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豆包AI生成

原文信息：

Flinn, C. J., Todd, P. E., & Zhang, W. (2018). Personality traits,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and the gender wage gap.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09, 191-220.

01

引言

要全面理解性别工资差距，必须超越仅关注个人层面的人力资本和市场歧视的传统分析框架。作者认为，性别工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家庭这一“黑箱”中形成的。在家庭内部，夫妻双方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又深受各自人格特质的影响——直接塑造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决策，并最终体现在可观测的工资水平上。

作者通过一个双重渠道的机制来阐释这一过程。渠道一（直接市场效应）： 人格特质如同教育和经验一样，在劳动力市场上被直接“定价”，影响着个体的潜在工资报价（offered wage）。渠道二（间接家庭效应）： 人格特质决定了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即模型中的“帕累托权重”（Pareto weight），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家庭是采取合作模式还是非合作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的选择，最终塑造了夫妻双方在市场工作、家务劳动和休闲之间的时间分配。

作者发现：

1. 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来源，并非男性和女性在人格特质水平上的差异，而在于劳动力市场对同样特质给予的回报（即“价格”）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 家庭合作虽然是帕累托有效的，并且能够提升家庭整体的效用水平，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果是，它反而可能通过改变女性的劳动供给决策而扩大可观测的性别工资差距 。

3. 反事实模拟显示，如果市场对男女两性的各种特征（包括人格特质）给予相同的回报，那么样本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将不仅被完全消除，甚至会发生逆转。

理论框架

02

2.1. 偏好、生产与时间分配

家庭中的每个成员j（j=m代表男性，j=f代表女性）的效用来源于其自身的休闲时间（lj）和一个共享的家庭公共品（K）。其效用函数被设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其中，参数 λj 代表个体j对休闲的偏好强度；λj 越高，意味着相对于公共品，该个体更偏好休闲。模型允许这些偏好在个体间存在异质性。家庭公共品 K 的生产结合了夫妻双方投入的家务时间（τm,τf）和家庭总货币资源（M）。其生产技术同样被设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其中，参数 δj 代表配偶j在家务劳动中的生产效率。家庭总收入 M 是夫妻双方劳动收入（wjhj）和非劳动收入（yj）的总和。

2.2. 家庭互动的二元性：合作与非合作模式

模型设定，家庭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决策单位，而是可以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之一。

非合作模式（纳什均衡）： 在此模式下，夫妻双方各自独立地、策略性地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并将对方的行为视为给定。这导致了一个纳什均衡的结果。由于夫妻任何一方都没有将自己的劳动（无论是市场工作还是家务）通过增加公共品 K 而给对方带来的正外部性内化，这种均衡通常是帕累托无效率的。

合作模式（帕累托有效）： 在此模式下，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共同最大化一个联合福利函数，该函数是夫妻双方个体效用的加权和：W=αUm+(1−α)Uf。该模式下的解是帕累托有效的。其中，参数 α 为帕累托权重，它被建模为配偶人格特质、教育、认知能力和年龄的函数。

2.3. 内生化议价能力与模式选择

家庭最终采取何种互动模式并非预设，而是内生决定的。一个家庭会采取合作行为，当且仅当在合作模式下，夫妻双方各自获得的效用（Vj(PW)）都不低于他们在非合作的纳什均衡下所能获得的效用（Vj(NE) ）。

这一设定为帕累托权重 α 创造了一个“合作区间”。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家庭，都存在一个 α 的下限（低于该值，丈夫会选择不合作）和一个上限（高于该值，妻子会选择不合作）。只有当由他们的人格特质等因素决定的 α 值落在这个区间内时，家庭才会选择合作。

这一理论框架优雅地捕捉了一个深刻的观点：人格不仅仅关乎市场技能，更关乎社会互动的本质。一个“宜人”或“不宜人”的性格不再只是一个标签，它在一个个体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中，具有了可量化的影响力。该模型将家庭议价能力从一个抽象的概念，重塑为一个部分由稳定的、可测量的心理特质所决定的变量。

03 

实证分析

3.1. HILDA

作者使用了澳大利亚家庭收入与劳动力动态（HILDA）面板调查数据。这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集，结合了多种关键变量。

关键变量： (1) 在多个调查年份测量的大五人格特质（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2) 一个综合的认知能力得分；(3) 详细的劳动力市场结果（收入、工时）；以及(4) 关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使用数据。

样本筛选：最终的估计样本包含了1,443个完整家庭，这些家庭的户主年龄在30-50岁之间，并且家中没有8岁以下的子女（移除育儿对女性时间分配的压倒性影响）。

3.2. 模拟矩估计法（MSM）

由于模型中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性偏误以及内生的合作模式选择，使得该模型过于复杂，无法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甚至最大似然估计等标准方法进行估计。

因此，作者采用了模拟矩估计法（Method of Simulated Moments, MSM）。其基本逻辑如下：(1) 首先为模型选择一组初始参数值；(2) 对于数据中的每一个家庭，利用这组参数，通过从设定的不可观测偏好/生产率参数和工资冲击的分布中进行多次随机抽样，来模拟该家庭的决策（如工作时长、家务时间等）；(3) 从这些模拟数据中计算出一系列汇总统计量（即“矩”），例如，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的平均工资，或高尽责性男性的就业率；(4) 将这些模拟出的矩与从真实的HILDA数据中计算出的相同矩进行比较；(5) 调整模型参数，并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模拟矩与真实矩之间的差距最小化。

在估计过程中，作者共匹配了85个矩，包括就业率、平均工作/家务时长、平均工资等，并且这些矩通常是基于教育水平和人格特质主成分的条件矩。

研究发现

04

4.1. 直接市场效应：人格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

表7展示了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从表7的“Log wage equation”部分可以看出：

对男性而言，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对工资报价有显著的正向回报（0.0504），而宜人性（Agreeableness） 则带来显著的负向惩罚（−0.0446）。

对女性而言，虽然单个特质的系数不具备统计显著性，但联合检验（F-test）表明，作为一个整体，人格特质对她们的工资报价有显著影响。

认知能力对两性的工资都有正向回报，但对男性的回报（0.1230）几乎是女性（0.0610）的两倍。

4.2. 间接家庭效应：人格作为家庭议价能力的决定因素

从表7的“Pareto weight”部分可以看出，人格特质是决定帕累托权重 α 的强大因素：

宜人性（Agreeableness） 对男性（−0.3630）和女性（−0.2739）自身的议价能力都有强烈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一个宜人性更高的人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更小。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的影响则呈现出非对称性：它会降低男性的议价能力（−0.0776），但会增加女性的议价能力（0.1393）。

这些发现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男性宜人性的双重惩罚”。一个宜人性高的男性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收入更低（直接效应），同时在家中的议价能力也更弱（间接效应）。这清晰地展示了单一性格特质如何通过市场和家庭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渠道，产生复合的负面经济后果。

4.3. 性别工资差距

表14展示了不同因素对总差距的贡献，而表15则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进一步区分了由特征水平差异（“禀赋”）和由市场回报差异（“价格”或“系数”）所导致的部分。

核心结论： 性别工资差距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对男女两性特征的不同估值（系数差异）驱动的，而非两性在这些特征水平上的差异本身 。

仅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 这一项的市场回报差异，就使得潜在工资差距扩大了惊人的25.06个百分点。这几乎完全是一个“系数”效应，因为男女在该特质的平均水平上几乎没有差异。它表明，尽管样本中的男性和女性平均而言具有相似的情绪稳定性，但劳动力市场对男性的这一特质给予了巨大的溢价，而对女性则没有。这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深层次偏见的证据：在男性身上，“冷静”或“稳重”被视为领导力，而在女性身上，同样的特质则被认为是理所应当或被忽视。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 的回报差异使差距扩大了13.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宜人性（Agreeableness） 的回报差异则使差距缩小了15.73个百分点。

05 

反事实模拟

情景一（普遍合作）：表16显示， 如果强制所有家庭都采取合作模式，性别工资差距将从15.2%扩大到21.5%。虽然男性和女性都会增加工作时间，但女性的劳动供给增加得更为显著，这可能会拉低她们的平均接受工资。

情景二（随机匹配）： 表17显示，如果夫妻在人格特质上的匹配是随机的（而非现实中观察到的正向“门当户对”或同类婚配），家庭合作的比例将会下降，而性别工资差距则会缩小至13.4% 。

情景三（薪酬机会均等）：表18显示， 如果女性的特征（包括人格特质）能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市场回报（即使用男性的工资方程来计算女性的工资），性别工资差距将不仅仅是消失，而是会逆转为-2.45%，意味着女性的平均工资将高于男性。

总结

06

该论文将可测量的心理学特质（人格）整合进一个家庭经济学的结构性模型中，发现全部的性别工资差距都可以由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特征的差异化定价来解释。其政策启示是明确的：相关政策干预的重点，应更多地放在解决市场对女性技能和特质的偏见性估值上，而不是试图改变女性自身的“技能”或“选择”。

 Abstract 

A model of how personality traits affect household tim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s and wages is developed and estimated. In the model, households choose between two behavioral modes: cooperative or noncooperative. Spouses receive wage offers and allocate time to supplying labor market hours and to producing a public good. Personality traits, measured by the so-called Big Five traits, can affect household bargaining weights and wage offers. Model parameters are estimated by Simulated Method of Moments using the 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r Dynamics in Australia (HILDA) data. Personality traits are found to b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bargaining weights and of wage offers and to have substanti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s of gender wage disparities.

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