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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Sun, Chengjiu, Wang Shanshan.,2025.“Collateral damag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US sanc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30: 103103.

原文DOI:10.1016/j.jeem.2024.103103

写在前面：某些国家试图通过制裁达到其政治经济目的，制裁导致的意外后果是近年来广泛讨论的话题。尽管人们逐渐意识到制裁的人道主义影响，但决策者仍忽略了惯于挥舞的制裁“大棒”对目标国家的环境危害。

01

研究动机

在国际关系中，制裁已成为某个国家对目标国家施加压力和影响的一种普遍手段。尽管制裁通常旨在解决政治或安全问题，但其影响已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包括环境健康。然而，相较于制裁对目标国家人民福祉的深远和持久影响，制裁的环境后果却较少受到关注。如美国对伊朗的严厉制裁导致该国石油行业投资下降，迫使伊朗采用效率更低且对环境有害的开采方式，从而加剧了石油开采地区周围的空气和水污染。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限制了该国获取现代技术和设备的能力，导致其废物和污水处理系统难以有效管理，进而污染了河流和沿海水域，对人类种群和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重大威胁。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1995 —2022年间美国实施的制裁对目标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

部分研究讨论了制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上述研究仅关注特定国家，或缺乏有效的反事实，从而得出更倾向于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的结论。本文结合美国制裁数据与1995—2022年220个国家的环境绩效指数（EPI）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事件研究法提供严格的经验证据，还识别特定的环境影响、分析制裁特征的影响差异、探讨环境退化的时间模式以及阐明潜在机制。这些发现揭示了美国制裁对环境健康的不利影响，丰富了关于国际制裁的社会经济后果的文献，深化了对制裁的环境后果的理解，为拓展相关研究和政策讨论提供参考。

研究发现，美国制裁导致目标国家的环境健康（HLT）指数下降0.216，占受制裁和非受制裁国家之间HLT指数平均差异的2.9%，这些制裁还导致空气质量下降、饮用水安全受损、重金属水平增加和废物管理恶化。此外，不同制裁特征具有影响差异：多边制裁大于单边制裁；与多个目标相比，针对单个国家/地区时更明显；制裁的环境损害主要由经济制裁（贸易和金融）驱动，而非其他类型的制裁（如军事、武器和旅行）；其环境影响随着制裁的严重程度而增加。美国制裁的不利影响直到制裁实施9.7年后才完全消失，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的增加和环境政策优先级的降低是两个潜在影响机制。

研究思维导图

02 

理论分析与假设

制裁可能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损害目标国家的环境质量：一是增加自然资源的依赖，二是降低环境部门的相对紧迫性。

2.1制裁增加自然资源依赖程度

制裁对环境的主要影响是它们往往会加剧受制裁经济体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制裁对经济体形成巨大的外部压力，限制了经济增长（Gutmann et al.，2023），疲软的经济也面临多元化能力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进口商品和获取技术方面的障碍等挑战。为了减少制裁的经济影响，受制裁经济体通常更加依赖自然资源，将其作为抵消经济衰退、收入短缺和失业率上升的手段（Madani，2021）。虽然这种策略能在短期内缓解经济压力，同时也导致长期的环境后果。制裁成为使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开采脱钩的重要阻碍，从而增加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环境成本。

2.2制裁降低环境政策优先级

制裁可能削弱环境绩效的另一种方式是降低环境部门对政策制定者的相对紧迫性和重要性。不同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和紧迫性因社会经济地位和外部环境而异。在受到制裁的经济体中，与经济增长、就业、国防、粮食安全、能源和国家安全等其他紧迫问题相比，环境通常受到较少的关注。这种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的降低，可能导致目标国家的环境状况恶化。国际制裁会抑制目标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降低其对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视性。因此，政府可能会缩减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对环境倡议的自主性、优先级和预算支出减少（Fu et al.，2020）。

综上，提出三个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H1：美国制裁对目标国家的环境质量具有负面影响。

H2：美国制裁增加了目标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H3：美国制裁降低了目标国家环境部门的紧迫性。

03 

研究设计

3.1数据样本

研究样本是1995—2022年间的220个国家，共4551个国家/地区的年度观测值。其中，受到美国制裁的观测值有2242个国家/地区，未受到美国制裁为2309个。附表A1列出了1995—2022年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名单。

（1）美国制裁

本文使用的国际制裁指标来自最新版的全球制裁数据库（GSDB）。GSDB的第一版于 2016年启动，并在2020年发布。第二版于2021年发布，涵盖1950—2019年。第三版包括1950—2022年，覆盖两个特殊时期——COVID-19和俄乌战争。最新版的GSDB对1950—2022年间的1325个可公开追溯的多边和单边制裁进行了分类。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实施的制裁，1950—2022年间超过40%（569起）的制裁是由美国实施的。

如图1所示，自2008年开始，生效的制裁总数和新实施的制裁数量均持续增加。2017年之后，与特朗普政府相对应的制裁明显激增。在过去三十年中，每年的新制裁数量上升，尤其是2010年和2017—2021年新制裁数量急剧增加，主要来自经常采用的贸易和金融制裁。1995—2022年，贸易和金融制裁的频率和比例不断增加，而武器和军事制裁在过去二十年中略有下降。

（2）环境质量

利用环境绩效指数（EPI）作为评估环境质量的指标。2022年EPI是对全球可持续性的全面评估，包括环境健康（HLT）、生态系统活力（ECO）和减缓气候变化（PCC）三个总体政策目标，以及11类问题领域的40个绩效指标。EPI数据库将原始环境数据转化为指标，各国排序为从最差到最佳表现的0-100等级，该数据集已被广泛使用。

（3）控制变量

为了增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可比性，选择的对照组在处理前的特征与处理组相似。因此基于制裁国家的政策目标来选择控制变量，根据制裁目标的发生频率分为三大类：改善人权和恢复民主的制裁；结束战争和改变目标国家政策的制裁；防止战争、打击恐怖主义、解决领土冲突和破坏政权稳定的制裁。引入一组匹配变量，以捕获影响国家/地区受到制裁可能性的因素，包括来自V-Dem数据集的参与式民主指数、政治恐怖规模（PTS）数据集中的政治恐怖规模指标、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UCDP）每年定义的武装冲突强度。为了缓解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问题，使用上述变量的滞后1期作为协变量。

比较了目标国家在制裁前、制裁期间和制裁后的环境绩效变化。图2显示在美国实施制裁后，目标国家的平均EPI及其三个子指标（HLT、ECO、PCC）出现大幅下降。而在制裁解除后，环境绩效反弹到制裁前的水平。在短期内，制裁期间环境健康（HLT）的下降最明显。

3.2识别策略

本文旨在研究美国制裁对目标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而识别处理效应的主要挑战是与实施制裁有关的内生性问题。实施制裁的原因，如侵犯人权、国家间冲突或政治镇压，可能与被制裁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而这些又与环境质量有关。即使没有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的国家也可能具有糟糕的环境表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并进行事件研究，以检验受制裁国家（处理组）和非受制裁国家（对照组）之间的平行趋势假设。为了使处理组和对照组尽可能相似，使用熵平衡选择匹配协变量，更精确地估计平均处理效应。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y是国家i在t年的环境质量（EPI及其子指标）。sanction是制裁指标，若国家i在t年受到美国制裁，则等于1。系数β1指美国制裁对目标国家环境质量的平均处理效应。X表示滞后一年的控制变量集合，包括参与式民主指数、政治恐怖规模指标以及重大和次要武装冲突的发生，还将EPI的滞后1期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1显示了熵平衡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所有协变量的均值比较。Panel A在熵平衡之前，受制裁国家的协变量与未受制裁国家显著不同，受美国制裁国家的政治和环境表现通常较差。Panel B经过熵平衡之后，所有协变量几乎完全平衡，没有显著性差异。在随后的实证分析中，使用的对照组由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年度观测值的可信反事实组成。

04 

实证结果

4.1基准结果

表2显示了美国制裁对环境绩效指数（EPI）及其三个子指标的影响。发现美国制裁对目标国家的EPI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在环境健康（HLT）、生态系统活力（ECO）和气候变化缓解（PCC）三个分指标中，制裁仅对环境健康 （HLT）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美国制裁导致受制裁国家的环境健康（HLT）指标下降了0.216，这种边际效应占受制裁国家和非受制裁国家之间HLT指数平均差异的2.9%（0.216/7.38）。美国制裁对生态系统活力（ECO）和气候变化缓解（PCC）的影响系数较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根据2022年EPI分解了制裁对不同维度环境的影响，表明美国制裁损害了目标国家的空气质量，包括颗粒物（PM2.5）、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此外，这些制裁还加剧了人们对饮用水安全、重金属水平上升（即铅暴露）和废物管理恶化的担忧。总体来说，美国制裁对目标国家环境表现的不利影响主要是由制裁对环境健康（即空气质量、饮用水、重金属和废物管理）的影响驱动。

4.2效果的异质性

探讨各类制裁对环境健康（HLT）的影响差异，表3显示不同类型制裁的效果。第一，比较仅由美国实施的单边制裁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联合国、欧盟等）加入美国的制裁之间的异质性影响，列（1）显示多边制裁对一国环境健康的负面影响比单边制裁更大。

第二，讨论对单个和多个目标国家实施的制裁是否具有不同的影响。列（2）显示相比于对多个目标国家实施制裁，对单个目标国家实施制裁产生的负向作用更明显。

第三，区分经济制裁（即贸易和金融制裁）和非经济制裁（即旅行、军事、武器和其他制裁），评估不同严重程度的制裁的效果。列（3）发现只有经济制裁显著损害了环境健康，也表明美国制裁对目标国家环境健康的不利影响主要来自经济制裁。

第四，使用制裁的频率作为替代指标，考察不同的制裁强度如何影响环境健康。主要包括贸易、金融、旅行、军事、武器和其他等六种制裁。将一个国家同时面临三种或三种以下制裁列为轻度或中度制裁，三种以上视为重度制裁。列（4）显示美国制裁的负面影响随着制裁严重程度而增强。

第五，引入实施制裁后的年数及其平方项，研究美国制裁对环境健康随时间推移的影响。列（5）表明美国制裁的不利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制裁持续时间的估计系数为0.0551，即美国制裁的不利影响持续约9.7年。

4.3稳健性检验

（1）事件研究分析

图3显示，在受美国制裁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环境健康没有显著差异，制裁对环境健康的负面影响发生在美国实施制裁的第一年，支持平行趋势假设。

（2）熵平衡的稳健性

熵平衡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熵模型设计和平衡过程协变量的选择。为了确保熵平衡分析的稳健性，首先，改变熵模型的设计，基准回归仅调整协变量的第1个矩，并将归一化常数设为1。表4列（1）和（2）调整了矩约束，分别包括协变量的第2和第3个矩，列（3）将归一化常数设为2。

其次，改变协变量的选择。表4列（4）用V-Dem数据集中的财产权指数替换参与式民主指数，以及用身体暴力指数替换政治恐怖量表指标。由于面临美国制裁的国家通常具有较差的经济环境，列（5）控制经济指标的滞后1期（实际人均GDP、人口增长、投资/GDP和贸易/GDP）。列（6）同时加入政治和经济指标。

（3）遗漏变量检验

利用Oster（2019）提出的方法解决由未观察到的时变特征引起的潜在偏差。“真实”β的区间不包括零，并且估计系数在[-0.38634, -0.04609]的95%置信区间内，Oster比率为负。相关结果表明，估计的处理效应不太可能来自受制裁和非受制裁国家之间未观察到的差异。

（4）安慰剂检验

通过对受制裁国家是否被制裁进行随机分配，重复5000次，其系数估计值大多位于真实估计系数的右侧。

4.4机制检验

（1）经济对自然资源依赖增加

自然资源依赖通常以资源租金（即自然资源对GDP的贡献）来量化，研究美国制裁影响经济对自然资源依赖性，检验研究假设H2，主要关注矿产租金和森林租金。矿产租金是按世界价格计算矿产库存的生产价值与其总生产成本的差额，森林租金用圆木采伐和区域租金乘以区域价格的乘积表示。表5列（1）和（2）显示，美国制裁对矿产租金和森林租金均显著为正，美国实施制裁导致矿产不可再生能源消耗增加，并加剧了森林过度采伐。

同时讨论了制裁对环境和资源生产力的影响，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来衡量。列（3）至（5）发现，美国制裁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显著增加。上述结果与假设一致：为了应对美国制裁导致的经济衰退，目标国家扩大了其经济和技术效率低下且依赖自然资源的部门（如采矿和林业），从而导致环境退化的加速。

（2）环境部门在公共政策中的紧迫性下降

从两个方面检验研究假设H3：环境技术和创新的发展，以及与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相关的公共政策。首先，与环境部门相关的政府研发预算和支出，与环境相关的发明专利数量，作为环境技术和创新发展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来自Sarkodie等（2023）。表6列（1）和（2）显示，美国制裁减少了环境相关的政府研发支出和发明专利数量，表明受制裁的国家确实降低了环境部门的优先级。此外，利用化石燃料消耗总额、每升汽油的税率及家户最终价格，作为与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相关的公共政策的替代指标。列（3）至（5）显示，美国制裁增加目标国家的化石燃料消耗总额，减少每升汽油的税率及家户最终价格。表明受制裁国家对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政策支持增加，以牺牲环境退化为代价来应对美国制裁。

05 

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美国制裁导致空气质量恶化、饮用水安全受损、重金属含量提高和废物管理恶化，对受制裁国家的环境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其影响包括：多边制裁大于单边制裁；与多个目标相比，针对单个国家的制裁更明显；制裁的环境健康危害主要由经济制裁（即贸易和金融制裁）驱动；影响随制裁的严重程度而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直到9.7年后才完全消失。机制分析表明，美国制裁主要通过增加自然资源依赖和降低环境部门的紧迫性，削弱目标国家的环境健康。

国际制裁造成的环境退化，代表了重大的“附带损害”。环境问题通常长期存在，有些损害在一定时间内不可逆转。环境质量下降还会导致健康问题，进一步加剧对受制裁国家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能使恶性循环持续。因此，决策者在实施制裁时应考虑到制裁的环境后果，必须加强人道主义豁免。

本文深入揭示了制裁对目标国家产生的环境健康危害，可能仍存在‌以下不足：‌限于‌数据可获取性‌，本研究主要依赖环境绩效指数（EPI）等宏观数据，可能难以捕捉制裁对特定地区或个体的微观环境影响；虽然提出自然资源依赖增加和环境政策优先级下降两种机制，但缺乏对这些机制具体运作方式的系统检验；‌缺乏政策应对分析‌，未考察受制裁国家如何调整国内环境政策以缓解制裁导致的环境恶化。

未来的研究可结合相关理论、数据及方法，进一步揭示制裁与可持续发展的复杂关系。如结合遥感数据和微观调查，研究制裁对生态系统和家户个体的直接影响，分析制裁能否加剧弱势群体的环境暴露风险，如低收入地区的污染加剧问题。比较不同制裁类型（如定向制裁vs全面制裁）的环境成本，为部分国家应对制裁的环境危害提供依据。

推文作者：陈梁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US sanctions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arget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1995–2022. Using DID method and an event study approach, we find a significant detrimental impact of US sanctions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Notably, these sanctions lead to deteriorating air quality, compromised drinking water safety, elevated levels of heavy metals, and worsened waste management. In addition, we show that the adverse effect of sanctions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i) is greater for multilateral sanctions than unilateral sanctions; ii)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targeting a single country compared to multiple targets, iii) is primarily driven by economic sanctions (trade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iv) increases with the severity of sanctions, and v) decreases over time, but does not fully dissipate until 9.7 years later. We also identify two primary mechanisms: increased natural resources dependency of the economy, and reduced urgency of environmental sector in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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