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文凯 

 

原文信息：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5), 1369-1401.

 

背景

 

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地理直接决定论者Sachs认为热带国家（靠近赤道的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是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1、热带土壤因暴雨而贫瘠，农作物受到害虫和寄生虫的攻击，这些害虫和寄生虫在炎热的气候中茁壮成长，没有冬季霜冻(Masters and McMillan 2001)，从而影响农业生产；2、温暖的气候也有利于昆虫和细菌传播热带疾病，对健康和人力资本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地理间接决定论代表人物Diamond（1997）认为欧亚大陆拥有的技术传播便利和在当地植物和动物种类方面更具适应性的优势，是该地区相对世界上其他地区而言根本性的长期优势，同时这些地区也更有利于农作物品种、技术或思想及物品的流动。而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则认为不同新大陆殖民地的要素禀赋差异在解释1800年以后不同的增长模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些影响是间接的。自然所赋予的禀赋如南美洲的气候和土壤适合种植糖、咖啡、烟草等具有很高市场价值的作物，这就导致这些地区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一小群精英手中，并采取不平等的制度，这种制度会抑制投资和创新，从而阻碍经济发展；相比之下，在拥有小规模作物(谷物和牲畜)的社会（如北美洲），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更为平等，这对长期经济绩效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不同的禀赋因素造成了“财富、人力资本和政治权力不平等程度上的实质性差异”，而这些差异反过来又体现在持久的社会特征和制度上，进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差异。本文也关注制度，认为制度可以解释不通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但制度是内生的，需要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

 

文章逻辑

 

首先，作者认为，当欧洲人对外进行扩张时，面对不同国家的疾病环境存在不同的死亡率。比如，在塞拉利昂(Sierra Leone)，欧洲人第一年的死亡率是46%，在布拉马(Bulama)，欧洲人的死亡率是61%。Pilgrim fathers由于圭亚那的高死亡率，他们决定移民到美国而不是圭亚那(Crosby，1986)。另一个例子来自把以前送往美国的英国罪犯送往哪里。最主要的提议之一是冈比亚河上游的勒芒岛，因为死亡率太高而被否决。西南非洲也因为健康原因被拒。最后的决定是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当然，死亡率是影响欧洲人定居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比如加勒比地区死亡率高，但收入也高，还是很多人定居。

 

死亡率会影响殖民者的定居与否。死亡率越高，欧洲人定居的人数越少。而欧洲殖民者的存在与否又是决定殖民策略的关键因素。定居人数较多的国家会模仿祖国的制度，比如保护产权、通过贸易致富。Bates(1983)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殖民者对非洲政策的影响。可可是加纳农民的主要产品，英国殖民政府推行了许多压低可可价格的政策。相比之下，英国政府支持肯尼亚谷物种植者要求的价格。Bates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肯尼亚，而不是在加纳，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他们对政策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而在不能定居或者定居的人较少的地方，像拉丁美洲，多是实行掠夺性制度，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Lang，1975；Lockhart and Schwartz，1983)。西班牙王室还限制西班牙人到美洲殖民地，部分原因是希望保持对殖民者的控制，限制他们的独立性(Coatsworth，1982)。这也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定居者能够影响在殖民地建立的制度类型。总的来说，在欧洲定居者较少或者没有的殖民地国家，政府权力几乎没有限制，政府也不会保护产权，属于独裁和绝对专制的国家，目的是巩固他们对殖民地的控制以及对资源的掠夺；而在定居者较多的国家则相反。

 

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即早期的制度会影响当前的制度。像Wittfogel (1957), 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La Porta et al. (1998, 1999), North et al.(1998), and Coatsworth (1999)都讨论了制度是如何延续的。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三种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制度会延续：1、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足够低，而建立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财产权的制度代价高昂(Acemoglu and Verdier, 1998)。且没人会支付给精英转向另一种制度的费用。因此，当新的精英阶层继承掠夺性制度时，他们可能不想承担引入更好制度的成本，反而可能更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现有的掠夺性制度；2、掠夺性制度的收益取决于统治精英的规模。当这个精英群体规模较小时，每个成员分得的收入份额就会更大，因此精英群体可能有更大的动力维持掠夺性制度。在许多情况下，当欧洲列强建立威权体制时，他们将国家的日常运作移交给少数国内精英。这一小群人往往是独立后控制国家和支持掠夺制度的人；3、如果代理人针对特定制度进行了不可逆转的投资，那么他们将更愿意支持这些制度，使这些制度得以延续(Acemoglu, 1995)。例如，投资于人力和物质资本的代理人会倾向于花钱来实施产权保护，而那些没有投资的代理人则可能不会。

 

总结一下，作者认为，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主要是疾病环境）对（潜在的）欧洲殖民者死亡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会影响殖民者的定居；而殖民者的定居与否（人数的多少）会影响殖民地早期的制度选择（掠夺性制度和保护性制度）；而这种制度具有历史延续性（路径依赖），所以早期的制度会影响当前的制度；当前的制度又会影响当前的经济绩效。文章整体框架如下图所示：

数据说明和OLS设计

 

本文数据主要包括：1995年经PPP调整的人均GDP（衡量经济绩效）以及人均劳动产出（衡量生产率）；制度：对产权的保护（防止被没收），数据来源于Political Risk Services，0-10分，分越高，表示产权保护的越好，也即制度越好。使用1985-1995年的均值。这个指标主要是针对外国投资的，但正如Knack and Keefer(1995)所指出的，外国投资和国内投资的投资风险是高度相关的，而且外国投资被征用的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更具有可比性；早期制度指标是1900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民主指数，数据来自于Gurr data set。对于1900年没有独立的地方，直接赋最小值。作者也使用了独立第一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作为早期制度的衡量指标；殖民者定居指标使用的是1900年欧洲人后裔在前殖民地国家的占比，数据来源于McEvedy and Jones (1975) and Curtin et al. (1995)。欧洲殖民者潜在死亡率数据主要来源于Curtin。衡量标准是每千人平均死亡人数的年化死亡率。这个算法的特点是始终按1000名士兵算，每一名士兵的死亡被一名新士兵取代。其中，南美的来源于Hector Gutierrez (1986) 。

 

首先文章给出了OLS基准结果。其系数的经济含义在于，比如，尼日利亚的制度指标处在第25分位，为5.6；智利处在第75分位，为7.8。第（2）列结果为例，系数可以解释两个国家收入差距的2倍，而实际上二者收入差了11倍，即OLS结果解释了经济发展差距的近20%。但是OLS存在内生性：反向因果，发达国家倾向于采用好的制度；遗漏变量；测量误差，且制度指标和实际上的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仅衡量了一部分。所以需要进一步使用IV。

IV估计

 

表4给出了工具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到，2SLS结果系数变大，这说明测量误差相比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更严重。现实中制度很复杂，这里只是衡量了制度的一个方面。同时作者也提供了一个检验OLS和2SLS结果差异是否是测量误差导致的思路：找一个和核心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文章作者使用的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系数为0.87和0.94处于同一量级。但这种做法存在的问题是无法解决内生性。

 

再以智利和尼日利亚为例看一下系数的经济含义，以第（1）列系数0.94来看，那么制度可以解释二者之间大约7倍的差异，现实中二者差距是11倍，这就意味着在解决了内生性之后，制度解释了不同国家大部分的经济差异。再看第二列纬度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先前的文献认为纬度很重要，可能是它仅仅捕捉了和制度相关的因素；添加洲虚拟变量之后，非洲不显著。说明非洲穷不是因为文化或地理特质，而主要是因为不好的制度导致的。

稳健性检验

 

最后，文章通过三方面考察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第一，通过历史资料指出，导致殖民者死亡的主要是疟疾和黄热病，尽管它们对没有抗体的欧洲殖民者是致命的，但它们却对当地长期定居下来具有了免疫能力的成年人没有威胁，所以殖民者死亡率没法通过影响现在的疫病状况来直接影响现在的经济表现。第二，通过控制一些可能同时与殖民者死亡率和经济绩效有关的变量来看结果是否受影响，研究表明并不改变基本结论。在控制了殖民者主体、法律起源、气候、宗教、地理、自然资源、土壤肥力和语言多元化程度等因素后，估算结果也仅存在微小的差异。第三，通过将殖民定居情况和早期的制度发育水平作为附加的工具变量，采用过度识别检验来考察殖民死亡率的有效性。结果强化了文章的模型：殖民死亡率除了通过影响制度这一机制之外，对经济绩效并没有直接作用。

 

作者也考虑了本文的IV是不是捕捉了疾病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疟疾流行内生：越穷的国家越无法根除疟疾。但作者否认这种说法，并举例证：例如，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消灭了疟疾，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州消灭了疟疾(Crosby, 1986)。即使在非洲，也有非常成功的防治疟疾运动。世卫组织的减疟方案包含许多控制疟疾的有效建议，如果家庭有足够的资金(如驱虫蚊帐)，这些建议就比较容易实施。控制了1994年疟疾病流行的地区人口比例。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也反映了疾病环境和医疗条件。同样，控制了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也不改变结果。

 

最后，作者也使用过度识别检验来进一步佐证IV的外生性，包括使用不同的工具变量和死亡率一起，发现结果并不发生变化；同时把死亡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而是用早期制度和欧洲定居者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制度依然显著为正，而死亡率并不显著，说明死亡率除了通过制度，并不能通过其他渠道影响经济发展。总而言之，作者认为，文章使用的IV具有外生性。

 

结论

 

通过采用殖民死亡率这一工具变量，该文开创性地验证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因果影响，并且指出殖民经验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种因素。本文结论其实很简单，即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且能解释大部分经济发展差异。同时作者认为文章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制度受到殖民政策的限制而无法改变。作者强调殖民经历是影响制度的许多因素之一。由于移民所面临的死亡率基本上是外生的，因此可以将制度对绩效的影响分离出来。事实上，文章的结果表明，改善制度会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收益，比如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时期的日本，或者上世纪60年代的韩国。

 

本文也遗留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1、制度“变好”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怎么让制度变好并不清楚；2、本文使用的衡量制度的指标，如征用风险、保护产权、限制政府权利等，可能应被解释为一种平衡的结果，而这与一些更基本的“制度”相关，如总统制与议会制。对这些更为基本的制度的研究是更重要的；3、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其中的机制没有检验。作者说了可以增加投资等，但没有具体验证。

 

Abstract

 

We exploit differences in European mortality rate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Europeans adopted very different colonization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lonies, with different associated institutions. In places where Europeans faced high mortality rates, they could not settle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set up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persisted to the present. Exploiting differences in European mortality rates as an instrument for current institutions, we estimate large effects of institutions on income per capita. Once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s is controlled for, countries in Africa or those closer to the equator do not have lower in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