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

1. 婚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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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探讨已婚表兄弟姐妹与同类无血缘关系夫妇的不同之处。本文提出两个合理假设：

（1）同姓婚姻中近亲婚姻的比例高于非同姓婚姻。

（2）同姓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是所有近亲婚姻的代表。

在上述假设下，比较同姓夫妇和非同姓夫妇的差异会低估近亲结婚和非近亲结婚的差异。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i、l和c分别指一对夫妇、居住地（县）和人口普查轮次。表示夫妻是否同姓。模型包括居住县和人口普查轮次的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同姓和非同姓夫妇之间存在差异。已婚表兄弟姐妹更多地生活在农村，不太可能跨州移民，往往从事更低收入职业。同姓配偶的家庭规模较大，女性平均结婚年龄较高，但方差也更大，因此更可能在 18 岁之前结婚。

（二）事件研究法

本文使用 1850 年至 1940 年所有可用的人口普查轮次的个人数据，利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州级近亲结婚禁令所引起的变化。高近亲结婚率的姓氏被定义为在第一个州禁令（1859 年）之前近亲结婚率达到 10% 或更高的姓氏。出生在已通过近亲婚姻禁令的州的个人，如果拥有高近亲结婚率的姓氏，将被视为处理组。对照组是来自同一州十年出生队列的个体，但其姓氏与高近亲结婚率无关。因此，处理建立在姓氏×出生州×出生十年队列的水平上。

其中 i 是个人，h 表示高（或低）近亲结婚率的姓氏，s 是出生州，t ∈ {1800–1809, 1810–1819, ... , 1920–1929} 是出生的十年队列，c ∈ {1850, 1860, ... , 1940} 是一轮人口普查。 对于近亲结婚率较高的姓氏等于1。

考虑到禁令时间不同而产生不同治疗效果的可能，本文借鉴Sun & Abraham（2021），纠正了出生队列和州之间的治疗效果异质性，并检验了平行趋势和治疗前没有预期行为。

通过对调整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 1859 年之前近亲结婚率较高的姓氏，在州颁布禁令后，近亲结婚率出现不成比例的下降。

接下来，作者考虑近亲婚姻减少对居住地和职业的影响。下图显示了近亲结婚禁令对居住地四个指标的影响：居住地人口数量的对数，以及生活在农村、城市和非出生州的指标。如图所示，近亲结婚禁令对地域流动性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禁令实施后的几十年里，拥有高近亲结婚率姓氏的人会向更高人口密度的地区迁移，生活在农场的可能性降低，而更有可能生活在城市。

禁止近亲结婚也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本文使用了包括 1950 年职业收入中位数（Sobek，1995）在内的三种方法对收入进行测度。如图所示，近亲结婚的禁令导致了职业阶梯的上升。

（三）机制

为什么禁止近亲结婚会导致人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并从事高薪职业？本文考虑了四个潜在渠道：较弱的亲属关系、因为寻找非近亲配偶而引起的迁移、继承模式的变化以及较少的遗传性疾病。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只能检验并支持较弱的亲属关系机制，并提供反对其他渠道的间接证据。

在缺乏亲属关系直接测量的情况下，本文提出了受较弱亲属关系影响的三类附属结果：地理和职业分散、家庭构成以及机构收容率（生活在机构而非与家人住在一起）的可能性。如果禁止近亲婚姻削弱了亲属关系，这些结果也会受到影响。

对于分散，亲属关系的放松除了纵向流动还会导致横向流动，意味着大家庭成员的职业更加分散。作者计算了HHI的地理类比，发现禁止近亲结婚首先会导致地理和职业离散程度的增加，接下来才是两者的阶梯上升。

对于家庭组成，亲属关系的减弱与家庭模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其特点是家庭规模较小，同居的成年亲属较少。作者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测度，发现禁止近亲结婚导致家庭规模缩小，部分原因是五岁以下儿童数量以及其他同居夫妇数量的减少，而对于几代同堂的家庭没有观察到明显影响。

对于机构收容率，尽管牢固的亲属关系可能会限制流动性，但它们还可以为老年人、体弱者或贫困者提供抚养。亲属关系较弱可能意味着更多这样的人要么被遗弃，要么被安置在机构中。作者发现这种渠道有微小但显著的积极影响。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