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崔恒瑜 

 

原文信息：

 

Nava Ashraf, Natalie Bau, Nathan Nunn and Alessandra Voena." Bride Price and Female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28, Number 2, February 2020, 594-641.

 

本文关注了彩礼习俗带来的重要影响，彩礼是结婚时一个新郎向新娘家庭所支付的款项。重新回顾印度尼西亚学校建设计划（School Construction Program，见Duflo, 2001），本文发现没有彩礼习俗的种族群体中，学校建设计划对女孩上学没有影响；在有彩礼习俗的种族群体中，学校建设计划对女孩上学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表明，女儿的教育能够增加父母在婚姻中获得的收入，这为父母教育女儿带来了额外的激励。类似地，赞比亚也有一个类似的大规模学校建设计划，本文也得到了相同的实证结果。

 

01 引言

 

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识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世界银行，2015；Collier，2017）。然而，关于某些传统习俗对发展政策（development policy）和发展项目（development program）效率的影响，我们的了解仍非常有限。发展政策一般没有为特殊的文化群体进行量身定做，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一刀切”的政策也许不是最优的，在制度设计时理解社会的文化背景可能会有好处。

 

为了更好地理解发展项目的成功是否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我们再一次关注了最好的历史发展项目之一——Sekolah Dasar INPRES学校建设计划（印度尼西亚1970s），也关注了赞比亚在1990s类似的项目。我们发现，这些计划是否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传统的彩礼习俗。考虑到过去几十年来围绕彩礼习俗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公众辩论，这一发现尤其令人震惊。

 

本文对婚姻市场、彩礼传统和父母选择是否教育女儿进行模型化。本文证明了在均衡状态下，彩礼的大小随着新娘的教育水平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彩礼习俗为父母投资女儿教育提供了一个物质激励。所以，当彩礼习俗存在时，女性教育率就会更高，并且在教育率较低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中，女性教育会对减少上学成本的政策有更大的反应。但是另一方面，男性的教育率以及他们对教育成本的反应并不取决于彩礼。

 

在实证上，本文使用印度尼西亚和赞比亚的数据，这两个国家的各个种族在彩礼习俗上有充足的variation，并且都刚刚经历过大规模学校建设项目。在这两个国家中，彩礼支付的数量非常可观，并且与传统种族习俗有关。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理论模型的prediction一致，本文发现：①对于具有彩礼习俗和不具有彩礼习俗的民族，在婚姻匹配中都是依据学历水平；②更高教育的新娘会收到更高的彩礼；③有彩礼习俗的民族会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④能够减少上学成本的学校建设计划，对于彩礼种族的女孩教育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本文还基于赞比亚1990s和2000s初期的学校扩张项目数据，发现在彩礼民族中。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验证了上述效应不受到其他传统习俗（如农业、母系氏族、一夫多妻、伊斯兰教）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排除了一些竞争性机制。最后，本文验证了上述影响机制对于男性群体无效。

 

本文核心边际贡献在于：首先，有助于补充理解传统习俗与代际转移的关系。其次，学校建设对女性教育的异质性影响机制，凸显了婚姻市场在推动教育选择方面的重要性。最后，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丰富在“文化的经济影响”的文献。特别地，从现实意义来讲，本文的发现强调了发展政策会对不同族裔产生影响，也说明了文化和历史对发展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评估处理效应和政策设计中考虑这些因素非常有必要。

 

02 彩礼习俗

 

1. 彩礼的定义与概况

 

结婚时支付彩礼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习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当今亚洲的许多地区都普遍存在。从历史上到今天，彩礼的规模通常都是可观的。我们的分析依赖于不同种族传统婚姻习俗的信息，主要资料来源是Murdock’s (1967) Ethnographic Atlas（人种志地图集），其中提供了有关结婚时进行（财产）转移的信息，按照下列习俗可以对种族进行分类（Murdock 1981，92-93）：

 

i. Bride price（彩礼）：新郎或新郎亲戚给予新娘亲属的一大笔客观的转移，可以是商品、牲畜或金钱等形式。

 

ii. Token bride price（象征性的彩礼）：少量或象征性支付。

 

iii. Bride service：新郎为新娘的亲属提供的劳动或其他服务。

 

iv. Gift exchange（礼物交换）：新郎和新娘的亲戚之间相互交换（有时持续）价值相当的礼物（和/或服务）。

 

v. Female relative exchange（女性交换）：娶媳妇需要把自己的姐妹或女性亲戚嫁给新娘的男性亲戚。

 

vi. Dowry（嫁妆）：从新娘亲戚那里转移大量财产给新郎或新郎的亲属。

 

vii. No significant consideration：无重大考虑或仅赠送新娘礼物。

 

除了Ethnographic Atlas以外，本文还用了其他的数据来源。对于印尼而言，还使用了LeBar (1972)在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上的一部分；对于赞比亚而言，还使用了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上的三卷，印尼和赞比亚的种族可以按照上述婚姻习俗分为7类，如table 1所示。此外，作者还在正文中汇报了印尼和赞比亚的彩礼习俗的分布地图。

2. 彩礼习俗的起源以及哪些习俗与彩礼相关

 

虽然尚不能确定彩礼习俗的历史渊源，但在人类学领域内有几种主流理论。一是该习俗起源于父系社会，妻子在结婚后加入了丈夫的亲属关系（Vroklage 1952），在这种制度下，新娘的原家族在结婚时会失去成员（以及未来的后代）。因此，彩礼的出现是新郎家族为了补偿新娘家族的损失，并对新娘家族抚养女儿的花费表示理解和感谢。在父系社会发展之后，它随后传播到附近的母系社会。二是将彩礼的做法与妇女参与农业联系起来。在女性参与农业的社会中，除非女性家庭得到补偿，否则她的家人更不愿与女儿分居，因此将钱转移给新娘父母的习惯逐步形成（Boserup 1970）。三是一夫多妻制可能与彩礼的出现有关。现有的关于一夫多妻制的研究表明，在一夫多妻制盛行的社会中，高昂的彩礼对于清除婚姻市场是必不可少的（Grossbard 1978; Becker 1981; Tertilt 2005）。因此，一夫多妻制的地方可能更可能采用彩礼。

 

使用Murdock（1967）的数据，我们检验了印尼和赞比亚是否存在上述理论上的相关性。Table2汇报了在Ethnicity-level水平的估计，发现了一些微弱的证据。印度尼西亚的母系氏族、女性参与劳动和一夫多妻制度与彩礼习俗不相关；赞比亚所有种族都是一夫多妻制度，因此这个变量与彩礼习俗之间没有关系，传统的女性参与农业活动与彩礼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但确实能够观察到母性氏族与彩礼习俗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本文还是控制了每个种族的上述特征。

3. 彩礼习俗与当代彩礼的关系

 

本文自始至终的分析中，衡量彩礼的是一个ethnicity-level的0-1变量，这个变量是识别这个种族是否有彩礼传统的，而不是使用实际发生的彩礼额度作为变量。因为使用实际发生的彩礼额度具有contemporary factors带来的内生性，所以用种族的彩礼传统作为指标可以更好地规避内生性风险。尽管如此，本文还是基于描述性统计的方式（在附录中），初步地验证了彩礼习俗与当今彩礼的实际支付额度密切相关。

 

03 理论模型

 

本文建立了理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父母是否决定教育其女儿取决于是否拥有彩礼习俗。为此，我们借鉴了Chiappori, Iyigun, and Weiss (2009) 和Chiappori, Dias, and Meghir (2016)关于婚姻市场的模型。本文假设，父母并不是以完全利他的心态，来选择是否教育自己的孩子。

 

作者构建了父母的效用函数，共有两期，每一期的效用来源于消费和子女两方面。子女第一期通过上学和天赋获得效用，第二期通过劳动市场和婚姻市场获得回报。

 

在婚姻市场中，凡是男女结婚就会获得大于0的婚姻剩余（marriage surplus）。每个人都会在婚姻市场均衡中结婚，并且匹配到合适的对象。与数据一致，本文认为受过教育的男性多于女性。Chiappori, Iyigun, and Weiss (2009)所表示，稳定的婚姻市场均衡，是所有受教育的女性都嫁给了受教育的男性，还有一些受过教育的男性娶到了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因此，本文给出了第一个prediction：

 

 

Prediction 2：受教育的女性会比未受教育的女性获得更多的彩礼。

 

本文在讨论教育回报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中。将预算约束带入目标函数，可以得到父母选择教育女儿的天赋临界值。可以计算出，拥有彩礼习俗种族的女孩受教育天赋临界值要比没有彩礼习俗种族的女孩要低，意味着哪怕彩礼习俗种族的女孩天赋不那么高，父母也愿意让她上学。本文给出了第三个prediction：

 

Prediction 3：彩礼传统种族的女孩受教育概率更高。

 

父母决定女孩是否受教育的天赋临界值与学费有关。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可以发现减少上学费用能够提高升学率与彩礼习俗有关。本文计算了彩礼习俗种族与无彩礼习俗种族的女孩受教育对学费变化的导数，发现彩礼种族的导数更大，意味着降低学费对彩礼种族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给出了第四个prediction：

 

Prediction 4：当女性教育率低时，减少上学成本更能够促进拥有彩礼习俗种族的女孩上学。

 

父母决定男孩是否受教育的天赋临界值与种族无关。因此彩礼习俗与教育投资无关。本文给出了第五个prediction：

 

Prediction 5：男性受教育的概率和男性对教育成本降低的反应程度与是否有彩礼习俗无关。

 

04 模型检验：彩礼、婚姻和教育

 

本文用印尼的数据和赞比亚的数据验证模型。印尼数据包括：1995 Intercensal Survey，Indonesian Family Life Survey (IFLS)，2010 Census。赞比亚数据包括：Zambia Fertility Preferences Study (ZFPS)，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DHS)。种族数据前面讨论过了。

 

式（5）的估计结果表达在table 4中。1-5，7-11逐渐增加控制变量，可以发现妻子受教育会对彩礼数量有正向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并没有被排除，表4并不是一个因果估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用了Duflo（2001）的学校建设计划作为工具变量（样本仅限于来自彩礼族的女性），得到的结果在第6列中。第二个方式是根据ZFPS的问卷信息，问了715对夫妻的问题。受访者会回答他们决定的影响彩礼最重要的因素，39％的受访者将教育列为最重要因素，而69％的受访者将教育列为三个最重要因素之一。此外，还进一步问了为什么受教育会提高彩礼的原因，最常见的答案是应该赔偿父母对女儿的教育投资。

式（6）被回归到table 5中。第1-2列反映了印尼的估计，5-9汇报了赞比亚（5-7DHS，8-9ZFPS）的估计。基本上能够得到彩礼习俗对女性受教育的正向影响。（附录中还讨论了，由于彩礼习俗的女孩入学率较高，导致有用彩礼习俗的种族中，天赋更低的女孩也会上学，这就意味着彩礼习俗的女孩平均成绩要更低，3、4列给出了验证）

 

05 核心实证部分

 

教育发展政策的异质性分析

3. 排除一些竞争性的假说。

 

一是有可能彩礼习俗的家庭比较富有，所以女孩更容易上学，Table A16的第1列中，发现彩礼种族对家庭是否富有无显著影响。二是彩礼传统的种族，可能孩子更少，所以平均每个孩子的财富比较多，所以孩子更容易上学，Table A16的第2列中，发现彩礼组的家庭孩子反而更多（印尼数据），或者不显著（赞比亚）。三是彩礼传统的种族，可能父母更重女轻男，所以女孩更容易上学。Table A16的第3列中，发现彩礼组对家庭的男孩女孩比例没有影响。四是Table A16的第4、5列是为了验证彩礼种族和非彩礼种族对性别歧视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丈夫（在一些情况下）殴打妻子是否合理”和“妻子（在一些情况下）拒绝性行为是否合理”。发现两类种族对性别歧视没有显著差异，无论丈夫还是妻子。最后的一个替代性假说是，彩礼种族的女性受教育的劳动回报更高，附录的table A17中彩礼习俗与学历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说明女性受教育的劳动回报与彩礼习俗无关。

 

4. 同样的故事会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

 

为了证明，同样的故事不会发生在丈夫身上。正文的Table8展示了，是否有彩礼传统对男性升学概率的影响，基本上影响是不显著的。进一步，本文验证了学校建设计划对于男性教育的影响效果，不存在彩礼种族比非彩礼种族更大的效应，实证结果在附录的table A18。

 

06 讨论：种族特征的政策意义

 

从代际转移的角度来看。受教育的彩礼回报，极大地揭示了父母从子女教育回报索取的传统习俗，促进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往往类似中国、印度的“养儿防老”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导致父母会从儿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减少了对女儿的教育投资动机。所以，虽然学界和政界认为彩礼习俗存在许多缺点，但是盲目的取消和废除，会对妇女的人力资本形成造成更大的障碍。从静态角度来看，即使父母会从彩礼中分得一杯羹；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妇女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从劳动力市场的获取是永久的。

 

从“社会的文化背景如何影响发展政策的效力”，如果评估中不考虑文化因素的话，可能会错判评估效果。反之也意味着政策实施需要考虑文化，如对于非彩礼种族，光建设学校是不足的，还要进行配套的教育补贴。

 

（此文篇幅较长，因此在撰写推文时有所删减。索要全文梳理可邮箱联系。邮箱地址：rucchy@163.com）

 

本推文由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供稿。

 

Abstract

 

We document an important consequence of bride price, a payment made by the groom to the bride’s family at marriage. Revisiting Indonesia’s school construction program, we find that among ethnic groups without the custom, it had no effect on girls’ schooling. Among ethnic groups with the custom, it had large positive effects. We show (theoretically an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empirically) that this is because a daughter’s education, by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money parents receive at marriage, generates an additional incentive for parents to educate their daughters. We replicate these findings in Zambia, a country that had a similar large-scale school construction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