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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独乐园图》,右图为《梧竹书堂图》,作者均为仇英(明)

原文信息:

Fang T, Lin C, Tang X. Where did the time go? The effects of China's two-day weekend policy on labor supply, household work, and wag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3: 102107

01

写在前面

如果每周多一天假期,你会用来“内卷”还是“躺平”?本文利用1993—200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研究了1995年中国双休日政策(该政策将每周工作日从六天改为五天)对工资、工作与家务劳动影响。结果发现,对受政策影响的劳动者其每周工作与家务劳动时间显著减少;而从事第二份工作可能性却增加了14%,带来每月实际工资增加约30%。

已有研究表明,面对更多的可支配时间,美国和欧洲劳动者对“搞钱”热情不高,更倾向于将空闲时间分配给如陪伴、照料家人等家庭活动,以此来提高其幸福感和工作效率。与之对应的,本文发现在面临类似选择时,中国的劳动者却更倾向于减少家务劳动时间,并进一步寻找兼职机会赚钱。

总体上,本研究以有趣的视角展现了中西文化中对于可支配时间的态度差异,一边是躺平才有力气工作,一边是“搞钱”更有动力上班。不由感叹,勤劳致富也许是刻在每位中国人民基因里的文化印记。二十多年过去,在当下大环境中面临劳动与休闲决策时,我们会有新的选择吗?

研究背景

0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施六天工作制政策——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8~10小时。然而由于高强度工作制度,企业员工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在工作中看报纸、聊天、擅自离开岗位等成为普遍现象进而带来工作效率低下。同时,由于中国于1993年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数百万人下岗,还面临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国际接轨的改革需求,中国于1995年5月1日开始实施双休日政策(每周工作5天共计40小时)以促进消费并刺激经济增长。

03 

理论分析

在理论分析部分,研究考虑了社会两类部门:私营和公共部门。其中私营部门工作者可以自行决定其劳动力供应,而公共部门劳动力供应是固定且由劳动法决定。

(1)私营部门

在私营部门,劳动者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加班。若实际工作时间h1p大于规定时间ℏ,则加班时间为h1p-ℏ。Wp为小时工资率,Φ表示加班费程度。其偏好可表示为:

其中c1p表示纯消费,如去餐馆吃饭、买衣服等;c2p表示家庭生产消费,如在家做饭等,或第二份工作收入的消费;H为总时间禀赋。为了简化模型,研究只考虑c2p的享受即第二份工作收入的消费。因此h2pr是第二份工作收入,并将小时工资率简化为1,该收入用于消费c2p。

将c1p与c2p函数带入效用函数U,并根据h1p和h2p求效用函数U一阶最大化条件。

由于受双休政策影响的法定工作时间ℏ会同时影响h1p、c1p等。因此,作者又依次从数理角度论证其作用结果。

例如,将h1p*带入原c1p函数,可以发现随着ℏ减小,对于给定wp与c1p会增加,因为私营部门劳动者可能获得更多的加班费,这也意味着私营部门劳动力成本在双休政策实施后增加。而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雇主可能会降低工资率wp或实际工作时间,从而对c1p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该政策的总体效果暂不明确需进一步验证。

(2)公共部门

在公共部门的劳动者,需要根据劳动法来决定工作时间。其工资按月固定工资支付,即使政策实施后周末从一天延长到两天,工资仍然保持不变。与私营部门类似,公共部门劳动者偏好如下:

同样地,对公共部门劳动者效用函数进行类似分析,以h2s*为例,通过分析推导发现ℏ减小会带来h2s增大,即劳动者会把时间更多在家庭生产活动或第二份工作上。

综上,通过对私营与公共部门劳动者分析发现,随着工作时间减少,私营和公共部门劳动力供应都会下降,若劳动者对第二份工作收入给予较高权重,在工作日减少后会在第二份工作上花费更多时间。

实证策略与主要结果

04

(1)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1995年中国双休政策影响,作者基于CHNS在1993年、1997年和2000年的调查数据,并将样本限制在16~60岁之间工作时间非负的个体,工资数据根据通货膨胀和各省生活成本差异进行调整。同时,删除任何关键变量如每周工作时间等存在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2539个观测值。

(2)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DID模型检验双休政策的影响。将处理组定义为受雇于他人(个人在1993年主要职业为公共部门的长期雇员),工作时间会受到双休政策影响,记为Treati=1。将对照组设置为个体在1993年主要职业是自营职业者、有雇员的业主经理或没有雇员的独立经营者,不受该政策影响记为0。类似地,将政策Postt也定义为二元变量,在双休政策之前(t<1995)期间等于0,在政策之后(t≥1995)为1。

其中Yit表示个人i在t年的劳动力供应和家务工作,或用每周工作时间、劳动者是否有第二份工作以及每周花在家庭生产活动分钟数的对数来衡量。Xit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同时研究还控制了个体、省份固定效应,逐年固定效应省份线性时间趋势Trendt。Treati与Postt的交互项的系数反映了双休政策对劳动力供给、家庭工作和工资的影响。

(3)实证结果

A 对家务劳动和从事第二份工作影响

表2(1)列中控制了个体、省份固定效应,(2)列还包括逐年固定效应,(3)列进一步控制了省份的线性时间趋势。A组展示了双休政策对每周工作时间影响,结果发现政策显著减少每周工作时间3.9~4.3小时。

基于此,作者继续探索在中国背景下,劳动者更有可能将减少的工作时间用于从事第二份工作还是花时间在家务劳动上。B组和C组分别报告了工作时间减少对劳动者从事第二份工作和家庭生产影响。与自营职业者相比,受雇于他人的劳动者在双休政策实施后从事第二份工作的可能性高出14%~15%。相比之下,个人每周家务时间减少了约294~319分钟。这可能说明双休政策鼓励中国劳动者利用周六空余时间从事第二份工作,而不是参与更多家庭生产活动。

B 对不同家务劳动影响

前文验证了双休政策导致劳动者减少花在家务劳动时间。因此,作者按家务劳动类别(购买食物、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和照料孩子)进一步检查家务劳动时间减少的具体情况。表3结果显示,双休政策实施后,公共部门劳动者每周购买食物时间减少了约127~132分钟,做饭时间减少了144~153分钟,洗衣服时间减少了48~50分钟,而花在打扫坊间时间增加了43~45分钟,负向影响小孩照料时间但不显著。

C 对工资水平影响

前文表明双休政策显著减少了劳动者工作时间。那么,其工资是否会因政策变化而受到影响?表4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公共部门劳动者工资相对于私营部门劳动者显著增加了30~31%。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双休政策有助于平衡劳动者工作与生活时间分配,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能与前期国企改革导致的大规模裁员有关。

D 性别视角下异质性影响

图2是关于双休政策对每周工作时间和从事第二份工作影响效果图。结果发现,政策实施后男性劳动者显著减少了3.5小时工作时间,工资大幅增长33%;女性劳动者也显著减少了5.5小时的工作时间,工资增长约30%。同时,双休政策会使男性从事第二份工作可能性增加17%,而对女性仅增加6%。

图3呈现了政策对于家庭生产活动影响估计——左侧显示男性结果,右侧显示女性结果。图中的范围条和水平线分别是90%和95%置信区间。结果发现,政策减少家庭生产活动时间在女性群体影响更明显,女性每周减少516分钟家务劳动时间远大于男性的178分钟。其中,女性每周购买食物时间减少了130分钟,准备食物的时间减少了250分钟,照顾儿童时间减少了55分钟,但增加了44分钟打扫房间时间。相比之下,男性每周购买食物的时间减少109分钟,照顾幼儿的时间减少24分钟。

05 

结论

本文基于双休政策,补充了关于工作时间减少对劳动力供给和家庭生产的影响以及从事第二份工作影响研究空白。结果发现双休政策虽然使得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间减少,但增加其从事第二份工作的可能性,并伴随着减少了花在家庭生产活动时间(但增加了原本不频繁的打扫房间劳动时间)。这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2000年左右中国劳动者对劳动收入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其他任务的重视程度。

同时,在中国打赢脱贫攻击战,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科技生产力提升带来外卖、网购等新型生活方式与远程工作、弹性工作时间等新兴工作模式发展背景下,中国劳动者在消费、休闲享受、家务活动等方面平衡是否被再一次打破重组?

推文作者:马钧巧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working time policy yields ambiguous results. The outcome depends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leisure, consumption, and wage-earning opportunities. Using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data over the 1993 –2000 period, we study the effects of China’s Two-Day Weekend Policy, which legislatively changed weekly working days from six to five in May 1995, on labor supply, household work, and w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inese policy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weekly work hours of affected workers by four hours,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a second job by 14 percentage points, decreased the time spent on household work, and increased their monthly real wages b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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