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Ying Cui, Hong Liu, Liqiu Zhao,Mother's education and chil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he compulsory school reform in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ume 47, Issue 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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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简介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否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会产生哪些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常常为人们所关注。本文将研究聚焦在中国农村地区,将结果聚焦在10-19岁的青少年儿童,利用CFPS调查数据,借助中国义务教育改革法律的实施,实证说明了出生于农村地区的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与其后代在青少年时期的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探究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02 背景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于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决定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关于这一现实背景,我们需要着重关注其三个特点:一是1986年义务教育法律颁布的同时,政府部门规定最低用工年龄为16岁,这一最低用工年龄首先于1986年适用于公共部门,随后是私营部门,并于1991年在《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重申了这一点。这意味着,虽然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会使当时16岁以下儿童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且年龄越小受教育时间越长。二是义务教育法律逐步于1986-1994年间在不同省份逐步落实。三是在中国农村地区,通常女孩在受教育上处于弱势,但是随着义务教育法律的实施,这种性别上的差距在不断减小。
03 模型设定
3.1基准回归OLS模型
其中,Yit为孩子i在CFPS调查年t的结果变量;Sipkt^M为在k年出生于p省的孩子i 的母亲的受教育年限;Xit为孩子i与其母亲的人口特征变量;θk^M为母亲出生队列k的固定效应;τp^M为母亲出生省份的固定效应;ωt为CFPS调查年t的固定效应;uit为误差项。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最为关注两个问题:其一,不可避免的,该模型存在遗漏变量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即Cov(Sipkt^M,uit)≠0。鉴于此,本文借助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实施义务教育法所产生的改革暴露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来作为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假设就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义务教育仅能通过影响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来影响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的各方面表现。其二,义务教育在不同省份的实施时间并非随机。关于这一问题,在OLS模型中,已加入省份固定效应τp^M和母亲出生队列固定效应θk^M,更进一步地,作者在回归中还加入了两个交互项(将其记为Trendpk^M)来解决:一是母亲出生省份虚拟变量与母亲队列趋势的交互项,另一个是母亲出生省份1985年省份特征与母亲出生队列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3.2使用DID来估计义务教育对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即2SLS第一阶段回归模型
其中,Exposure pk^M为改革暴露状态,即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将母亲分为三组:5-10岁,完全受改革影响;11-15岁,部分影响;16岁及以上完全不被改革影响。
3.3 2SLS第二阶段回归模型
其中,Sipkt^M_hat为第一阶段回归的拟合值。β1的IV估计表示受义务教育积极影响的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孩子表现的平均效应。
04 数据和变量
4.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调查数据包含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数据,并提供有关经济活动、家庭动态、教育、健康、移民、收入、资产等的全面信息。2010年启动的全国基线调查包含25个省份的约14960个家庭。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分别进行了三次全样本后续调查。本文选取10-19岁青少年的集合样本及其母亲的详细信息。因本文重点关注出生于中国农村的母亲,因此去掉样本中出生时有城市户口的大约10%的母亲。
4.2描述性统计表
Table1
05 回归结果
Table2展示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
Table3展示了OLS基准回归结果和IV估计结果
06 机制分析
使用与方程(2)和(3)相同的模型设定,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母亲教育对后代影响的传导机制。回归结果如Table10和Table11所示。
07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法显著提高了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完全受到改革影响的母亲受教育年限提高了约1.77年,受到部分影响的母亲提高了0.84年。本文主要回归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显著提高了青少年的入学率、对上大学的理想和数学测试成绩以及学习自控力,改善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营养状况。这些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
关于影响机制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一方面是硬件提升,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为其子女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城市户口、教育支出、受过更好教育的父亲等;另一方面是软件提升,本文证明了更多的教育可以改善母亲的心理健康和养育方式。因此,母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可能通过其对家庭资源、自身心理健康及子女养育方式的影响来实现。
本文关于母亲教育对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培育作用的研究结果对中国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旨在提高妇女教育水平的公共项目可能会造福子孙后代,减少代际不平等。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ausal impact of mother's schooling on various outcomes of adolescent development by exploiting the temporal and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n the enforcement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laws in China. Using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we find that mother's education increases adolescents’ school enrollment, math test scores, college aspiration, and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related to education. Mother's education also improves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underweight. We also find considerable gender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s of mother's education. The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mother's education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family resources for children and an improvement in maternal
mental health and parenting, which we interpret as potential mechanisms behind our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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