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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Chen Y, Liu Y, Wei H.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ome-Buying Restriction in Chin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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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期的市场调控政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国务院在2010年4月17日发布了限购政策，要求房价过高且上涨迅速的城市对家庭购房数量设限，并将户籍作为购房资格的条件。作为对中央政策的回应，北京市在2010年4月30日发布了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定无论现有房屋数量如何，每个家庭最多只能再购买一套房屋。到2010年底，共有17个城市发布了类似的限购措施。2011年初，国务院进一步收紧了购房限制，要求本地家庭（至少一名家庭成员拥有当地户籍）若已有两套或以上住房，或非本地家庭（没有家庭成员拥有当地户籍）已有一套或以上住房，则不得在同一城市购买新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最初的17个城市和另外29个城市陆续响应了这一政策，实施了相同的限购措施。至此，共有46个城市实施了限购政策，这些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及其他房价过高的主要城市。

限购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将已婚夫妇视为一个家庭单位，并规定每个家庭最多可购买两套房产，但是并没有落脚到个人层面。在预期房价还是会继续上涨的预期下，这一规定促使一些家庭为了规避限购，通过“假离婚”来获得额外的购房资格。本质上，限购政策将已婚夫妇视为一个家庭单位，并将两处房产设置为每个家庭可购买的最大数量。这促使一些夫妇因预期房价持续上涨而表面离婚，导致一方最终没有自己名下的财产，从而获得额外的购房资格。假设A家庭有100万元人民币和两个或更多的现有房屋。那么，根据的政策，如果这对夫妇仍然已婚，他们就没有资格购买更多的房子，他们可以在银行存钱以获得定期存款利息（即3.5%的年回报率）。但是，这个家庭夫妇离婚后获得购房报价，他们可以额外购买房子，这项投资的年回报率分别为8.2%和13.7%，这两者都远远高于夫妇保持婚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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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识别策略

为了估计住房限购政策（HBR）对婚姻状况的因果影响，研究采用了双重差分法。为了应对由于不同城市在不同时间实施HBR政策而可能导致的异质性问题，研究采用了Sun和Abraham（2021）提出的DID估计方法，这种方法对处理效应的异质性更具稳健性，基本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y_it是城市i在年份t的婚姻状况变量（如离婚率或复婚率）；HBR_it是一个二元变量，表示城市i在年份t是否实施了住房限购政策；X_it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的经济和人口特征；μ_i和φ_t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ω_JT表示省份-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省级层面上的年份特定的冲击；S_if(t)表示选定的HBR城市标准（如预处理期间的平均房价及其增长率和2005年15-21岁年龄段的性别比例）与时间三次多项式函数的交互项，用以灵活控制这些选择标准随时间变化引起的趋势；ε_it是误差项。

（二）变量构造

1.限购政策：通过检索各城市发布的官方文件手动收集了这一数据，并创建了一个表示是否实施HBR的虚拟变量，以及一个表示各城市住房限购数量的变量，以进一步测试假离婚行为。2.婚姻变量。离婚率定义为城市每千人中的离婚人数。为了识别假离婚，研究还使用了复婚率作为因变量，即每千人中再婚同一人的人数。

（二）事件研究法

为了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本文构建了事件研究法模型进行估计：

在图中展示了在HBR政策实施前，被处理城市和控制城市没有差异趋势，在政策执行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处理城市的离婚率不连续地显著增加。复婚率结果类似，婚姻恢复率的显著增加只有在HBR政策实施后才开始。

（三）谁在假离婚？

在识别具体的政策响应者之前，研究者首先使用普查数据计算的总离婚率作为因变量，重复了基础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使用普查数据计算的离婚率与之前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HBR政策对离婚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发现40岁以上、没有孩子、缺乏大学教育、财富水平较高的群体，更有可能采取假离婚措施。

（四）福利效应评估

效率评估：住房限购政策是一种数量控制政策，通过限制购房资格来干预房地产市场，必然会降低市场效率。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作者使用了一个简化的部分均衡模型，假设短期内住房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初始情况下（HBR政策实施前），市场在点E₀达到均衡，住房价格为P₀，住房数量为Q^noHBR。HBR政策实施后，住房需求被强制减少到Q^HBR，供给保持不变，这导致住房价格从上升到P₁。政策所造成的总效率损失（Deadweight Loss, DWL）可以用A和B两个区域表示。假离婚行为允许一些家庭规避政策限制，相当于增加了市场的住房配额ΔQ，使实际的均衡数量从Q^HBR移动到Q*，实际均衡价格为P*。由于假离婚的存在，政策引发的市场效率损失减少到区域A，而区域B可以视为假离婚行为所带来的福利增益。通过估算住房需求曲线及相关参数，作者量化了这些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每个实施HBR政策的城市每年大约有298.1亿人民币的总效率损失，而假离婚行为每年可以减少552.6百万人民币的损失，相当于总效率损失的3.711%。

公平评估：

家庭内部不平等。假离婚行为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将现有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夫妻中的一方，引发了家庭内部（尤其是性别方面的）财富不平等问题。作者使用CFPS中关于住房产权所有人是男方还是女方的相关记录，本文发现在实施限购政策后，女性拥有现有房屋的概率显着增加，而男性拥有现有房屋的概率显着下降。这表明女性保留现有房屋，以补偿假离婚活动所涉及的高风险和家庭内部财富不平等的潜在减少。

家庭间不平等。假离婚行为主要在较富裕的家庭中发生，因为这些家庭更有能力支付多余的购房首付款，并且能够通过增加房产数量来进一步积累财富。较贫穷的家庭由于资源有限，往往无法通过这种策略性行为获益，这使得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等加剧。利用CHFS的数据，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基尼系数从 2011 年的 0.735 增加到 2015 年的 0.887，不平等加剧。

婚姻信任：上文表明限购政策增加了离婚纠纷，那么限购政策破坏了人们对婚姻亲密和家庭和谐的信任？利用CFPS的相关数据，结果显示，限购政策确实降低了人们对婚姻亲密和家庭和谐的重要性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