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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王洋
文章来源:Costa-FontJ, Flèche S. Child sleep and mother labour market outcomes. Journal of HealthEconomics 2020; 69: 102258.
引言
“宝妈回归职场难”、“宝妈工作压力大”、“宝妈遭遇职场和家庭双重压力身心俱疲”……,上述话题在新闻和朋友圈中十分常见,这恰恰是当下职场女性在生育期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睡眠不足是众多宝妈抱怨的主要话题,睡眠对于人体健康及工作表现的影响在医学领域研究较为广泛,但经济学文章对此关注较为有限。由于睡眠不足会抑制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而前额叶皮质对于个人的决策功能十分重要,因此睡眠不足的人更有可能作出冲动的决定。本文就是从宝妈的睡眠质量入手,探究宝妈睡眠不足对其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图片来源:https://www.sohu.com/a/260557031_175284
实证设计与结果
本文的数据源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ALSPAC面板数据(http://www.bristol.ac.uk/alspac/),该数据从1991年开始,招募了居住在英国埃文地区的14541个孕妇,这些孕妇预产期均在1991年4月至1993年2月之间,该调查对受访孕妇及其家庭持续追踪,至今已经生成了长达近三十年的高质量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由于孩子的睡眠问题在孩子满134个月(11~12岁之间)之后就不再询问了,因此本文的研究仅保留了孩子年龄在12岁以下的样本,最终样本量为12000个家庭。
本文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上表现得十分优秀,在基准回归部分,作者选取了常规的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鉴于数据优势,本文选取孩子的睡眠质量作为母亲睡眠质量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回归方程如式(1)所示:
代表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衡量变量包括母亲是否有工作、日均工作时长、家庭收入(本数据库中没有母亲的收入信息,因此作者以家庭收入信息代替)以及对工作的满意度。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除了验证工具变量和内生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还传达了很多有意思的信息,如Table 2所示:
我们来解读下Table2的核心结果:从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孩子的起夜次数每增加一次,母亲的睡眠时长平均减少0.105小时(即6.3分钟),母亲睡眠不足6小时的概率增加2.3个百分点。第(3)列是对母亲主观睡眠感受的影响,从系数符号可以看出,孩子起夜次数越少则母亲自我感觉睡眠充足的概率越高。为了消除孩子个体趋势的影响,作者进一步对方程(1)做了一阶差分,估计结果在第(4)列,比第(1)列的估计结果略小。考虑到母亲的睡眠质量和孩子的睡眠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无法观测的联系,比如说基因问题导致的睡眠质量较差,信息汇报偏差或者母亲培养孩子睡眠习惯的能力等,作者进一步做了安慰剂检验,选取滞后三期的母亲睡眠质量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第(5)列为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括号中为标准差,通过系数和标准差我们可以计算得出t值为1,即没有统计学显著性,表明孩子当期的睡眠质量与母亲前期的睡眠质量无关。第(6)列是孩子的睡眠质量对父亲的影响,从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对父亲的睡眠影响仅为对母亲影响的一半(-0.044vs-0.105)。以上多个回归结果均证实了孩子的睡眠质量对母亲的睡眠质量存在显著影响,作者放心的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如Table 3所示:
我们同样来解读下Table 3的核心结果:Panel A 的OLS回归结果作为常规参照系予以列示,既然用了工具变量法,我们当然是以Panel B 的2SLS的回归结果为准。从第(1)和(2)列的系数上我们可以解读出,母亲睡眠时长每增加半个小时,会导致参加工作可能性增加2.5个百分点,平均工作时长增加8.3%。第(3)列为母亲睡眠质量对收入的影响结果,由于使用的是家庭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父亲的睡眠质量也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在第(3)列的回归中作者进一步控制了父亲的睡眠质量,在这一情况下,母亲睡眠时长每增加半个小时,会导致家庭收入增加3.1%。第(4)列为对母亲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作者作出了如下可能的解释,首先,母亲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会反过来影响睡眠质量,仍旧有反向因果问题存在;其次,工作满意度的衡量较为主观,且取值为0和1(即不满意和满意),导致有存在度量误差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上述结果已经可以初步证明母亲的睡眠质量会对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有影响。
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的解读到此告一段落,我们进一步来看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前面提到本文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上表现得十分优秀,这个优秀的点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得到充分体现,作者担心基准回归部分的结果受多个潜在因素的干扰,因此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逐一排除。我们先把结果呈现出来,再逐一对照说明,如Table 4所示:
Table 4中Panel A为再次召唤基准回归结果,方便后边稳健性检验结果的对比分析。Panel B开始步入正题,这部分是排除家庭事件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例如母亲是否卷入法律纠纷、是否有家人或朋友去世、是否有宠物去世、父亲是否失业等等,在控制住这些因素的影响后,Panel B的估计结果与Panel A的估计结果十分接近,表明上述因素并没有对我们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带来威胁。Panel C为排除家庭成员组成变动的影响,例如是否有新的保姆来家里、是否有孩子的堂/表兄弟姐妹来家里等等,估计结果同样与基准回归结果差异不大。Panel D为排除父亲个人特征差异的影响,控制了父亲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以及睡眠质量,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更接近了。Panel E作者将视角转向对育儿方式的考察,即排除孩子规律睡眠习惯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作者控制了孩子在托儿所或幼儿园的时长、孩子睡觉和起床的时间、以及孩子白天是否睡觉。同时作者认为母亲对于工作的态度也会间接反映她培养孩子规律睡眠的能力,因此作者控制了母亲是否出于个人职业规划的考量而选择工作,估计结果相比于基准回归结果有所增加。Panel F作者控制了孩子的认知能力、心理健康与行为表现,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接近。分组排除到此结束,作者意犹未尽,进一步将Panel B——Panel F的全部控制变量放在一起,得到Panel G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于基准回归结果,Panel G的结果对母亲工作的可能性、工作时长、以及收入的影响均有所增加,而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有所降低,尽管存在差异,但差异之小足以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作者似乎仍旧担心有遗漏变量的问题存在,进一步选取Oster(2017)的敏感性方法检验,结果表明上述解释变量可以很大程度解释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不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
严谨的作者进一步排除无法观测的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在Panel H中对母亲的睡眠质量和劳动力产出做一阶差分,Panel I将工具变量拆分,分别考察以孩子睡眠时长和起夜次数作为工具变量时的回归结果。Panel J将样本缩小至孩子年龄在2-5岁之间,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带薪产假的影响,即孩子在2岁之前,母亲是享受带薪产假的。Panel K是为了排除反向因果的影响,即母亲的工作状态会对自身以及孩子的睡眠质量有影响,例如母亲的工作压力会导致自己和孩子的睡眠质量下降,或者母亲有意识的出于自己工作状态的考虑,加大力度培养孩子的睡眠习惯等。作者在Panel K中将母亲和孩子的睡眠质量滞后一期,即母亲在当期的工作状态不会对过去的睡眠质量有影响。作者进一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稳固孩子睡眠对母亲工作表现的因果影响,结果如Panel La和Panel Lb所示。这个检验的逻辑在于,孩子滞后一期的睡眠质量会对母亲当期的工作表现有影响,进一步将母亲滞后一期的工作表现作为解释变量时,前者的影响仍旧显著,即表明孩子的睡眠质量确实对母亲工作表现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反过来,当交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回归时,即考察滞后一期的母亲工作表现是否对当期孩子睡眠质量有影响,这个因果关系应该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可以进一步支撑孩子睡眠质量对母亲工作表现的显著影响结果。Panel La的结果全部显著,表明孩子睡眠质量对母亲工作表现有较强解释力度,Panel Lb的结果中,工作可能性和工作时长的系数不显著,而收入的系数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睡眠和收入之间互为因果。除了上述稳健性检验之外,作者还做了变换方程形式、证伪检验等,在此不再赘述。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了充分的检验,作者进一步考察了母亲睡眠质量对工作表现的长期影响,即考察了对5年后的母亲工作表现的影响,结果如Table5的上半部分所示。估计结果比基准回归结果略小,但依旧显著,表明睡眠质量对工作状态有持续的影响,作者猜测可能的原因包括有睡眠不足经历的母亲劳动生产力下降、阻碍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母亲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而自行选择新的工作方式,例如从全职转向兼职。基于上述母亲睡眠质量对工作可能性、工作时长、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的短期及长期影响,以及上述猜测,作者探讨了可能的传导机制,相应的回归结果如Table5的下半部分所示:
首先,睡眠不足是否会导致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作者以受访者自己汇报的“工作中是否遇到问题”来衡量,结果发现母亲睡眠时长每增加一小时,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概率下降9个百分点(Table 5下半部分第(1)列,2SLS结果);其次,有睡眠不足经历的母亲是否会选择从全职工作转为兼职工作,以便更为灵活的协调工作和生活问题?回归结果表明母亲睡眠时长每减少一小时,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减少3.8个百分点(第(2)列);再次,有睡眠不足经历的母亲是否会为了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结果发现并没有显著影响(第(3)列);最后,睡眠不足是否会对母亲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能力有影响,结果表明母亲睡眠时长每减少一小时,汇报“下班后照顾孩子有难度”的可能性增加14个百分点(第(4)列)。
作者从机制分析中探索出了可能的政策建议,作者认为在母亲面临工作和家庭的两难选择时,弹性工作时间似乎可以减少母亲因照顾家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发生,而英国1996年出台的就业权利法案为检验上述猜测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该法案规定在工作满26周之后,雇员有权利申请弹性工作时间。作者选取了三阶差分估计在政策实施前后,对于有申请弹性工作权利的母亲,睡眠质量对工作表现的负面影响是否会有所缓解,估计结果如Table6所示。我们来解读下Table6的系数,以第(1)列为例,对于有权利申请弹性工作时长的母亲,在政策实施前,睡眠质量对其参加工作可能性的边际影响为-0.023+0.099=0.076;在政策实施后,这一边际影响为-0.023+0.099+0.016-0.074=0.018,可以看出对于有权利申请弹性工作时长的母亲,政策的实施会导致睡眠质量对工作可能性的影响减小近6个百分点(0.018-0.076)。对于其他列的结果解读与此类似,证实了作者的上述猜测。
结论
总结来说,本文作者基于数据优势,从孩子和母亲之间的睡眠关系入手,为睡眠质量找到了合适的工具变量,从经济学角度得出了睡眠质量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因果影响。本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很值得借鉴,作者尽可能的探讨并解决基准回归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除了上文罗列的内容,作者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还穿插了更加细化的检验,结果在原文的附录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细读原文。本文的政策建议从机制分析中引出,对于政策的选取也十分巧妙,这一点也可供读者借鉴。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孩政策”放开之后,众多职场宝妈面临的育儿压力更大,她们在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中压力重重,相关的诸如产假制度的改革也在持续进行中,这一系列关系的理顺急需基础研究的支撑,本文的研究思路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Abstract
We show that sleep deprivation exerts strongnegative effects on mothers’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To isolate variationsin maternal sleep, we exploit unique variations in child sleep disruption usinga UK panel dataset that follows mother-child pairs through time. We find thatsleeping one hour less per night on average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maternal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the number of hours worked and household income. Weidentify one mechanism driving the effects, namely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sleep on selection into full-time versus part-time work. Increased scheduleflexibility for mothers with sufficient tenure mitigates the negative effectsof sleep depr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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