），本地人和新欧盟公民之间的通婚呈上升趋势，此后有所下降。同一时期，同族之间的的婚姻表现出稳定而缓慢的下降。
（2）跨国婚姻的分居演变情况
在意大利离婚需要至少3年的合法分居，所以分居实际上就是婚姻破裂、启动离婚程序的开始。下图显示了欧盟扩大对分居的影响，欧盟扩大后，新移民和本国移民之间的分居迅速上升，随后立即下降。初步验证了法律身份的获得减少了移民和本地人之间婚姻的好处。
（3）婚姻收益：方法与数据
作者采用了Choo和Siow的方法，计算了男性和女性结婚的收益。如果结婚的数量相比较于潜在能匹配数量更多，那么结婚的收益会更高。
婚姻收益关注的是跨国婚姻，配偶中至少有一方是意大利人，并利用国家统计研究所（ISTAT）基本数据分析实验室（ADELE）提供的婚姻登记数据，计算出原籍国-省-年的Φ(x,y)。
（4）跨国婚姻的结婚收益
下图展示了按外籍配偶原籍地区划分的一跨国婚姻的婚姻收益。2004年和2007年欧盟扩大都带来了新欧盟公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婚姻收益的下降。2004年新欧盟男性移民和本地女性之间的婚姻收益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但是这部分的样本只包括了每年不到100个跨国婚姻数量，所以可能导致估计不准确。
（5）欧盟扩大对跨国婚姻的结婚收益的影响
进一步我们量化欧盟扩大对跨国婚姻收益的影响。加入欧盟后，与当地男性和女性结婚的收益（对数转换后）分别下降了58%和64%。
下图的面板A证实，在新加入欧盟的国家获得法律身份后，当地男性和女性的结婚率显著下降。并且有趣的一个fact是，2004年欧盟的扩大也导致了本地男性与2007年新欧盟女性移民之间婚姻的大幅增加。这是因为2004年欧盟的扩大降低了2007年新欧盟女性移民从婚姻中获得的预期收益。
面板B显示：2004年欧盟扩大对新欧盟男性移民的跨国通婚收益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欧盟宣布2007年将扩大后，新欧盟男性移民与本地女性之间的通婚会大幅下降。
（6）欧盟扩大对同居收益的影响
未婚夫妇同居也意味着到正式婚姻的可能性，那么获得法律身份是否对实际同居的未婚跨国夫妇的数量产生了“真正的”影响？结果显示，尽管在欧盟扩大后，与新欧盟公民的正式婚姻部分被同居所取代，但这种替代效应比较有限，并不影响对婚姻总的负效应。同时，欧盟扩大导致来自新欧盟国家的本地男性和女性同居增加。而对来自新欧盟国家的本土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同居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7）欧盟扩大前不同婚姻的配偶特征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也可能会影响婚姻的选择，下图显示了1998-2002年欧盟扩大前不同类型婚姻的配偶的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可以发现，在寻找伴侣时人们会更喜欢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
（8）欧盟扩大对离异风险率的影响
在意大利，2015年之前分居至少3年才能离婚。因此，ADELE提供的分居记录更能反应婚姻的不稳定时间。作者采用1998-2012年的所有20多万起离婚案件的数据，测度了离异风险率：
其中，h(d,Z)代表以协变量Z为条件结婚d年后的离异风险率。λ(d)表示基准风险程度，因省、年份以及同族婚姻和异族婚姻而异。γ是协变量系数，用部分最大似然估计来测度。
下表结果显示，欧盟国家的本地男性和女性移民的离婚风险率在扩大后的一年内增加23%，但是本地女性和男性移民的离婚风险率却不显著。此外，在欧盟扩大前形成的婚姻很容易破裂，但是在欧盟扩大后形成的婚姻稳定性比较强。在控制与外籍配偶来自同一原籍国的潜在配偶数量后仍然稳健。
（9）欧盟扩大对生育率的影响
在欧盟扩大后，新欧盟公民和当地人组成的夫妇的生育率更高。
多维婚姻匹配模型
06
（1）模型
由于篇幅限制，简要介绍婚姻匹配模型。最优匹配是对市场中所有潜在匹配的福利最大化问题的解：
婚姻产生的共同婚姻剩余Φtp(i,j)为婚姻带来的效用与单身的外部选择的价值的差值˜Φtp(i,j)−ωtp(xi)−ωtp(yj)。μtp(i,j)为男性i和女性j是否通婚的变量。
进一步表示为：
第一项是配偶特征产生的吸引，βtp(xi,yj)是通过婚姻获得的法律身份的价值，用影子经济份额即非正规工人占总工人的比例替代。随机项εt(i,j)解释为随机的爱的因素。离婚的原因是婚姻剩余随时间的变化，这是由βtp(xi,yj)和爱情冲击εt(i,j)驱动的。
结婚3年内生育的概率为：
为解释文化距离的变化，研究三个组c1、c2、c3的婚姻生育：c1由1998-99年结婚的夫妇组成；c2包括2002-2003年意大利和欧盟之间的婚姻，以及2005-2006年意大利和欧盟之间的婚姻；c3包括2005-2006年意大利人和欧盟之间的婚姻以及2008-2009年意大利人和欧盟之间的婚姻。c1是只有文化距离带来的婚姻剩余；c2还包括了法律身份的因素，因此c2和c1的差异就能将法律身份剥离出来，比较c1和c3能看出两个时期之间因文化距离选择的差异。
（2）结果分析
A组显示，欧盟扩大使得婚姻剩余减少，并且这一负向的影响在影子经济较大的地区影响较小。在欧盟扩大获得法律身份后，婚姻剩余增加，且对本国女性的影响更大。B组汇报了选择不结婚的外部价值。这些价值观在各省之间的差异很小，但随着跨国通婚的人数减少，外在价值不断增加。
表10显示，跨国婚姻的文化距离较大，他们之间的文化亲和力不如同族婚姻。同时，文化距离对婚姻剩余的影响存在性别不对称性，意大利男性与外国女性组成的夫妇比意大利女性和外国男性组成的夫妇的婚姻剩余更高。
图12A进一步展示了新欧盟成员国的女性移民，在嫁给不同国籍、年龄或教育程度的男人时，她的婚姻剩余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欧盟扩大成为欧洲公民后，法律身份对婚姻剩余没有影响，此时只有文化差异才有影响。这说明如果移民本身就具有合法身份，那么就会减少跨国通婚，不利于文化融合。
图12B、C显示了一名来自新欧盟国家27岁女性移民的婚姻剩余，她嫁给了不同年龄的本国男性或同样来自新欧盟国家的男性。可以发现，法律身份的影响可以等同于7年的年龄差距和六年的受教育程度。
（3）反事实估计
最后研究了两个反事实的政策。第一项政策允许所有移民合法入境，而第二项政策允许特定群体的移民进入该国。首先作者评估了如果赋予所有的移民法律身份，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变化，结果发现，虽然合法化身份的政策促进了移民进入本国，会导致跨国婚姻减少，不利于文化融合，也会产生比较严重和持久的代际影响，但同时也显著促进了生育率。
第二项政策是非洲移民的激增。下图结果显示，与男性移民相比，女性移民更有可能与意大利当地人结婚，也更有可能在自己同族结婚。而随着非洲群体规模的增加，结婚率下降，主要是因为与意大利当地人结婚的减少。与意大利当地人结婚的非洲女性的年龄差距更大，但是非洲男性通常会和比自己大的女性结婚。所以，移民的激增可能会导致单身的外国男性在融入东道国的社会和经济方面面临困难。
推文作者：程志宙，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邮箱：，研究方向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与国际贸易。如对推文内容感兴趣，欢迎通过邮箱交流探讨。
Abstract
We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 of legal status incentives on the marriage choices of natives and migrants. Access to legal status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immigrants intermarrying with natives by 40% and increases the hazard rate of separation for intermarriages by 20%. We develop and estimate a multidimensional equilibrium model of marriage, fertility, and separation, where individuals match on observed and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Allowing for trade-offs between cultural distance, legal status, and other socioeconomic spousal characteristics, we quantify the role of legal status and the strength of cultural preferences and evaluate 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granting legal status to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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