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的首府城市分布差异显著，有的位于繁华都市，有的则地处偏远。这种地理上的差异是否会对腐败产生影响？哈佛大学的Filipe R. Campante和巴黎政治学院的Quoc-Anh Do在他们的研究中，为我们揭示了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本文中，“孤立程度”被定义为首府城市与该州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具体而言，研究者通过计算州内各个人口点到首府城市的平均对数距离（AvgLogDistance）来量化这种孤立程度。这一指标不仅考虑了人口的分布情况，还通过对数转换来减少极端距离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反映首府与人口中心的相对隔离程度。例如，如果一个首府城市远离该州的主要人口聚集区，那么它的孤立程度就会更高。

研究发现，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不仅挑战了我们对腐败的传统认知，还为我们理解腐败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关系背后的机制。他们发现，当首府城市远离人口密集区时，媒体对州政治的报道量会显著减少，选民对州政治的了解和兴趣也会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和民众参与度的下降，使得政府官员更容易逃避监督，从而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此外，研究还发现，孤立的首府城市与州级竞选中更多的资金投入以及更差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关联。这些发现进一步揭示了首府城市孤立程度对腐败的深远影响。

1.关键变量定义

2.数据来源

3.识别策略——工具变量方法

在探讨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时，一个关键挑战在于首府城市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制度选择的结果，可能与腐败存在内生性关联。例如，较为腐败的州可能选择将首府设在更偏远的地方，或者腐败本身就可能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为了克服这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两个工具变量来识别首府孤立程度对腐败的因果影响。

(1)工具变量1：州地理中心的平均对数距离（CentroidAvgLogDistancenot）

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州地理中心（centroid）到各个人口点的平均对数距离。州地理中心是一个完全基于地理形状的客观位置，与人口分布无关。它本质上是一个“任意”的位置，一旦州的边界确定，地理中心本身不应直接影响任何相关结果。然而，历史记录表明，州首府的选址往往受到地理中心的影响，因为早期出于平等代表性的考虑，倾向于将首府设在相对中心的位置，尤其是在交通和通信成本较高的时代。因此，州地理中心的位置与首府城市的地理位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地理中心本身不会直接影响腐败水平，除非通过影响首府的孤立程度。

(2)工具变量2：基于土地适宜性的平均对数距离（SuitCentroidAvgLogDistancenot）

第二个工具变量结合了州地理中心的位置和土地适宜性分布。土地适宜性数据反映了土壤和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适宜程度，这些条件在早期对人口分布有重要影响，因为人们倾向于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定居。这种人口分布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持续到现代。因此，如果一个州的土地适宜性分布使得人口倾向于远离地理中心，那么首府城市（通常靠近地理中心）就会相对孤立。这个工具变量利用了土地适宜性分布的外生性，因为土地的自然条件与当前的腐败水平或其相关因素无关，除非通过影响首府的孤立程度。

在探讨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时，本文通过一系列详细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支持其研究假设。

表2描述了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水平之间的基本相关性。它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当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增加一个标准差时，腐败水平会相应增加约0.75个标准差。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影响腐败的因素（如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城市化程度等）后依然稳健。这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可能是影响腐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3进一步检验了表2中发现的关系是否稳健。它使用了不同的腐败衡量指标（如仅限于州级官员的腐败定罪数据和基于网络搜索的腐败提及数据）以及其他孤立程度的衡量方式（如未调整和调整后的平均距离）。这些检验结果表明，无论采用何种衡量方式，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存在。这进一步证实了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对腐败水平的显著影响。

表4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以验证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是否真的是影响腐败水平的关键因素。它使用了其他可能与腐败无关的变量（如最大城市的孤立程度和毒品案件数量）作为对照。结果表明，这些“安慰剂”变量与腐败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从而排除了其他潜在因素的干扰，进一步支持了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5采用了工具变量法（2SLS）来解决首府城市孤立程度的内生性问题。它使用了州地理中心的平均对数距离和基于土地适宜性的平均对数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即使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对腐败水平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这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可能是导致腐败水平上升的一个因果因素。

接下来，本文进行机制分析。本文认为，政治问责是主要机制：即，在孤立程度更高的州，拥有更少的媒体关注，同时民众对于政治关心较低，这促使了政府的腐败。表6探讨了报纸对州政治的报道量与读者分布之间的关系。它表明，当报纸的读者主要集中在首府城市附近时，报纸对州政治的报道量显著增加。这一结果支持了媒体监督在问责机制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可能削弱媒体对州政治的监督作用。

表7进一步分析了媒体覆盖与首府城市孤立程度之间的关系。它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越高，媒体对州政治的报道量越低。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可能通过削弱媒体监督来促进腐败的发生。

表8利用个体层面的数据，探讨了个体对州政治的兴趣与距离首府城市远近之间的关系。它表明，距离首府城市越远的个体，对州政治的兴趣和了解越低。这一结果支持了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可能通过降低民众参与度来削弱问责机制的观点。

表9依然从个体层面的数据出发，分析了投票参与度与距离首府城市远近之间的关系。它表明，距离首府城市越远的地区，投票参与度越低。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可能通过降低民众参与度来削弱问责机制的观点。

表10探讨了竞选资金与首府城市孤立程度之间的关系。它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越高，州级竞选中的资金投入越多。这一结果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可能通过增加竞选资金的作用来进一步扭曲政治过程，从而促进腐败的发生。

表11进一步分析了距离首府城市远近与竞选资金贡献之间的关系。它表明，靠近首府城市的个人和企业更倾向于为州级竞选活动捐款。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可能通过增加竞选资金的作用来促进腐败的观点。

表12探讨了公共服务供给与首府城市孤立程度之间的关系。它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越高，州政府在教育、公共福利和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越少，公共服务的供给也越差。这一结果表明，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不仅影响腐败水平，还可能对州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美国各州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腐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不仅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衡量方法下保持稳健，还表明这种关系主要与腐败和首府城市的作用有关。

这一结果与作者所称的“问责制观点”非常一致，即孤立的首府城市可能因问责制的减弱而滋生腐败。作者还发现了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不同的问责机制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有关。首先，本文发现，当报纸的读者平均距离首府城市较远时，报纸对州政治的报道量会减少。这种模式可以预期，因为媒体机构至少部分地试图提供能吸引读者的内容，而读者通常对发生在自己居住地附近的事情更感兴趣。本文还发现，在首府城市更孤立的州，媒体对州政治的报道强度更低。这种较低的媒体监督水平可能会导致公民对州政治的了解和参与度降低。与之相符的是，本文发现，与居住在首府城市附近的人相比，远离首府城市的人对州竞选活动的兴趣显著降低，尽管他们对一般公共事务的兴趣并未受到影响。这些结果表明，个体的地理位置对州一级媒体问责制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作者认为，其他形式的问责机制也可能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有关。特别是，作者发现，州选举的投票率随着与首府城市距离的增加而降低，这一发现在美国背景下是新颖的。同时，在选举过程的另一个方面，作者发现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与州级竞选中的资金投入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可以推测，在媒体监督较弱和选民参与度较低的情况下，孤立的首府城市为金钱在塑造政治结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敞开了大门。

这些发现与另一种将孤立首府城市与腐败联系起来的假设相反，这种假设与问责制观点相反，作者称之为“捕获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远离人口和经济活动中心的首府城市面临被特殊利益集团“捕获”的风险较小。如果这种捕获反映在政治中金钱的更大作用上，那么本文的结果就削弱了这一假设。

最后，直接证据表明孤立的首府城市与较低的问责制有关，这也为我们关于孤立首府城市与更高腐败水平的基本发现提供了新的视角。

总之，本文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腐败问题的理解，还为反腐败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方向。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距离消亡”是否会使首府城市的孤立程度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以及在线媒体是否会改变这种模式。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强调了制度选择及其空间内容的长期影响。在政策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孤立首府城市的政体需要更多的警惕，以抵消其问责制减弱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