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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缠足过程一般是由母亲或者祖母在小女孩的童年生长时期强行改变她们足部的形状，并且需要女性终生进行维护。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在宋朝逐渐流行起来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丽和婚姻前景是缠足的主要原因，这在大量访谈、民间传说以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但另一方面，这一行为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妇女承受了巨大痛苦并且提高了劳动成本。很多资料表明，在以农田为主的地区，妇女不缠足，而在专门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地区，妇女则普遍缠足。

缠足在宋朝时期开始逐渐流行，这并非偶然，当时的社会流动与婚姻市场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关键因素。宋代科举制度在改变社会流动渠道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引发了从家族世袭向个人精英统治的社会转型，男性平民成为精英的流动机会更大。相比之下，女性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她们获得更高地位的机会主要依赖于婚姻。因此，该制度导致男性构成比女性更加异质，从而加剧了女性婚姻市场的竞争，比如嫁妆不断升级等。婚姻市场的匹配的维度也从此前的单维度匹配（即家庭状况）转变为多维度匹配（即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此外，众多民间资料也反映了妇女缠足以争夺通过科举初试的男子成为自己理想的新郎。科举配额较多的地区缠足的流行性也较高。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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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表明，对于面临社会流动性性别不对称变化的女性来说，缠足是婚姻市场上的一种战略选择。然而，这一说法缺乏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接下来，作者提出了一种在不可转让效用 (NTU) 框架下理解缠足的理论，并利用实证证据来检验预测。在理论框架中，缠足被模型化为女性为了婚姻市场竞争而采用的婚前投资工具，关键的权衡在于：一方面，缠足体现了男性所欣赏的女性价值；另一方面，缠足又增加了妇女的劳动力成本。作者描述了婚姻市场均衡的特征并分析了宋代科举如何深刻影响这一权衡的转变。

基准模型设定如下：男性i和女性j均被赋予了或高或低的财富F∈{H, L}， 以及个人能力A∈{H, L}。高家庭财富个体的比例为μ，高能力个体的比例为p。男性的素质指数是他的出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他个人成分的结合：q_i=(1-δ)F_i+δφ(A_i, F_i)，φ(A_i, F_i)是男性出生后社会经济地位的生产函数，δ是φ的权重。相比之下，女性的素质指数完全取决于其出生家庭状况：q_j=F_j，因为女性在地位和财富创造过程中（即在官僚或商业领域）几乎无法利用其个人能力得到回报。婚姻决定是由父母根据家庭和个人特征做出的。男性和女性的婚姻效用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组成部分是从双方各自的质量指数得出的效用，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缠足带来的效用，它给男性带来了特定的价值，同时给女性带来了身体成本。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得出男性和女性的总婚姻效用为：V_i=v(q_i, q_j)+G(B_j)-βB_j/F_j。其中v(q_i, q_j)=q_iq_j，G(B_j)是娶缠足妻子的收益，B_j∈{0, 1}表示妻子是否缠足。缠足不仅对作为妻子的女性来说代价高昂（βB_j/Fi），同时也对作为女儿的女性有影响（βB_j/F_j）。缠足引起的劳动扭曲程度用β表示。这是因为缠足阻碍了身体活动，而且贫困家庭的妇女比富裕家庭的妇女在生产中扮演着更多的劳动密集型角色。基于历史证据，作者提出以下假设：（1）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H-L＞L＞1（2）能力高的人是稀缺的，p的上限满足(1-p*)δL(H-L)-β/L=0 （3）缠足对男性的价值与男性的素质是互补的：G(B_j)=(q_i-q₀)B_j，其中q₀＜L。均衡下的稳定匹配为M(i, j, a(s))，其中向量s表示所有女性的策略概况，a ( s )为实现的缠足选择。均衡时有：E_M[V_j(M(i, j, a(s_j, s_-j)))]≥EM[V_j(M(i, j, a(s'_j, s_-j)))]。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宋代科举制度的变化如何影响婚姻市场和女性婚前投资激励。宋朝之前财富创造过程主要是世袭，社会流动性很少：Φ(A_i, F_i)=F_i，q_i=F_i，q_j=F_j 。命题 1 描述了这种情况下的均衡：在世袭社会中，婚姻在家庭地位上是正向同配（positively assortative）：上层阶级新娘配上层阶级新郎，下层阶级新娘配下层阶级新郎。这种匹配是稳定的，女性没有动力进行昂贵的婚前投资。宋朝及此后的科举制度使得新郎的素质构成变得更加异质化：Φ(A_i, F_i)=1/L*A_iF_i，家庭背景和个人能力是互补的。这导致相对同质的女性为了参与婚姻市场的竞争，增加了婚前投资竞争升级。将上层和下层妇女缠足的比例表示为r_H，r_L，命题2指出：在这一时期，r_H*= min{pδH³(H/L-1)/β, 1}，r_L*= min{pδL³(H/L-1)/β, 1}。命题 2表明，缠足在上层阶级比下层阶级更普遍（即，r_H*≥r_L*）。这是因为下层阶级女性从嫁娶中获得的收益总是低于上层女性，并且下层妇女在家庭生产中扮演着更加劳动密集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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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得到：缠足比例随着高能力男性比例（p）的增加而微弱增加，随着劳动力成本（β）的降低微弱。为了检验比较静态预测，作者利用县级缠足横截面档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作者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档案中获得了县级缠足流行率数据。缠足档案是1931年至1934年县级政府提交的有关当地缠足流行情况的报告， 作者关注晚清时期（约1862 年至 1902 年）出生人群，根据报告中的信息对区域缠足流行率进行编码。特别是，当提到女性缠足的情况很少时，缠足流行率被编码为“低强度”（=0），反之则为“高强度”(=1)。样本包括四个省（山东、察哈尔、湖南和云南）的 148 个县。关于劳动力成本，作者利用稻米和小麦（中国历史上的两种主要谷类作物）的相对适宜性的变化作为妇女农田劳动力成本的代理。水稻种植比小麦种植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力需求更大。利用来自 GAEZ（全球农业生态区，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农业适宜性数据，作者发现，水稻相对于小麦的适宜性越高，缠足现象就越少。从幅度上看，稻麦相对适宜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缠足流行率就会降低 5.7 个百分点。接下来，为了分析缠足的婚姻动机，作者使用科举入门考试配额的横截面变化作为男性素质分布的代理。为了解决配额分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作者基于明末清初的一次行政调整事件（驻军卫所的撤销），采用了工具变量策略，该事件在县一级的配额分配中产生了合理的外生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考试名额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导致缠足流行率增加 17 个百分点。然后，作者通过考虑一系列区域社会经济特征、进行近似外生 IV 下的稳健推断（Conley et al., 2012）并测试文献中两个著名的替代假设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来说，研究结果不支持（i）儒家对缠足的解释，即缠足是理学影响的结果，或（ii）缠足的身份解释：汉族妇女用缠足来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结果巩固了理论预测。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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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定性历史、民俗证据和实证分析解释了历史上中国缠足的经济动机。作者认为：中国男性特有的社会流动冲击—科举考试制度--重塑了男性的素质分布，使其比女性的素质分布更具异质性，在这种情况下，缠足决策的关键是在更好的婚姻机会与劳动价值扭曲之间的权衡。作者使用县级档案数据发现：男性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社会流动性越大，女性缠足的发生率就越高；而地区劳动密集型谷物作物的种植适宜性越高，缠足的发生率就越低。这一研究强调了制度和经济机会在形成代价高昂的性别规范中的作用，表明性别平等的社会流动制度可以保护妇女免受对妇女具有高负作用的文化习俗的影响。

推文作者：魏宇辰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theory that explains the rise of foot-binding in historical China, in response to gender-asymmetric social mobility shock that dispersed men’s quality distribu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The theory characterizes the marriage market equilibrium and women’s competition strateg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shock. Empirical evidence using archival data corroborates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that greater men’s social mobility opportunities encouraged foot-binding and that a greater cost of women’s labor discouraged foot-binding. The article thus highlights that costly gender norms can be traced back to gender asymmetry in social mobility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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