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众多国家的房价持续大幅度上涨，对经济发展和人类行为产生了许多影响。一系列研究考察了房价变化对个人幸福和行为的影响，包括房价变化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和离婚等。除此之外，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系列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大幅下降，例如，在澳大利亚，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总生育率一直低于生育更替率，而同期住房的实际价格却上涨了两倍多。考虑到住房可能是抚养孩子的主要成本，房价变动如何影响个人生育行为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文基于Becker（1960）经典的生育理论，利用澳大利亚家庭微观数据，估计了当地房价变化对已在当地至少居住三年以上的25-45岁育龄女性已实现生育率和未来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表明，房主生孩子的可能性与住房财富的增加呈正相关，房主住房财富每增加10万澳元，房主生孩子的概率增加约18%，而对于租房者而言，当地住房市场的房价上涨，他们的生育意愿会降低。

二、  数据搜集

2.1 生育数据

文章数据来自于2001-2018年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动态（HILDA）调查数据。其中，调查的受访者被问及一系列关于他们过去和未来生育能力的详细问题，包括他们曾经生过的孩子总数和他们未来的生育意愿。已有生育率则是通过儿童总数的变化来衡量的，如果生育儿童总数相对于前一次调查有所增加，则取值为1，否则为0。未来生育意愿是通过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来衡量的：你将来生孩子的可能性有多大？所有受访者都被要求以0（极不可能）到10（极有可能）的分数回答这个问题，在实证分析中，自我报告的生育意愿被视为一个连续变量。

2.2房价数据

HILDA数据集中，房主都会被问及其对目前居住房屋的估值，本文将房主对自己房屋的评估价值作为房价的代理变量，区别于以往研究中使用的在区域或总体水平上衡量房价的方法。尽管如此，使用自我报告的房价有一些重要因素需要考虑。首先，自我报告的房屋价值变化可能反映了房屋升级或翻新，因此，这将是生育决定的内源性因素。例如，那些打算要更多孩子的人可能会投资于家居装修，对他们房子的市场价值更加乐观。

此外，自我报告的房价可能会遭受测量误差。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使用LGA（澳大利亚最小的行政区和第三级政府）房价中值变化作为自我评估房屋价值的工具变量，并且使用同一LGA和调查年度样本中房主的房价平均值作为租房者面临的房价。

三、实证策略

3.1 模型设定

其中，i 表示被调查女性，t代表调查年份，a表示被调查个体所在LGA，∆Pait 被调查个体所在LGA近两年房价中值变化量（工具变量），X 为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正式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常住儿童数量和LGA当地的区域宏观经济状况等，除此之外，式（1）中还包括控制变量滞后两年的值，以获得的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和全面信息，并包含了形成生育决策的足够长时间跨度的信息。θα为地区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μait为误差项。

3.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实证部分分别采用2SLS和OLS估计房价变化对房主与租房者已有生育率和未来生育意愿的影响，公式（1）（表3，第（1）列）的结果表明，住房财富对房主生育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特别是两年期房价上涨10万澳元，相比去年生孩子的可能性增加了约1.7%。相对于样本中25-45岁女性房主平均出生率为0.09，这一发现表明，增加10万澳元的住房财富会增加大约18%的生育可能性。第（3）列报告了房主生育意愿结果，估计系数为0.18，表明房主的生育意愿与房价的变化呈正相关。在私人租房者中，房价变化对生孩子可能性的估计影响是消极且不显著的。在租房者中，房价变动的负向估计表明，经历了当地房价上涨的女性，降低了她们生育或增加家庭规模的意愿，这一发现与该群体房价对生育率负效应的理论预测相一致。

3.3 异质性分析

文章从多角度探讨了房价变化对生育率及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在表4中，按婚姻状况、家庭孩子情况和年龄进行异质性分析。表6考虑了房主的经济特征，从家庭收入、房屋所有权状况和LTV（贷款金额和抵押品价值的比例）来进行分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已婚房主来说，房价上升已婚夫妇未来想要孩子的意愿就会增加，而对未婚妇女的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于没有孩子的房主，房价与未来要孩子的意愿显著为正，而房价对有孩子的女性租房者的生育意愿有负面影响；其次，在较年轻的年龄组中，生育概率的变化百分比最大，且只有年轻房主的生育意愿与房价变化显著正相关，对于租房者来说，36岁至45岁的女性中，房价变化与生育呈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生育率对房价变化的反应并不仅仅是由年轻女性驱动的。

通过对房主的经济特征分析得出，那些完全拥有房屋的人（没有购房抵押贷款）的生育意愿与房价的变化呈显著正相关；对不同LTV比率的房主而言，LTV比率高的家庭在已有生育率和未来生育意愿对住房财富变化的反应更大(尽管系数不显著)；最后，收入水平较高的房主生育意愿与房价呈正相关关系，相比之下，收入分配较低的租房者的生育意愿与房价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文章进行如下几种稳健性检验，首先，使用初始住房拥有状况和初始位置的房价作为当前地点同期住房保有权和房价变化的工具变量；其次，考虑到个人特征会影响生育决策，包括家庭背景、遗传疾病和个人偏好等，在回归中引入个体固体效应；最后，在模型中分别引入之后一期和两期变量，这些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中给出的结果相似，除此之外，使用自报房屋价值进行OLS估计也得出了与2SLS估计一致的结果。

四、结论

本文基于微观家庭数据（HILDA）研究了澳大利亚妇女的生育意愿对房价波动的反应。实证结果表明，房价上涨提高了自有住房者的未来生育意愿及已经实现的生育率，且降低了租房者的生育意愿。此外，在婚姻状况、家庭孩子情况、家庭收入、住房拥有率和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性质等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来说，文章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变动可能对生育相关的决定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环境下，住房成本的增加可能直接影响到生育率，这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面临额外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