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hatGPT 4.0生成

文献来源：Huang, C., Zhang, S., Zhao, Q., & Lin, Y. (2021). Dragon year superstition, birth timing, and neonatal health outcom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66, 101594.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21.101594

参考文献：Mocan, N., & Yu, H. (2020). Can superstition creat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school outcomes of dragon children in China. Journal of Human Capital, 14(4), 485-534.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712476

01

引言

随着2024年甲辰龙年的到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龙的吉祥寓意再次成为热门话题。龙年，象征着力量、智慧和好运，历来被认为是吉祥的生育年份。2023年全国新生人口达到902万，略高于预期的800万，然而，在面对连续七年的人口下降后，这一数据仍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指出：“中国人有喜爱“龙年”生育的传统，上一个龙年也就是2012年时，就有一个生育小高峰，所以，2024年的生育率有望提升。”这一言论迅速引发了网络热议，许多人认为“属龙的孩子会有更好的寓意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迷信，生育高峰可能是一种延迟效应。本来打算生育的夫妻，可能会因为龙年的到来，选择在虎年、兔年不生育。一些预产期接近龙年的准妈妈也可能会有策略性地改变分娩日期，以确保宝宝出生在龙年。

望子成“龙”的中国信仰如何影响母亲分娩的时间和方式选择？这种追求是否对新生儿健康产生不利影响？2021年发表在China Economic Review的一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洞见。文章结果显示：相当数量“龙宝宝”的降生通过顺产和选择性剖腹产从农历“兔”年的最后一周转移到农历“龙”年的第一周，主要归因于定时分娩而非定时受孕。但研究未发现龙年信仰带来的延迟分娩对新生儿健康有显著影响。

龙年传说再现，大年初一，让我们一起探秘出生时刻与新生儿健康。

02

背景和贡献

在中国，每个农历年都对应一个生肖，而龙，作为12生肖中唯一的神话生物，被尤其推崇。从古代皇帝的自称到现代家庭的“望子成龙”企盼，都体现了炎黄子孙对“龙”的崇拜。观察近几十年的人口统计，学者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1976年起，每当龙年来临，无论是台湾、香港还是其他华人密集的地区，生育率都会出现短暂的急剧上升。2012年的龙年更是明显，这种生育高峰不仅出现在中国大陆，还出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美国等地。

此前，路易斯安那大学的研究员Naci Mocan和Han Yu对此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撰写的文章还在NBER的Working Paper阶段时已在香樟平台推送过，详情见：【香樟推文0878】属龙的孩子成绩更好吗：迷信可能产生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020年已发表于Journal of Human Capital。他们分析了1979年至2013年中国29个省市的结婚与生育数据。结果显示，在龙年前夕的虎年和兔年，结婚率显著上升，而在龙年的头四个月，生育率也有小幅高峰。即使在2013年底二胎政策开放的背景下，2014年中国出生的婴儿数量仍低于2012年的龙年。这表明，龙年生肖信仰对生育决策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片来源：Naci Mocan & Han Yu, 2020. "Can Superstition Creat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School Outcomes of Dragon Children in China"

现有研究评估了经济激励对分娩时间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例如，Gans和Leigh (2009) 发现澳大利亚2004年突然宣布的“婴儿奖金”使得约1000个分娩从六月转移到七月，这些延迟分娩的婴儿出生时体重有所增高。此外，Schulkind和Shapiro (2014) 以及Borra等人 (2016, 2019) 发现，许多妇女因税收优惠或西班牙取消婴儿奖金而提前分娩，这些提前分娩即使在足月时也对新生儿健康有负面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中国家庭为应对龙年迷信而改变分娩时间的证据，并探讨了这种行为对健康的影响，减少了由于经济激励可能引起的混淆偏差。

03

数据和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深圳市出生登记处，包括2010年至2012年间的所有出生记录。深圳是中国南部最大、最发达的城市，其出生登记系统被认为非常可靠（李和梁，2018）。数据包含了几乎所有新生儿的准确出生日期信息，使得本文能够精确地识别“龙宝宝”群体。2012年龙年开始于2012年1月23日并结束于2013年2月9日。

表1展示了总体统计数据。除了母亲的职业数据在47%的观测值中缺失，大部分数据是完整的。在这三年间出生的新生儿总数为589,215。平均出生体重约为3,234克，妊娠期为38.9周。数据还包含了分娩类型的详细信息，显示大约38%的新生儿是通过剖腹产分娩的。关于死亡率，每10,000名婴儿中只有4名在分娩后的前7天内不幸夭折。

为了估计出生时间的延迟效应，本文仅关注农历新年周围的出生。在后文中，提到的日期（格式为年、月、日）都是基于农历。我们使用包括1周、2周、3周和4周的几个时间窗口。计量模型如下：

Ydy表示特定年份y中某天d的出生数。Afterdy等于1表示该生日d在每个年份y的1月1日之后，否则为0。Dragondy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如果生日d落在龙年，即2012年1月1日开始的年份，则Dragondy等于1。因此，β2测量了2012年1月相比2011年12月以及其他年份同期的“额外”日出生数。如果龙年迷信助推生育，β2应为正值。

为了控制周末或假期导致的出生数波动，我们包括了周末虚拟变量Weekenddy和H个假日虚拟变量Holiday(h)。τy是年份固定效应，εdy是误差项。

为了确定因非医学原因推迟分娩的因果健康效应，作者采用了双重差分（DID）方法，通过出生体重、阿普加评分（用以判断有无新生儿窒息及窒息严重程度，是以出生后一分钟内的心率、呼吸、肌张力、喉反射及皮肤颜色5项体征为依据，每项为0～2分，满分为10分）和新生儿死亡率来衡量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具体来说，本文比较了龙年周围出生的婴儿与非龙年同期出生的婴儿之间的新生儿健康结果，并使用其他月份出生的婴儿作为对照组，以排除任何未观察到的时间趋势。在DID模型中仅将分析限制在新年周围的新生儿，优势在于解决自我选择偏差，即更健康的母亲更可能推迟分娩（并且更可能被医生允许）到1月份。如果直接比较12月和1月出生，而不处理这种潜在的自我选择问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偏倚推迟分娩对新生儿健康的影响。

计量模型如下：

Hiy是在年份y出生的新生儿i的健康指标，核心变量为(Dec2011_Jan2012)iy，如果出生发生在龙年周围，即从2011年12月最后一周到2012年1月第一周，该变量等于1。(Dec_Jan)iy意味着是否为12月-1月出生的虚拟变量，包括11月-12月和1月-2月出生的婴儿，作为比较组。τy是年份虚拟变量，实际上是合成年份，包含每年11月-12月以及1月-2月的集合。Xiy代表人口特征，包括新生儿的性别和第几胎，以及母亲的年龄、教育和职业。因此，β2测量了龙年新年前后一周与非龙年同期出生的婴儿之间健康结果的差异。

04

实证结果

4.1 出生时间

图1显示了深圳每年1月1日前后（时间窗口为4周）的周出生数。在龙年前后，12月最后一周与1月第一周之间的出生数增加了300，而在普通年份这一数字为-92。图2详细地描绘了围绕2011年和2012年的1月1日的日出生数。从2010年跨越到2011年，日出生数逐渐下降，到1月1日降至403。从2011转向2012年，1月1日出生数急剧增加，然后持续上升，到1月3日达到529，而在2010跨向2011年时同一天的出生数仅为417。

表2展示了根据公式(1)估算的结果。面板A的第一列包括截止日期前后7天，系数为60，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与2011年12月的最后一周相比，2012年1月的第一周有60个“额外”的日出生数。第二行将系数转化为移动的总出生数。我们估计总共有大约210个出生从12月最后一周转移到1月第一周。面板B使用出生数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表明从12月最后一周到1月第一周转移的出生数约占6.7%。

此外，为排除提前选择受孕时间的母亲对评估延迟分娩带来的干扰，我们将样本限制在每年1月1日前后一周内出生的婴儿，进一步估计了龙年附近的新生儿妊娠时长。表3中第(1)列的结果是将公式(1)的因变量改为平均妊娠周数后的估计值。结果表明，与2011年12月最后一周出生的婴儿相比，2012年1月第一周出生的婴儿的妊娠年龄平均大0.17周，这可以合理地归因于龙年迷信导致的延迟分娩。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效应，我们分析了龙年对按妊娠周数计算的出生数的影响。如列(2)至(6)所示，与龙年相关的额外出生数在妊娠年龄为39-40周的新生儿中最高，其次是妊娠年龄为41-42周的新生儿。有趣的是，妊娠年龄小于38周的新生儿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这些新生儿可能不受龙年迷信的影响。如果受孕时间是龙年迷信的原因，我们应该观察到龙年期间整个妊娠年龄范围内的额外新生儿，特别是早期妊娠期(<38周)。因此，这些发现表明，龙年前几天的“额外”出生更可能是由于分娩时间安排而非受孕时间安排。

4.2 延迟机制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围绕龙年生育时间的操纵机制。出生证明数据包括三种分娩类型：顺产（61.1%）、选择性剖腹产（24.3%）和紧急剖腹产（14.1%）。将估算公式(1)的因变量换成每种分娩类型相关的出生数，结果如表4所示。从列(3)中，本文发现在龙年的第一周有28.8个“额外”的选择性剖腹产出生数，而紧急剖腹产的估计在统计上不显著。列(1)所示龙年第一周的顺产数也增加了24.3例，这表明一些生育“转移”的案例是能通过顺产操纵的。尽管通过顺产成功延迟的机会比通过选择性剖腹产要小得多，仍有一些例外，Levy等人（2011年）报告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即美国的顺产新生儿在情人节增加而在万圣节减少，可能由孕妇对特定日期的情感反应所驱动，这种反应可能影响控制分娩时间的荷尔蒙水平。这种心理生理机制可能是本研究所示龙年第一周顺产数激增的原因。

4.3 健康影响

正如前文所展示的，龙年信仰导致大量出生被延迟，我们不禁发问这种出生的转移是否在医学上有害。理论上，故意延迟分娩可能会引起健康问题，包括增加紧急剖腹产的风险。此外，龙年新生儿数量的激增可能会导致医院产科护理拥挤，从而影响新生儿的健康。然而，如果医院能够预测并准备应对这种高峰，拥挤的影响可能会减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历一月通常是出生率较低的时期，即便出生数增加，大多数医院也能应对，不至于影响产科健康服务的质量。

表7展示了估计结果。在第(1)列中，本文发现延迟分娩与出生体重无显著关联。第(2)列和第(3)列显示新生儿出生1分钟和5分钟的Apgar评分的点估计是负的，但不显著。第(4)列显示早期新生儿死亡率，同样，本文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结果。

总之，研究未发现因龙年迷信导致的分娩推迟对新生儿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然而，应谨慎推广有关推迟出生健康效应的发现。理论上，推迟分娩可能以多种方式影响新生儿的健康。例如，出于非医疗原因推迟分娩可能导致紧急剖腹产，这是低Apgar评分的产科风险因素（Kristina和Herbst，2001年；Lai等人，2017年）。

05

结论与思考

研究揭示了中国深圳市大规模出生数据背后的趣味现象：为迎接吉祥的龙年，约6.7%的家庭选择在2011年12月最后一周和2012年1月第一周之间调整婴儿出生时间以诞下“龙宝”，这一行为反映了人们根据生肖信仰调整生育行为的倾向。然而，研究并未发现这种出生时间调整和短时间内的出生激增对新生儿体重、阿普加评分和新生儿死亡率有任何显著影响。

恰逢2024年大年初一，新一轮的中国龙年第一周已开启，或许又要迎来一个新生儿高峰期。这篇文章给予我们启示，在做出生育决策时，除了考虑文化和个人信仰外，更应关注科学证据和婴儿的健康。生肖对于一个人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比起生肖本身的作用，父母对于孩子的期待和培养可能才是背后更重要的推力。其实，推文作者本人恰好是出生在00年农历新年第一周的龙女，小时候听妈妈讲我的故事始于一个不太准确的预产期——原本预计在兔年末到来的我，却在自然的延迟下，于龙年初三降生。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母亲的心理暗示，似乎为我提供了这一有趣巧合的可能原因。但我清楚我的家人不仅在乎我作为一个“龙宝宝”的身份，更重视对我的全面教育，培养我独立思考的能力、鼓励我追求学术成就以及支持我的个人兴趣，这才是我应对学习与生活挑战的源动力。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前述路易斯安那大学Naci Mocan和Han Yu的研究也通过问卷调查表明，“龙宝宝”的父母会花更多时间与老师交流，倾向于让孩子上幼儿园，给孩子更多的零花钱，会少让孩子干家务活等等。这进一步证明孩子的健康和未来潜能与他们出生的具体日期无关。重要的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怎样的关爱、支持和教育，这远远超过任何生肖带来的所谓“吉祥”。

Abstract 

According to Chinese astrology, each lunar year is symbolized by a zodiac animal, including the Dragon, which represents auspiciousness, power and greatness. Based on high-quality administrative data from birth certificates in Shenzhen, China, we first show tha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births are shifted from one week before the Dragon year to one week after the Dragon year begins, mainly through vaginal and elective C-sections. Then, we estimate the causal health effects of delaying births but do not find any significant results, as measured by birth weight, Apgar scores, and neonatal mortality.

推文作者：陈镜如，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经济学院硕士

邮箱：jingru.chen.2000@bristol.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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