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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印度男子在电影《厕所英雄》的海报前驻足,来源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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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sain M A, Mahajan K, Sekhri S. Access to toilet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2, 114: 102695.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5069622000602

 

01

引言

当今世界,人民生活水平节节攀升,但露天便溺并未消弭。众所周知,露天便溺可能会污染环境、传播疾病。但露天便溺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危害?2016年,一项在印度开展的调查显示,因露天便溺受到性侵的印度妇女比例比通常情况高23%。结合印度国情来看,这项结论颇具可信度。首先考虑两个客观事实:一方面,由于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频发,印度女性通常被认为在“水深火热”中度日;另一方面,在诸多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印度露天便溺率在全球遥遥领先,农村地区尤甚。结合现实情况,印度女性倾向于在清晨或深夜孤身到僻静的户外便溺,此时她们极易受到暴力侵害,甚至成为她们生活中难以避免的“至暗时刻”。那么,事情是否会出现转机?

实际上,印度政府在2014年10月推出了“清洁印度”(SBM)行动,企图通过普及家庭厕所减少露天便溺行为。当时“新官上任”的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大张旗鼓地助推了SBM。从官方披露数据来看,SBM确实实现了家庭厕所覆盖率的飞跃——尽管数据可能羼了水。当然,也有些顽固分子在配有厕所的情况下仍坚持露天便溺,但总体上SBM还是减少了这种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厕所的角色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重要:甚至由于学校设置了女厕,青春期女孩入学率都会改善。因此,除有效规避露天便溺带来的健康隐患外,SBM也被印度政府视作维护女性安全的重要举措。文章就SBM是否真实地降低了妇女的暴力侵害展开研究。

实证策略

02

文章首先使用了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与年份,Yit为t时间i地区的强奸性侵犯罪数,Tit为时间i地区t有厕所的家庭占比。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地区人口、男女比例、在册种姓(“达官显贵”)和在册部落(弱势群体)人口占比、公共产品可用性与时间交乘项构建的地区发展指数和夜光灯指标。Di、τt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ϵit为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地,文章采取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鉴于SBM是印度人民党(BJP)赢得2014年大选后首推的“旗舰计划”,因此各地区的人民党地方立法议会成员也应高度支持该政策。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使工具变量有效性存疑。例如,人民党占据地方议会席位较多时,地方政府可能更配合联邦政府,经济发展、公共物品供给等受到影响,犯罪行为相应减少。文章通过控制固定效应、引入各类控制变量规避了这种可能性。

文章构建工具变量的策略是,测算各地区各年在竞选中脱颖而出的地方立法议会成员(MLAs)中人民党的占比。而在回归中主要观察其与SBM是否已经发生的时间虚拟变量(即2015年及之后取1,否则取0)交乘项的系数。第一阶段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BJPit为地区i时间t竞选中属于人民党的地方立法议会成员占比。Post SBMt为上段中表述的SBM是否已经发生的时间虚拟变量。模型其余部分与上文含义相同。第二阶段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Tit为时间i地区t有厕所家庭占比的估计值。模型其余部分与上文含义相同。

 

03 

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三部分:厕所建设数据、犯罪数据及选举数据。每年各地区厕所建设的数量统计自饮用水和卫生设施部(MDWS)。犯罪数据来自内政部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与妇女暴力侵害的犯罪行为主要涵盖性侵、强奸、侮辱、家庭暴力、婚嫁纠纷、绑架和人口贩卖等。鉴于强奸、性侵极可能发生在室外且数据量相对充足,文章重点关注了这两项细分数据。选举数据主要来自印度选举委员会(ECI)的地方邦一级选举记录集。

此外,作者还使用了一些其它辅助数据,包括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公布的夜光灯数据、警察研究与发展局(BPRD)警察数据、印度家庭健康调查(NFHS)数据和选举观察与民主改革协会(ADR)整理的选举宣誓数据等。变量描述性统计如Table 2列示。

 

实证结果

04

基准回归结果如Table 3所示。只控制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时,家庭厕所普及率显著降低了妇女受到性侵和强奸的概率。纳入控制变量后,家庭厕所普及仍显著降低了妇女被性侵的频率,但对强奸案似乎没什么影响。

Table 4展示了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Panel A、Panel B在进行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时区分了人民党MLAs获胜时的领先程度,依次为领先对手12.5%、10%、7.5%、5%与1%的情形,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引入控制因素。作者的逻辑是,当出现了选举险胜的局面,当选者不太可能与当地情况相关。观察BJP与Post SBM交乘项系数可知,无论竞选如何激烈,地方立法议会成员的人民党占比确实与SBM开展状况正相关。尤其在引入Post SBM后,作者更确信人民党MLAs对厕所建设的重视程度正源于SBM的横空出世。

Table 5展示了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Panel A、Panel B依次基于性侵、强奸犯罪数据进行回归。首先观察Panel A,无论是性侵犯罪原值、对数值或比值,厕所的增多使性侵行为有效减少。在区分人民党MLAs获胜优势后,此结论在大部分情形下仍成立。Panel B则显示,新建厕所在减少强奸方面没什么效果。一种可能性是,强奸的发生频率还未下降到足以展现增建厕所的重要性,但碍于数据有限,文章无法做出进一步验证。但Table 5至少说明,建设厕所削减了性侵犯罪数量。

接着,文章考虑了厕所普及减少性侵的截面差异,结果如Table 7所示,主要关注各变量与厕所普及情况交乘项的系数。Column 1评估了厕所对妇女的保护是否受地区农村人口占比(x)影响,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越高,这种保护效果越明显。这种结论可靠吗?鉴于印度南北贫富差异明显,Column 2进一步剔除了相对富裕、安全的印度南部地区观测值,仅对较为贫穷、落后的北方地区观测值进行回归,结果证明出贫穷落后对厕所普及的性侵减弱效果起到放大作用。Column 3在回归中引入各地区在册种姓与在册部落人口之比,该值越大说明地区富裕程度越高,此时交互项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前两列回归结果在直觉上保持一致。Column 4、Column 5、Column6分别就地区发展指数、印度相对贫困的几个邦的混合样本及女性识字率对结果进行了补充,依然呈现出相同规律。Column 7考虑了人民党政治领袖的干扰作用,即关注各邦“一把手”是否为人民党出身,回归结果排除了这种潜在的担忧——交乘项对应系数并不显著。

 

随后,文章对分析的有效性进行说明。首先,作者放宽了针对女性遭受的犯罪行为分析范畴,即在考虑性侵、强奸的基础上重新纳入侮辱、家庭暴力和婚嫁纠纷引发的伤亡数据,回归结果如Table 8所示,其中Panel A、Panel B依次使用犯罪数据的原值和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厕所普及率对应系数的原始p值或调整后的p值(FDR-q)只在性侵这一细分项目中同时显著为负。

 

而后,文章也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如Table 9所示。Column 1中,作者去除了存在不安定因素的东北部各邦及印控克什米尔;Column 2至7依次控制了邦一级警员数量、女性警员数量、其他犯罪行为、政客犯罪、配备女性相关案件处理专员的警署数量、助理副督察(ASI)级别以上警员数量。回归结果与Table 5 Column 1相当接近,这说明治安强度、政客违法行为及其它可能的渠道似乎未改变SBM的性侵减弱效果。

此外,作者还就影响女性遭受侵害的其它潜在原因做出了合理猜想,比如女性意识的觉醒。2012年震惊世界的德里黑公交强奸案发生后,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女性游行与抗议。这拯救了印度妇女吗?很不幸,数据显示这次广泛的反抗反而诱发了更多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这更能说明性侵的减少就来自SBM。至于强奸行为,或许源于2012年后印度对强奸法的调整,实证分析确实难以描述这种复杂变化。另一方面,人民党确实也推行了其它“旗舰政策”,如向贫困线以下妇女进行燃气补贴的Ujjwala计划,但这是2016年的事情,文章的样本期是2012年至2016年,因此可以忽视这项政策的效应。

05 

结论

对印度女性而言,在家如厕意味着暴露在更小的性侵危险中。席卷全印度的SBM,绝不仅仅停留在减少环境污染、避免疾病传播之表象,一定程度上,它也为提心吊胆、在阴影中闪躲着进行露天便溺的那部分印度女性撑起了保护伞。实际上,妇女遇袭事件的减少,使国家医疗和治安成本压缩,这也应当被纳入政策评估之中。总而言之,SBM可谓“一举多得”政策的典范。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if in-home access to toilets reduces the risk of violent crimes against women. We use the roll out of the Swachh Bharat Mission, a flagship toilet construction program in India, to ascertain if assaults and rapes of women reduce when access to in-home toilets increases. We bolster our findings through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strategy using political alignment of local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in close elections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political party, post the launch of the program, as an instrument. We find that construction of toilets reduces sexual assaults on women, but do not discern consistent changes in rapes. Our findings for sexual assaults are robust to a variety of controls, specifications, and identification approaches. We address reporting changes as a plausibl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and present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exclusion restriction in our IV strategy.

Key words: Toilet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pen-defecation

推文作者:陈贺,湖南大学

联系邮箱:ch1zz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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