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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Canayaz, M. I., Cornaggia, J., & Cornaggia, K. (2025). Choose your battles wisely: The consequences of protest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s. Management Science.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287/mnsc.2021.02055

论文导读

01

在商业领域，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对企业而言无异于获得了一块“金字招牌”。政府信用背书不仅彰显企业实力、提升形象，还能带来丰厚收益。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有些企业却选择对政府采购合同发起抗议。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原因？是企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果敢之举，还是另有隐情？

本期推文聚焦于Management Science期刊的研究《Choose your battles wisely: The consequences of protest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s》。该研究基于美国政府采购抗议机制，揭示了成功抗议对企业未来合同分配、销售增长及员工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成功的抗议有时能通过改变政府的决策为企业带来短期的胜利，但其长期影响却可能导致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恶化，甚至降低未来的合同机会。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为我们揭示了政府采购中的抗议行为不仅仅是法律诉讼，更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微妙关系的体现。

02

挑战动机：为何质疑政府决策？

2.1挑战动机

在美国，政府合同业务的规模庞大，自2007年以来，超过6.6万亿美元的资金通过政府合同流向企业，涉及约60万家企业，显示出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为确保政府采购过程的合法性与公正性，美国建立了申诉审计机制，允许企业在认为政府采购决策存在问题时，向联邦问责署（GAO）提出抗议。企业提出抗议的动机复杂多样，表1的数据为此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揭示了不同企业的抗议动机。

政府采购过程的缺陷：政府采购设计可能存在错误、不完整或不合理的情况，影响企业利益。表1的Panel C显示，美国国防部以11523起抗议位居被抗议机构榜首。由于其采购规模庞大、项目复杂，企业普遍认为采购决策可能出现不公，如技术规格偏向某些供应商或信息不透明，损害了企业权益。因此，企业通过抗议促使政府纠正不规范行为，维护自身利益。

机会主义与利益驱动：企业提出抗议的另一个动机是机会主义和利益驱动，旨在争取更多合同机会并获取关键信息。抗议可能带来第二次投标机会、提高未来合同获取可能性，同时帮助企业了解合同赢家情况，甚至通过延迟合同授予削弱竞争对手优势。Panel B数据显示，在3444起撤回的抗议中，有819起因政府采取纠正行动，表明企业通过抗议获取了更多合同信息并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合同决策。这反映了企业通过抗议寻求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为未来的合同竞标创造更多优势。

维护公平与自身权益：部分企业提出抗议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尤其是在认为政府采购存在偏袒或不公时。退伍军人创办的企业尤为突出，它们通过抗议确保政府采购资金公平使用，防止不符合资格的企业受益。Panel C数据显示，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分别涉及11523起和1857起抗议，表明企业对这些部门采购公正性高度关注。

抗议不仅帮助企业争取合同机会，还推动了政府采购资源的公平分配，促进了透明与公正的采购环境。基于上述动机，文章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辩护假设：成功的投标抗议不仅能纠正政府采购中的错误，还能加强企业与政府采购机构的长期合作关系，带来更多政府合同、销售增长和员工增长。

报复假设：尽管成功的抗议可能带来短期胜利，但由于抗议可能引发政府部门的不满，采购官员可能通过减少对抗议企业的未来合同分配或取消现有合同进行报复，最终导致企业失去与政府的长期合作机会，甚至减少未来的投标活动。

2.2挑战规则

美国的政府采购抗议机制由GAO主导。根据规定，企业必须在收到政府通知其未中标后的10天内提出抗议。企业提出抗议时，必须明确指出政府在合同授予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评定标准不公、程序错误或不当排除等。此外，提出抗议不仅需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还必须证明抗议方为“利害关系方”。GAO则需在收到抗议后的100天内做出决定，根据不同情况，抗议可能被驳回、否决、撤回或维持，期间涉及一系列的报告提交和回应流程（见图1）。

2.3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美国联邦问责署、联邦采购数据及企业财务报告。使用的投标抗议案件数据，涵盖抗议时间、结果、政府机构和纠正行动决定等信息。企业财务数据包括员工增长、非政府销售、创新投入等指标，同时分析了合同金额、执行情况及取消等采购数据。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停电事件作为工具变量，数据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及地方电力公司。此外，利用卫星图像数据验证停电事件的外生性。

成功挑战：赢家还是输家？

03

3.1基准回归

在政府采购的背景下，企业在成功抗议政府采购合同后，究竟是成为赢家，还是陷入输家的境地？

理论上，若纠正行动与未来政府采购合同正相关，系数应显著为正。然而，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即优质企业更容易获得纠正行动和有价值合同，可能导致偏误，无法准确揭示因果关系。在表2的Panel B中，第（1）列和第（2）列结果显示“纠正行动”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纠正行动似乎对未来政府合同有正向影响。然而，考虑到内生性问题，这些显著系数可能是由于优质企业具备获得纠正行动和有价值合同的优势，而非纠正行动本身的效果。在第（3）列中，因变量为“投标抗议后次年是否从非受抗议政府机构获得合同”，但“纠正行动”系数不显著，表现的不一致进一步表明内生性干扰了对纠正行动与未来政府合同之间因果关系的准确判断。

3.2工具变量策略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投标抗议截止日的停电事件作为工具变量。停电可能干扰企业与律师的协作，从而影响抗议的成功，但不会直接影响企业未来获取政府合同的能力。通过计算抗议截止日所在地区电力客户数量与总客户数的比例来衡量工具变量。

文章从多个维度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除了通过回归结果、F检验和参考Lee et al.（2022）的方法验证其相关性和有效性外，还深入检查了外生性。研究发现，停电对纠正行动概率或抗议能力未产生显著影响，主要通过干扰抗议准备影响纠正行动。对于非抗议企业，停电与其合同分配无关，表明停电影响主要体现在抗议企业上。通过卫星图像分析，确认停电期间未受自然灾害影响，从而确保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结果如表2的Panel A所示，投标抗议截止日停电概率每增加100%，获得纠正行动的概率下降60%；获得纠正行动后，企业从受抗议机构获得合同的概率从63%降至28%，表明纠正行动对未来合同有显著负面影响。

3.3 纠正行动后的长期干扰

在确认纠正行动对企业次年获得受抗议机构合同的显著负面影响后，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一影响是否在长期内持续，并是否引发连锁反应。

表3展示了GAO纠正行动对企业长期合同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第（1）列显示，企业获得纠正行动后，合同取消数量显著增加，年增幅达24.8%；第（2）列结果表明，从受抗议机构获得合同的概率从65%降至39%；第（3）列结果显示，企业从受抗议机构获得的合同经济价值在四年内下降59%，年均下降14.5%。这些结果清晰表明，GAO的纠正行动决定在长期内对企业与受抗议机构的合同关系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支持了“报复”假设。

图2展示了投标抗议事件时间轴上合同签订的干扰情况，直观呈现了抗议前后企业合同活动的变化。图中显示，在投标抗议前，企业的政府合同获取较为稳定，但抗议发生后，合同活动出现明显波动，表现为企业从受抗议政府机构获得合同的概率显著下降，或现有合同被取消。此外，图2还揭示了抗议对政府采购流程时间的影响，如抗议提交至GAO决策及合同授予的延迟。这些信息为验证“报复”假设提供了有力证据，并帮助理解抗议对合同活动各阶段的影响。

表4展示了成功投标抗议者在获得纠正行动决定后的抗议行为变化。如果成功的投标抗议者认为抗议具有正净现值（NPV），即使面临短期负面后果，他们也会继续抗议。然而，如果他们意识到纠正行动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预期未来会有更多不利结果，可能会选择停止抗议。从第（1）列至第（3）列的结果来看，成功的抗议者在获得纠正行动后迅速停止抗议。第（3）列数据显示，纠正行动决定后第二年停止抗议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具体而言，纠正行动决定使抗议者次年停止提交抗议的概率提高了59%。这些结果表明，许多成功的投标抗议者在获得纠正行动后选择不再抗议。另一种解释是，政府机构可能在知道有成功抗议者后，变得更加谨慎，但结合合同取消的研究结果，如果政府未意识到在旧合同中所犯的错误，仍暗示政府可能存在报复行为。

3.4 企业增长

接着，本文探讨了GAO纠正行动决定对公司层面结果的影响。

表5分析了纠正行动与员工增长及非政府销售增长的关系。短期内，纠正行动显著降低员工增长，可能与业务量变化影响招聘有关。新手抗议者身份和活跃承包商状态对短期员工增长无显著影响，但员工数据缺失显著降低增长。长期来看，纠正行动对员工增长无显著影响，企业可能已调整适应。新手抗议者身份对长期员工增长有一定影响。非政府销售增长方面，短期内纠正行动显著减少销售增长，可能由于企业声誉受损，客户减少合作；长期来看，纠正行动对销售增长无显著影响，企业可能通过提升竞争力恢复业务，而新手抗议者身份则显著提高长期销售增长。

为了验证GAO纠正行动对企业影响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使用投标抗议提交后的停电情况作为安慰剂（见表6）。结果显示，核心自变量“纠正行动”与“停电一天后发生某种情况的概率”之间的系数小且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停电与纠正行动无直接因果关系，确认了研究结果的独立性。同时，各列控制了多种固定效应，R²值较高且稳定，说明模型解释因变量的能力强且稳定，增强了稳健性。

04 

总结：挑战值得吗？

本研究聚焦于美国联邦问责署纠正行动对企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纠正行动显著改变了企业与受抗议机构的合同关系，降低了企业获合同的概率，增加了合同取消数量，并对企业长期市场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成功抗议的企业倾向于减少后续抗议，体现了规范抗议行为的有效性。短期内，企业的员工增长和非政府销售增长受到挫折，创新投入、市场份额和财务稳定性也受影响，部分企业可能进行战略转型。通过安慰剂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排除了随机和混杂因素的干扰。

总体来看，企业虽然通过投标抗议获得GAO纠正行动可能争取短期权益，但从长远和综合角度来看，面临诸多负面效应，值得企业反思抗议是否真有益。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权衡政策利弊、保障企业发展与市场公平的依据，并启示企业应积极应对挑战、强化规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企业应对策略与政策机制的优化。

参考文献：

Lee, D. S., McCrary, J., Moreira, M. J., & Porter, J. (2022). Valid t-ratio Inference for IV.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10), 3260-3290.

 Abstract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irm’s successful protest of a government agency’s conduct or terms of a procurement contract and the amount of business the firm conducts with the government going forward. We find firms receive fewer and less valuable government contracts, face more contract cancellations, and experience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sales growth and employee growth. Despite widespread belief, successful bid protesters do not delay government procurement because of lengthy dispute resolutions. Overall, we provide the first analysis of corporate interac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id protest system.

推文作者：

刘丹，西南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与公司金融。邮箱：liudan@my.swjtu.edu.cn

吕志冲，西南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研究方向为大语言模型与金融预测。邮箱：lyuzhichong@my.sw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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