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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锡、铜和贸易

公元前四千年的一项重要创新是发现了铜和锡可以结合成一种合金，这种合金比当时已知的任何其他金属都更坚硬、更耐用。它使我们的祖先能够制造出使粮食生产更有效率的工具和使战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武器。

与青铜的使用相关的技术进步意味着确保稳定的供应成为核心。然而，铜，尤其是锡是稀有商品。这两种金属的已知矿藏往往位于地理位置遥远的地区。这就需要建立复杂的贸易网络，并导致金属采矿地与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的远距离贸易激增。位于这些贸易走廊沿线的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经济上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这种贸易征税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在不容易绕过的 “瓶颈 ”地区。作者认为，正是在这些 “瓶颈 ”地区出现了新的贸易税收精英，导致了城市和国家的崛起。

后来成为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青铜时代之前，亚述只是美索不达米亚最贫瘠地区的一个小定居点。然而，随着青铜的发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亚述迅速发展成为该地区霸主帝国的首都。它位于西面的安纳托利亚和东面的锡矿区之间，安纳托利亚土地肥沃，人口密度相对较高。亚述人处于供需双方的中心位置，是重要的中间人。亚述酋长沿着连接亚述和小安纳托利亚城邦的贸易路线建立了一系列贸易殖民地。这些贸易驿站复制了亚述的法律和金融机构，在促进安纳托利亚城邦的经济、制度和人口发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们对安纳托利亚的当地精英的崛起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精英既保证保护过往的商队，又维护道路和桥梁，以换取过境贸易的通行费和税收。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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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过境金属贸易对城市革命兴起的因果影响，作者收集了青铜时代旧世界的大量数据。由于目前还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全球数据库，可以连贯地衡量城市革命的不同定义方面：国家的出现、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大型定居点的激增。因此，作者的策略是采用许多不同的数据集和不同识别策略来进行交叉检验。

第一部分着重于大城市的出现。作者使用两个现成的数据集来捕捉城市住区随时间的演变:Reba, Reitsma和Seto(2016)和Klein Goldewijk, Beusen和Janssen(2010)提供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以来城市位置和城市人口的数据。但使用这些数据的局限性在于：数据的横断面性质不能排除可能导致2SLS结果的潜在遗漏的地理因素；此外，城市的出现仅仅代表了城市革命的一个方面，未能囊括其他关键方面，如社会经济差距的升级和等级复杂性。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使用了两个额外的数据源，它们报告了旧大陆放射性碳年代考古遗址的位置，这可能表明了社会和政治等级。第一个是最相关的考古遗址的历史地图集(世界考古地图集，Bahn, 2000)，第二个是古代历史的地名辞典(Pleiades Project, Bagnall, 2022)。这类面板数据可以实施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理论，但作者也承认它们偏向于欧洲、中东和地中海非洲。出于这个原因，作者还使用了中国和欧洲的区域数据作了单独的分析。

另外，作者还利用考古文物重建史前时期的贸易流：将考古文物信息汇总到网格单元对级别，分别给出了在网格单元j中挖掘的文物数量和在网格单元i中生产的青铜时代和青铜时代之前的文物数量。此外，作者还收集了耕地和生产用地、青铜时代金属采矿遗址以及锡和铜矿实际位置等数据。作者也构建了一系列额外的网格单元级地理特征，如海岸线和通航河流的信息、海拔、温度、降水、生长季节长度、疟疾适宜性、生物群落和天然港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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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贸易网络中的过境区域

为了确定了青铜时代金属贸易网络中的中转区域，作者使用了“道路结”的概念:由自然地形和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的一系列路线相交的通道。具体来说，作者利用自然地形和古代双边贸易关系的数据，估算了青铜时代不同运输方式（例如陆路、河流、海岸）的相对运输成本。然后，他们绘制了将农业人口与金属资源连接起来的运输成本最低的路线。这些路线被称为“最低成本路径”。图 1 说明了农田和矿山的分布以及连接它们的最小成本路径：

金属过境贸易对城市革命出现的因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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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者使用如下方程在横截面数据中检验假设：。y_k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一个城市是否在青铜时代出现在网格单元k中。主要的自变量是T_K，并且使用逆双曲正弦(IHS)变换进行转换。作者还使用了D_K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回归。表1的结果直观表明城市往往出现在青铜时代的贸易走廊中，并且结论在各类标准误调整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2SLS估计结果表明存在因果关系。

表 1 中转贸易和青铜时代的城市（OLS和2SLS横截面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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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过境贸易促成城市革命兴起的机制

过境贸易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引发城市革命。作者认为，贸易征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他们首先通过测算每个网格单元的阻塞成本--贸易商绕过该单元所需的额外运输成本--来近似估算征收贸易税的精英阶层在每个网格单元所能获得的潜在税收。这个变量很直观：绕过一个区域的成本越高，贸易商就越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通过该区域。从本质上讲，这个变量确定了金属贸易网络中的瓶颈。接下来，作者将过境贸易指数和阻塞成本这两个变量同时纳入回归，发现只有后者能够一致地预测青铜器时代城市、定居点和考古遗址的兴起。这支持了可占有性（appropriability）理论：最早的等级复杂的社会和文明出现在当地精英可以从贸易商那里获取盈余的地区，因为他们在金属贸易网络中处于战略位置。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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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农田、矿山和城市革命考古遗址的分布数据，证明位于连接铜矿和锡矿与肥沃土地的重要贸易走廊沿线的地方更有可能经历城市革命，而这很可能是通过对过境贸易商征税而培育出的新精英阶层的结果。

推文作者：魏宇辰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our ancestors witnessed a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 progressing from simple agrarian villages to complex urban civilizations. In regions as far apart as the Nile Valley, Mesopotamia,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us Valley, the first states appeared together with writing, cities with populations exceeding 10,000, and unprecedente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The cause of this “Urban Revolution” remains unclear. We present new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the discovery of bronze and the ensuing long-distance trade played a crucial role. Using novel panel data and 2SLS techniques, we demonstrate that trade corridors linking metal mines to fertile lands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the Urban Revolution. We propose that transit bottlenecks facilitat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axing elite. We formally test this appropriability theory and provide several case studies i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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