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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González, Libertad, and Sofia Karina Trommlerová. "Cash transfers and fertility: How the introduction and cancellation of a child benefit affected births and abortion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8.3 (2023): 78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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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面临严峻挑战。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这一趋势进一步引发全社会对于未来人力资源、社会福利体系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担忧。

为回应低生育率现象，政府陆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鼓励生育、优化育儿环境。其中，生育津贴和现金补贴是重要的经济激励手段。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支付，旨在保障参保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基本收入。此外，部分省市（如云南、山东、湖南等）还尝试针对多孩家庭发放生育现金补贴。不过，类似举措能否有效提高生育率，目前仍是国内外经济学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在这篇发表于JHR的文章中，经济学家Libertad González和Sofia Trommlerová基于西班牙的一项政策变化和微观行政数据，回答了这一重要问题：发放现金生育补贴能否激励生育？她们发现，给家庭发放现金补贴能提高出生率，停发补贴则使出生率显著下降。有趣的是，宣布停发补贴，出生率会在停发前夕短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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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生育补贴

2007 年 7 月，西班牙首相在一次全国性讲话中突然宣布，自当日起，生育或收养一个孩子，家庭能够一次性获得 2500 欧元的现金补贴（约为当时一个半月的平均收入），该补贴可与其他福利同时领取。10天后该提案正式获批，当年底通过立法，此后产妇分娩后会直接在医院收到申领表格。

三年后的2010年5月，受经济危机影响，政府突然宣布，2011年起停止发放这一现金补贴，此后出生或被收养的儿童，其家庭均无法再获得2500欧元。这一政策的引入和废除在当时都相对突然，并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图1展示了重要的时间节点。
 

图1 政策变动时间线（原文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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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为了检验这一政策变动对于生育的影响，本文使用了2000 至 2017 年间西班牙全国范围内所有出生与堕胎的记录。其中出生数据由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提供，共有7932077条记录，包括孩子的出生年月以及父母的基本特征。作者将上述微观记录加总，构建了一个省份-月度出生率面板，共50个省份，216期。

堕胎数据则由西班牙卫生部提供，共1738188条记录，包括手术日期、堕胎原因、妊娠周数和孕妇基本特征等信息。由于时间颗粒度更加精细，作者针对堕胎率构建了一份省份-周面板数据。

根据这两份数据，简单来看，在政策变动前的2006年，西班牙15-44周岁育龄女性中，平均每年约有5%会发生一次生育，有约1%会发生一次堕胎。对比两组数据，可见平均每100例怀孕中，大约有18例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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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反应：堕胎决策

经济激励发生变化，生育率的变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堕胎决策则可能即时受到影响。文章对比了宣布发放补贴当年（2007）与上一年（2006）在7月3日（宣布之日）前后各周的堕胎率的差别，发现2007年7月之后的堕胎率低于2006年同期健康胎儿的堕胎率。得知能够领取补贴之后，更多人选择留下胎儿。堕胎率的下降主要由未婚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推动。

同样，文章还对比了宣布补贴停发当年（2010）与上一年（2009）在5月13日（宣布之日）前后各周的堕胎率的差别，发现相对复杂的影响：相比2009年同期，2010年5月宣布补贴将会停发之后，堕胎率暂时性下降，但在8月之后又显著上升。具体数字请见表1。

表1 对于堕胎率的影响（原文Table 2）

背后的决策逻辑可能如下：5月之后的短暂下降是针对那些预产期在2011年之前的胎儿——出生后还可赶上补贴的末班车；8月份堕胎率显著上升，则可能是针对那些预产期在2011年之后的胎儿，因为他们出生之后已经不能享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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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影响：出生率的变动

就出生率来讲，首先，2007年12月之后，出生率增加了3.5%，与7月后堕胎率降低的结果一致。2008年4月之后又进一步增加了2.8%，可能是新怀孕的影响（见表2第3列，下同）。总之，发放补贴总体提高了新生儿出生率，效应由年轻未婚的女性推动。有趣的是，其中高技能水平夫妇的生育率同样上升。

之后，2010年底的三个月间，即补贴取消前夕，生育率短暂上升了4.8%，体现了领取补贴的末班车效应。末班车效应主要由年龄较大的女性推动。而2011年补贴实际取消之后，出生率下降了5.7%，可能是宣布取消之后新受孕减少及8月之后堕胎率上升的综合影响。

也就是说，取消补贴对于出生率有显著负面影响，且影响的绝对值比发放补贴更大，主要由年轻女性，低技能夫妇以及受到经济危机冲击较大的地区推动。

此外，出生率变化背后是何种机制？只是生育节奏改变（例如平均育龄提前了），还是生育率发生实质性变化？文章发现，无论是头胎还是二胎及以上，出生率变化均显著与总效应一致。此外，相对高龄产妇的生育率亦显著变化，且政策取消前夕几乎每个年龄组的生育率均上升。若只是改变生育节奏，则未必出现上述这些情形。

不过，文章同时发现了生育节奏受政策影响的证据：年轻女性生育率上升、二胎生育间隔缩短。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既有节奏改变，也存在生育率实质变化。而生育间隔缩短等节奏变化也有可能在未来导致生育率上升，可惜政策实施不过三年半，无法观测到更长期影响。

表2 对于出生率的影响（原文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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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因果证据，表明现金生育补贴能够显著提高生育率，而取消补贴则会导致出生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取消补贴的负面影响比补贴带来的正面影响更大，说明生育决策收经济激励的影响存在损失厌恶效应。

这项研究表明，经济激励确实能够影响生育决策。目前，我国的生育经济激励政策覆盖范围较小，补贴额度相对有限。如何科学扩大覆盖人群、提高补贴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相对统一的生育激励政策，形成更具实质性的激励，是亟需探索的问题。

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同样重要。文章表明，此类政策会影响生育节奏，改变家庭生育时间安排。此外，生育行为还受短期经济激励刺激，例如补贴突然宣布取消，出现了“末班车效应”，显然不是科学生育政策所预期的结果。因此，应尽量保持政策稳定，提前部署合理退出机制，维持生育节奏稳定，减少政策波动的非预期短期冲击。

此外，要提高妇女生育意愿，释放家庭生育潜力，还应推动公共服务与生育经济激励相匹配，全方位优化托育、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的支持体系，努力实现“幼有所育、幼有优育、幼有善育”。总之，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未来生育政策的设计应注重系统性，基于科学证据，将生育经济激励、托育支持、育儿假期改革等措施结合起来，共同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

推文作者：

c，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经济研究所（IEB），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教育经济学、人口与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因果推断方法。邮箱：mengwei.lin@ub.edu，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来信讨论。

郑薇，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经济研究所（IEB），博士后研究员。研究领域：公共政策评估、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邮箱：wei.zheng@ub.edu，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来信讨论。

 Abstract 

We study the impact of a universal child benefit on fertility, identifying separately the effects driven by conceptions and those by abortions, and analyzing the potentially asymmetric impact of the benefit’s introduction and its later cancellation. We focus on a generous lump-sum maternity allowance that was introduced in Spain in 2007 and then eliminated in 2010. Using administrative, population-level data, we create a panel data set of the 50 Spanish provinces, with monthly data on birth rates and weekly data on abortion rates between 2000 and 2017. Our identification is based on the timing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cancellation of the policy (both announc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from which we infer when the changes in births and abortions can be expected. We fi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led to a 3% increase in birth rates, due to both a decrease in abortions and an increase in conceptions.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cancellation led to a transitory increase in birth rates just before the benefit termination was implemented, driven by a short-term decrease in abortions. The actual cancellation then led to a 6% decline in birth rates. A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positive fertility effect of the benefit’s introduction was driven by high-skilled parents, 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cancellation was larger among low-skilled and out-of-labor-force parents, and in poorer regions and areas that were more affected by the 2008 recession. We also find suggestive evidence that the child benefit had both a timing (“tempo”) effect, such that some women had children earlier, and a level (“quantum”) effect, where some women had more children than they would have had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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