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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应
原文信息：
Markus Nagler, Johannes Rincke, Erwin Winkler. High-Pressure, High-Paying Job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23):1-45.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162/rest_a_01362
导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技术革命的席卷而来，现代社会的“打工人”虽然往往不需要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却常常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飞快的工作节奏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让员工倍感压力，叫苦不迭。按照理性人的直觉，这种压力较大的岗位，应当有一份相当诱人的薪水。事实是否如此呢？本文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
01
引言
2022年美国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调查发现，公众自我感知到的压力和焦虑正在逐渐增加。图2是本文基于德国联合调查数据的四个压力变量给出的特征性事实。由图可知，德国劳动力市场自1979年至2018年经历了明显压力的上升。例如，在2018年，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经常执行多任务处理，而1979年这一比例不到50%。然而，极端的高压工作非常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预期寿命。与此相关的经济学文献围绕劳动力市场对健康的影响展开了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工作压力和不良健康结果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根据补偿工资差异理论，如果与工作有关的压力是一种消极感受，企业应当向工人支付补偿性工资溢价。因此，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弄清楚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更高的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进一步地，作者推测，工作压力的差异或许还能解释收入不平等现象。
鉴于补偿性工资溢价难以通过市场数据捕捉，本文基于两种方法展开了互补性实证研究。在第一个方法中，作者基于德国1979至2018年的就业调查数据构建了压力指数，结果表明，高压工作的确获得了丰厚的薪酬溢价回报，然而这种补偿性收入并未在存在严重的劳动力摩擦的公务员职业当中发现。在第二个方法中，作者设计了一项实验，让参与者在假设的工作之间进行选择，调查人们为了避免工作压力所体现的支付意愿。实验结果表明，员工存在较高的支付意愿来避免工作压力，有助于解释现有的工资不平等。
第一种方法
02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德国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BIBB）与联邦职业安全和健康研究所（BAuA）的联合调查。这项调查自1979年开始分七次进行，截至2018年，主要收集了员工所在的社会经济背景、工作场所特点、从事的工作性质和任务，以及关于其健康状况和对工作满意度等若干方面的详细信息。每次调查收集到了8000个左右的样本信息。这项调查不仅基于狭义层面的职业视角，给出了工作压力与收入等相关结果的数据，而且也为本文提供了德国劳动力市场四十年来的工作压力变化数据。考虑到样本信息的全面性，本文主要聚焦于2018年的调查结果展开实证研究。
二、实证结果
由回归方程可知，本文在采用第一种类型数据进行回归时，解释变量是工作压力，被解释变量则是员工的健康状况或对工作的满意度，Xi'则包含了一些列潜在的混杂因素，主要包含了三个维度，分别是学历、性别等员工特征，公司规模、是否存在理事会等企业特征，以及工作内容、通勤状态等工作特征。
其中，本文自行构建了衡量工作压力的指标，其具体构建方法如下：
该指标的分子衡量了受访者回答以下四个问题时，给出答案为“often”的数量总和（调查参与者有四个选项：“经常”，“有时”，“很少”或“从不”）：
(1) 你是否经常面临紧迫的最后期限和执行压力？
(2) 你需要多久一次同时执行几项任务？
(3) 你多久被打断一次，例如被同事、电话、坏材料或机器故障打断一次？
(4) 你多久会遇到一个最低要求，在数量方面还是在执行任务所需的时间方面？
图1显示，承受更高的工作压力的人也会遭受更多的不利健康结果，包括睡眠问题，情绪紧张，以及被太多的工作压垮等。
为了进一步研究高压工作是否存在工资溢价，作者在第一个回归方程的基础上，将解释变量更换成了月收入、工作时长和每小时薪资。表1的A、B、C面板分别展示了工作压力与这三种解释变量之间的回归结果。第1-5列结果分别展示了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和逐渐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由表中结果可知，无论是月收入、工作时长还是每小时薪资，工作压力均对其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结果在控制了一系列潜在影响变量后依然稳健。面板C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高压力工作的较高月收入不仅仅是由于工作时间延长，而是由于工资溢价。
考虑到体制内工作的薪资水平相对固定，作者接下来还采用了公务员样本进行了安慰剂检验。由于公务员的薪级表大致上是固定的，并且转换工作的摩擦成本相较于私营机构更大，作者认为，在面临同样高压的工作时，公务员不会获得同样大的工资补偿差额。如表2所示，工作压力大的公务员与没有工作压力的公务员的每月收入并无太大差异。然而，面板B的回归结果显示，从事高压工作的公务员仍然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可见，公务员在承受高压工作的同时并未获得相应的收入补偿。
03
第二种方法
一、实验设计
本次实验于2022年7月共招募了3300多名年龄在20至60岁之间的德国私营部门员工进行实验。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估计受访者为了避免高压力工作所体现的支付意愿。实验的核心思想是随机化工作特征，并观察受访者面对工作的不同属性假设时所做的选择。实验开始前，团队会根据每名受访者目前的工作特点编制一份基本工作简介。实验过程中，受访者的任务是在两个具有随机变化的非工资特征的工作A和B中完成10个选择题。这些非工资特征不仅包含了两个表示压力的特征，还包含了选择在家工作、带薪休假的天数以及通勤时间等特征。其中，表示压力的特征主要是指DDL（紧迫期限）和多任务处理这两项。工资的随机化特征则通过遵循 N～（1,0.01）分布来实现。
二、识别策略
由于本实验反映的是受访者对工作A和B的偏好，本文采用了线性间接效用函数来反映受访者的偏好函数：
其中，Vijt表示个体i从工作j和选择对t中获得的间接效用；Xijt表示非工资工作特征的向量，Hijt是时间函数，wijt是工资率。
接下来，作者又给出了受访者选择工作j而非k的概率：
最后，作者根据工资表达式推导出了支付意愿的表达式：
三、实证结果
如图3所示，员工普遍愿意支付一定的工资，从而避免频繁的紧迫期限和频繁的多任务处理。具体来看，图3当中的（a）图第一行显示，员工愿意接受9.6%的减薪，从而避免频繁的紧迫期限。类似地，（b）图的第一行显示了员工愿意接受7%的减薪，来避免频繁的多任务处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还从性别、学历、从事工作的工资水平这三个角度展开了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学历较低以及本身从事较低工资水平工作的员工愿意接受更多的减薪来避免高压工作。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作者还根据员工本身所从事工作的压力属性，将其分配到了高压工作当中。如图4结果显示，原本就从事存在频繁的紧迫期限或者多项任务的工作的员工表现出了较低的支付意愿，来避免高压工作。
04
结论与启示
伴随着当前劳动力市场员工对工作压力的关注，了解压力与薪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丰富的观测数据和实验数据，基于紧迫期限（DDL）和多任务处理两个维度构建了衡量工作压力的指标，研究了工作压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员工的工作压力和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为补偿性收入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作者还从支付意愿的视角探究了不同员工选择压力不同程度的工作背后的差异化考量。结果表明，学历、性别和工资所处百分位都会影响员工的支付意愿，这也为有关分析收入不平等的文献提供了新的解释。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重大变革，涌现出了就业、收入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创新性地挖掘出了非工资因素——压力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潜在机制，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Abstract
Work-related stress has reportedly increased over time. Using worker-level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data, we investigate the labor marketconsequences of work pressure. We build a measure of pressu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health outcomes and show that pressurecomes with a sizable earnings premium, reflecting workers' willingness-to-pay to avoid pressure. As expected, we do not find a premiumamong civil servants who face strong labor market frictions. Our experimental evidence is consistent with workers sorting into high-pressure jobs and with a sizable market-level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 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and valuation of work pressureexplain substantial shares of wag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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