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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Herweg, F., Schmidt, K.M. How to Regulate Carbon Emissions with Climate-Conscious Consumers. Economic Journal, 2022.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93/ej/ueac045

 

导读:一年一度的双11又拉开序幕。快乐买买买的同时,是否也可以想想顺带通过选择绿色消费方式拯救地球,创造更茂密的蚂蚁森林和神奇海洋?消费者、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对解决问题必不可少。这篇发表于EJ的文章,研究了价格和数量两种监管制度如何影响道德消费行为,提出价格监管手段(碳税)可以发挥基于理性的社会道德的自主减排努力。

 

01

引言

 

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方法是碳定价。许多国家实行碳定价,或通过碳税进行价格调控,或通过碳限额交易进行数量调控。但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碳价都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而提高碳价往往在政治上不可行。而消费者、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许多自愿贡献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IPCC估计,到2050年,这些努力可以减少40%-70%的排放。碳价与气候意识主体的努力如何相互作用?这取决于碳价是通过碳税还是碳限额交易实现。

 

假设一些消费者(企业、地方政府)是关注行为道德结果的 “功利主义者” ,如果他们 的行为影响到总排放水平, 他们愿意减少对污染商品的消费。另外, 由于政治约束存在, 碳排放价格无论以碳税还是碳限额交易呈现, 都不能高于某个上限 。

 

碳限额交易的问题在于产生“水床效应”,即水量固定的情况下,如果床的一个区域的水位下降,其他区域的水位就必须上升。具体而言,排放总量由监管机构颁发的排放许可证数量决定。如果出于道德动机的行为者自愿减少排放(如节约能源、投资太阳能电池板或乘坐火车而不是短途飞行),他们就不能减少总体排放水平,因为总排放完全由排放许可证数量决定。其机制如下:如果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耗,那么电力公司燃烧更少的化石燃料,因此需要更少的排放许可证。需求减少降低了许可证价格。由于许可证的供应量固定,价格必然下降到某个点,使得这些许可证被一些公司购买来增加污染。

 

02 

研究贡献

 

1.本文是第一个考虑道德动机的存在是如何影响负外部性监管政策中价格和数量调控如何权衡的。

 

2.本文献研究了在低效政策组合中不同工具的相互作用,考虑了价格或数量监管与消费者道德偏好的相互作用。我们分析了具有气候意识的消费者的道德动机如何受到所选择的政策工具的影响,以及它如何影响监管效率。

 

3.借鉴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社会偏好和社会规范的观点,本文认为消费者对环境有道德关切。如果他们自己的消费偏离了社会规范,他们就会蒙受损失。进而认为,影响道德行为的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机制的类型——例如,价格调控促进道德行为,而数量调控使其无关紧要。

 

03 

模型

 

考虑一个经济体中存在两个消费品,产生温室气体的污染品X,和不包含外部性的清洁产品Y。每消费一单位X产生一单位的排放。首先考虑两种产品都以固定边际成本生产。生产X的边际成本c>0,生产Y的边际成本正态化为1。不考虑不确定性,假设完全竞争环境,所有产品都在边际成本处被卖出。

 

负外部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消减:一是减少消费(则减少排放),二是通过植树、恢复湿地等抵消排放。一单位的抵消产品Z减少一单位的排放。抵消产品基于成本函数k(z)造出,由竞争产业生产出来。公司为消费者所拥有,意味着抵消产业的利润π是消费者收入的一部分。

 

用于财富m的代表性消费者物质效用函数如下:

物质效用函数减去生产成本,得到物质社会福利。

一阶求导得

监管部门有两种处理危害气体排放的措施:一是通过征收消费税,调控价格(R=P);二是通过交易排放许可证,调控数量(R=Q)。假设消费者对于污染有道德关切。如果排放危害了环境就引发了道德成本。则总效用函数和社会福利如下式。

模型中,理性消费者明白数量调控下,减少个人消费排放对总排放量没有影响。在功利主义导向下,尽管道德上关切污染,他们不会参与额外减少消费排放。在价格调控下,减少消费量后碳价不会调整,所以每减少一次消费排放,总排放量就会同等减少。这将鼓励有气候意识的消费者少消费污染商品。如果不考虑政治约束,监管机构可以灵活调整碳税价格或许可证数量,则两种制度都可以达成排放的最佳分配。

 

存在政治约束情况下,碳价被限制在一个阈值之下,不同制度对道德行为的影响会产生区别:即使碳价相同,碳税监管下污染品消费量严格低于碳限额交易。

 

除了减少消费量,有气候意识的消费者还有其他途径减少污染,如通过植树、恢复沼地或碳捕获和储存等投资补偿。此外,如果存在排放市场,他们还可以购买和删除排放权,从而有效地减少总排放量。建模发现,投资补偿有积极的作用,购买和删除排放权则可能诱导消费者增加消费和污染,从而降低福利。

 

04 

分配后果

 

假设有两类消费者,富人和穷人,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更低。数量管制下,消费者只关心污染品的价格。如果货币的边际效用对富人来说足够小,他们就不会减少消费,而是购买并删除排放许可证。因此,调整的负担完全由贫穷的消费者承担,他们无力购买和删除排放许可证,但不得不减少消费。在价格调控下,两个消费群体在道德上都有减少消费的动机。因此,这两个群体更平等地承担了减排的负担。

 

05 

不确定性

 

Weitzman(1974)指出, 如果价格的不确定性比数量的不确定性危害小, 那么数量调控 可能优于价格调控。然而, 在他的模型中, 排放价格没有上限  。因此, 总排放量有时过 高, 有时过低。相比之下, 在本文的模型中, 排放价格的上限意味着总排放量总是太高。监管机构必须保证排放价格永远不会超过  。因此, 通过数量调控, 监管机构将选择许可 证的数量, 以在最坏的可能自然状态下, 排放价格刚好等于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 这个 数字将会更低。相比之下, 在价格调控下, 排放价格总是等于  。因此, 即使没有道德偏 好, 预期消费者在数量调控下会比价格调控下消费更多。

 

06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部分,文章放松了功利主义和理性人的假设。有些消费者有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信念,有些不理解水床效应。文章研究了自私消费者和两种不同类型的具有道德偏好的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论的“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的“康德主义者”,后者认为无论后果如何,遵循一种道德规范是他们的道德义务,因此在价格和数量调控下的行为方式是一样的。他们在观察上相当于“稚嫩”功利主义者,也就是不明白在排放市场中,他们的行为不能影响总排放量的结果主义者。一个政治(或教育)运动如何通过增加“功利主义者”的份额(或减少“康德主义者”的份额)影响不同群体的效用?通过价格调控,道德消费者的增加可以减少排放,并使自私和道德消费者都受益。在数量调控下,“康德主义者”的份额的增加不影响总污染,但降低了排放价格。这有利于自私的消费者,而“康德主义者”则情况变差。因此,“康德主义者”在说服其他消费者遵守道德行为方面没有任何物质利益,也没有人愿意向“稚嫩”功利主义者解释排放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07

模型的拓展

 

上述的模型中,主要注意力限制在个体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上。然而,消费者也会影响公司和政府的决策。例如,许多公司想成为“碳中和”,要么是因为他们想吸引有气候意识的消费者和员工,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所有者是有气候意识的投资者。同样,(地方)政府除了碳定价外,还为减少碳排放做出了重大努力。进一步推导发现,这些额外的努力在数量调控下是浪费的,但在价格调控下可以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

08 

结论

 

在排放价格有上限的情况下,价格调控(碳税)下的物质社会福利总是高于数量调控(碳限额交易)下的物质社会福利。这是因为只有价格调控才能诱导有气候意识的消费者减少对污染产品的消费,以更加符合社会规范。数量调控下,一个消费者如果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会对总排放量产生任何影响,就不必在道德上担心自己的行为。

 

结论表明:(1)价格监管手段(碳税)是自愿减排努力的有效补充,并鼓励消费者减少消费污染产品;(2)数量监管手段(碳限额交易机制)阻碍了出于道德动机的消费者减少排放,甚至诱使其增加消费排放;(3)抵消碳排投资增加了福利,而购买删除排放权减少了福利、增加了排放;(4)此外,数量监管手段(碳限额交易机制)将调整负担转移到了穷人消费群体上,起不到正向激励效应。

 

重要参考文献:

Weitzman, M.L. (1974). ‘Prices vs. quantit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1(4), pp. 477–91.

 

(欢迎来信交流:fei.han@zju.edu.cn)

Abstract 

Carbon prices are the most cost-effective instrument to reduce CO2 emissions, but there is strong political opposition to raising them to the efficient level. Therefore, additional efforts of consumers, firm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required. We study how different regulatory regimes affect moral behaviour and show that a carbon tax complements voluntary efforts to reduce emissions, while cap and trade discourages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invest in offsets increases welfare, while the option to buy and delete emission rights induces more emissions and reduces welfare. Furthermore, cap and trade shifts the burden of adjustment to poor consumers and has dysfunctional incentiv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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