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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Daniel Borbely, Ross Mckenzie. Forced migration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postwar Hunga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71,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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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强迫移民通常涉及族裔或宗教的少数群体,他们往往因为政治和经济动机被驱逐。大量文献研究了强迫移民对移民接受地和移民本身的经济后果。然而,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被迫移民如何影响被驱逐出境的移民流出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在本文中,作者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被驱逐出匈牙利这样一个历史自然实验来检验这些影响。
匈牙利的德裔少数民族(也被称为“Swabians”)在匈牙利已经居住了数个世纪,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身份。到了20世纪初,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匈牙利社会同化,具有共同的民族或“匈牙利”身份,通常与德国身份共存(或取代)。二战后的匈牙利政府以政治和经济动机为驱逐德裔少数民族辩护。首先,驱逐被宣传为一种让德国少数民族为匈牙利战时与纳粹德国结盟负责的方式。其次,由于周边国家有大量匈牙利难民,因此协约国政府鼓励人口交换。最后,在匈牙利,战后的共产主义政府用没收德国家庭的土地和财产来奖励他们的支持者,从而提高特定“本土”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德国人被不同的定居者群体(要么是难民,要么是国内定居者)所取代。历史资料清楚地表明,驱逐和随后的重新安置对当地经济和社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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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匈牙利的德国少数族裔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德国人居住在匈牙利领土上。在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王国的占领结束后,三位哈布斯堡皇帝推动了有组织的移民,以补充人口稀少地区的劳动力。大多数移民来自周围的哈布斯堡和德国领土,这增加了匈牙利的日耳曼人的比例。在18世纪,德国人通过三次大的移民浪潮到这里。德国移民大多(虽然不是全部)进入了奥斯曼帝国以前占领的地区,那里近150年的占领留下了独特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当德国移民进入这些地区时,他们使用现代农业工具来帮助振兴当地经济,同时也为当地社区引入了技术、社会和法律创新,还在以前未使用的土地上建立了农业生产,并在农业区附近建立了新的定居点。
在19世纪,德国社区在空间上(见图1)和职业方面的同化都有所增加。当时德国的继承习俗规定,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家庭土地,这使得其他的孩子需要在附近的村庄建立土地或商业,或搬到更大的城镇或城市参加参加工作。在19世纪后期,这种多民族社区的田园诗般的存在状态被匈牙利当局的强制同化所打断,他们要求少数民族使用匈牙利语,并将其作为学校教学的主要语言强制(和自愿)同化。图1绘制了驱逐前德国人在匈牙利的空间分布。
2.2 二战后对德国人的驱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近5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6%)德国人生活在匈牙利,在前一次(1941年)人口普查中,有303,000名公民称自己是德国“国籍”。1944年,军队在匈牙利境内推进时开始了对德国人的驱逐。1944年12月22日,匈牙利地方当局根据红军领导层的命令,“全面动员”德裔匈牙利人从事强迫劳动。官方对这一行为解释为因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的行为而对所有德国人作出“集体惩罚”。而实际上,驱逐的根本目的是为来自周边国家的匈牙利族裔难民和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的国内定居者“腾出空间”。到1945年底,战后临时匈牙利议会通过了驱逐近50万德国少数民族公民的法案。被驱逐的人:他们声称自己属于德国少数民族或者在1941年的人口普查中称德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在战争年代改名为德国姓氏;他们是德国人民联盟或德国军事组织的成员。
从1947年开始,来自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压力,匈牙利停止了对德国少数民族的驱逐。从开始到最后总共有约23万人(46%)被驱逐。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被匈牙利当局剥夺了大部分土地和财产,并被迫分散到全国各地。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是至少有10,000名德国人“逃回”匈牙利,但这些人受到匈牙利当局的严厉对待,受到迫害和监禁,并且无法恢复他们以前的社会地位。
2.3 安置过程
强迫移徙的主要目的是为参与两次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人腾出空间,一次来自匈牙利边境,另一次来自匈牙利境内。首先,驱逐德国人有助于腾出土地,从周边国家(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遣返匈牙利族难民(他们本身也是被迫移民)。匈牙利从周边国家接收了大约9万名难民,其中大约一半难民搬进了从德国家庭没收的财产。其次,除了为难民提供住房外,1945年的土地改革也需要释放土地和财产,因此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战后,匈牙利议会中强大的派系,如国家农民党或独立小农党看到了一个机会,将土地从德国农民手中重新分配给他们的“本土”支持者。土地改革使得匈牙利境内重新安置大约18万人,这些国内定居者大多搬进了德国家庭“留下”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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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框架
被迫移民可以通过多种直接和间接渠道,在短期和长期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一个直接影响是,强迫移民可能造成巨大的负面人口冲击,由于受影响的城镇没有完全重新安置,人口密度会机械地下降。然而,从长期来看,受影响的城镇是否会恢复到驱逐前的平衡,或者被迫迁移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导致当地经济达到新的平衡这一点并不明显。
驱逐导致了最初的大规模负面人口冲击,特别是在德国人占当地居民多数的地区。然而,后期大部分是重新安置过程,对德国人的驱逐主要基于对其土地和财产的需求,这意味着被驱逐者很快被定居者几乎是一对一的取代,财产权也从德国人转移到定居者手中。
此外,定居者和难民群体取代德国人可能导致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变化。这可能是由于德国人与移民群体的技能构成差异导致当地技能份额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移民群体对特定部门的依赖程度较低。在消极的情况下,如果定居者不擅长当地的生产技术,或者定居者擅长的生产技术不能被他们的新地区采用,那么当地技能份额的变化就会造成不匹配。因此,定居者可能滥用当地土地,降低农业生产力,或滥用当地实物资本,导致其贬值和对当地制造业基础的侵蚀。此外,如果移民的技能不如被他们取代的德国人,他们可能会在准入门槛较低的部门寻找工作,比如农业的体力劳动。这种本地劳动力(或技能)冲击可能导致永久的锁定效应,导致整个区域经济的持续变化。
另一方面,果移民进入比现在或以前的居民更有生产力的部门,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如果他们在低生产率部门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这仍然可能导致负面影响,当替代人口的技能较低时,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
最后,驱逐和同时安置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对社区的冲击。由于现有的社区联系断裂,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可能受到不利影响。例如,当地冲突的增加可能会迫使长期居民或定居者离开城镇,低信任的环境可能导致当地人之间的交易和合同减少,从而减少经济活动。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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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迫迁移强度数据。通过1941年的人口普查,可以获得关于被迫迁移前每个城镇的德国人人数的资料。首先,作者使用1949年人口普查中每个城镇的德国人数量数据。然而,这些数据很可能低估了德国人的真实人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利用了匈牙利当局汇编的关于驱逐出境的登记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了每个城镇中被驱逐出境、在战争中被杀害、或被俘虏并最终被关进战俘营的德国人的数量(根据194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进行追踪)。通过从194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减去这些数字,对驱逐出境后每个城镇的德国人数量得到一个更现实的估计。
2.关于经济状况的数据。作者使用许多不同的数据来源来衡量强迫移民对各种经济结果的影响。首先,作者从1941年、1949年、1970年、1980年、1990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收集乡镇层面的就业率、劳动力密度和当地居民在不同部门就业的比例数据,用于检查被迫移徙后当地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其次,作者使用了1920年至1990年的乡镇人口密度普查数据,这些数据以(大致)十年的间隔整理,与每次人口普查相对应。
3.关于协变量的数据。作者整理了一些关键的人口变量和乡镇级汇总数据,将其用作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使用1941年的人口普查来收集每个城镇的人口构成数据,以及当地劳动力市场特征。作者还收集了各种乡级地理变量的信息,即适合种植主要作物的面积,到湖泊的距离,到火车站的距离(迁移前),到河流的距离,年平均温度,以及乡镇坐标,以更直接地控制位置特定的影响距离数据使用QGIS中的(当前)乡镇质心坐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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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作者使用驱逐出境登记处的数据,来计算每个乡镇战前和战后德国人数量之间的人口调整差异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构建为:
其中,乡镇i的迁移强度为FM。较大的正数表示较高的被迫迁移强度。
5.1 对人口密度的影响
作者首先分析少数民族被迫迁移对受影响城镇人口密度的影响。人口密度通过将乡镇人口除以其总面积(以平方公里为单位)来测量。双向固定效应(TWFE)回归模型为:
其中主要的系数是γ,它衡量了被迫迁移强度带来的影响,Post在驱逐出境后的年份取值为1。文中除了乡镇固定效应外还添加了每个县与年份的交乘相,以控制区域的时变冲击。标准误聚类到乡镇层面。
研究结果表明,强迫迁移对原籍乡的人口密度有持续的负面影响。结果表明,36.5%的乡镇人口密度降低与强迫迁移有关,效应大小对应于强迫迁移强度从0(战前没有德国居民或没有德国居民被驱逐)到1(所有德国居民在只有德国居民的城镇被驱逐)。
从1920年到1990年的较长样本期使本文能够检查在高和低强迫迁移强度城镇的人口密度是否存在前趋势。图2的面板(a)显示了前10%强迫迁移的乡镇和没有强迫迁移的乡镇(乡镇样本中强迫迁移的中位数为零)人口密度(对数)的时间趋势。可以明显看出,在驱逐出境之前,这两组城镇的人口密度基本上是平行的,在随后的20年里出现了差别,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显著为负。
图2面板(b)中的事件研究规范中,使用了最苛刻的包括乡镇和地区年固定效应。图2中的结果证实了对人口密度的强烈负面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是长久持续的。前期的点估计值接近于零且不显著,这表明结果并不是基于高迁移率和低迁移率城镇之间预先存在的趋势差异。总的来说,本节的结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被迫迁移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巨大变化。
5.2 机制
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战后对德国少数民族的驱逐对乡镇一级的人口密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经济活动水平持续降低,经济发展减缓。在接下来作者试图进一步理清经济影响,并探索这些变化实现的合理机制。剩余部分主要使用移民后截面的的经济数据,并估计两个阶段的规格。控制变量包括1941年的事前经济变量和乡镇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因素,具体的回归模型的形式为:
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变化
被迫迁移和随后的重新安置可以通过改变当地劳动力的组成和乡镇一级工人和技能的可用性来直接影响当地经济。这些影响反过来又可以成为对人口密度的影响的重要渠道,因为它们可以使当地经济或多或少地吸引人们留在或迁入。作者主要关注在不同行业(农业、制造业、贸易和“其他”行业)就业的当地工人的比例,以及每个乡镇地区的工人比例(劳动力密度)。作者使用1949年、1970年、1980年、1990年和2011年人口普查波的数据进行估计。
表3中的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农业份额有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短期内,这些影响特别显著。被迫迁移对当地劳动力中农业工人的比例有很大的积极影响,对制造业工人的比例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尽管后者并不显著。虽然在移民后的几十年里,对劳动力密度的负面影响是一致的,但到1980年,就业效应似乎出现了逆转——这可能只是由于当地人口持续减少的机械效应。研究结果还表明,制造业和贸易受到了较小的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仅在某些规格下显著——尽管如此,农业就业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以牺牲这些部门为代价的。表明当地劳动力市场构成在被迫移民的影响下发生了持久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了乡镇之间经济活动的差异。
通过有组织的重新安置过程,德国家庭被国内定居者和来自周边国家的难民所取代。移民人口可能与被驱逐的德国人在许多重要的边缘上有所不同,因此,重新安置过程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核心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强迫移民的总体影响得以实现。此外,在与重新安置有关的机制内,根据取代德国人的移民人口特征,会存在一定的异质性。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介绍,可以阅读原文继续了解。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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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移徙不仅会影响接收国人口并改变移徙者本身的生活经历,而且还会导致派遣国经济发生永久性变化。在本文中,作者使用历史和当代数据来检查战后匈牙利对德国少数民族驱逐的的经济影响。发现被迫迁移对受影响乡镇的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并导致当地经济的技能构成和行业专业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受强迫移民影响的乡镇越来越专门从事农业活动,这可能是由被驱逐的德国居民和取代他们的定居者之间的技能差异所驱动的。
本文的研究为被迫移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这一问题继续影响着全世界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强迫移民可能对原产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即使(或特别是)在出于再分配目标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取代被迫移民的有组织的(和集中的)重新安置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就经济发展而言,即使是那些特别打算从被迫移民中受益的地区,最终也可能会变得更糟。考虑到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的创伤和改变生活的经历,这种见解表明,强迫移民不仅在伦理和道德上应受到谴责,而且从经济角度来看也不是一项明智的政策。
推文作者:陈劲祥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orced migration on sending economies using the post-WW2 expulsion of German minorities from Hungary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We combin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ata sources to show that the forced migrations led to lasting reductions in economic activity. Plausible mechanisms driving this result appear to be sectoral change (shift towards agriculture) and skills differences between Germans and the settlers that replaced them.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forced migration can cause lasting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sending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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