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林之阳 

原文信息：Ang, James B, 2019, Culture, Legal Origin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Economic Inquiry 57(2), 1016–1037.

 

前言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发达的金融系统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一些国家的金融系统比另外一些国家发达？La Porta et al. (1997, 1998) 提出了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解释：法与金融理论（Law and Finance Theory）。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会影响其之后的金融发展，采用英国法系的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更高。Stulz & Williamson (2003) 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文化也会影响金融发展，因为文化会对价值观、信仰、制度和如何分配资源产生影响。还有一些研究强调了公众信任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认为世界范围内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由个人主义文化倾向解释。Triandis (2001)认为个人主义倾向是各国间文化差异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个人主义文化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Weber (1930)，他认为个人主义在英国经济发展和传播工业革命中扮演了关键作用。之后的一些研究也认为强调物质成功的个人主义文化是西方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

 

一个运转良好的金融系统是经济现代化的先导，但是文化在推动金融系统发展中的作用却难以被理解。文化通过决定如何在经济中分配资源对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在一个推行个人主义的社会中，资金更有可能流向具有长期增长能力的高产和创新的领域。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由于鼓励通过裙带和徇私来分享经济收入，金融系统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可能遭到破坏。这一观点也具有现实基础，许多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往往有发达的金融系统，比如澳大利亚、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反，诸如安哥拉、萨尔瓦多和塞拉利昂这些金融系统最不发达的几个国家，他们的价值取向就更偏向于非个人主义。总体而言，金融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文化。因此，个人主义程度的不同可能对国家的金融系统发展具有潜在的解释力。然而，个人主义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系统性的检验，本文实证检验了二者间的关系。

 

主要内容

 

基于对个人主义和金融发展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作者认为倾向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有更强的配置资源的能力，因此提出假设：以个人主义文化为导向的社会更有可能发展出更加有效的金融系统。作者利用回归模型对这一对关系进行了分析，基准回归模型为：

Fin.Dev是测度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为2000年到2011年个人信贷额占GDP的比例的平均值，数据来源为最新的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the World Bank’s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tabase）；IDV是国家个人主义文化得分，这一变量为基于Geert Hofstede对员工满意度的调查构造的个人主义指数。Hofstede(1980)将个人主义定义为“对于弱联系的社会框架的偏好，在这个社会框架中个人倾向于只对自己和亲密家人表示关心”。Hofstede(1980) 根据员工工作的目标是倾向于依赖组织还是独立于组织来区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由此构造的个人主义指数取值范围为0到100，取值越高越倾向于个人主义。该数据来自于Hofstede Centre，作者整理得到一共101个国家的数据。cv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岛屿虚拟变量、是否被陆地包围、降水量、离最近的海岸的距离、平均海拔、地表粗糙程度，还控制了大陆固定效应。

OLS的结果表明，个人主义和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个人主义程度的不同可以解释各国金融发展差异的三分之一。作者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以控制内生性，并且对其他解释进行了探讨，结果稳健。

 

实证分析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个人主义文化得分和金融发展水平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不会由于地理特征变量的加入而消失。个人主义程度的变动大约解释了三分之一的金融系统发展程度的变动（表1列1），个人主义得分每上升一个标准差，金融系统发展程度相应上升0.631个标准差（表1列4）。作者以伊朗和芬兰的个人主义得分差异以及对应的金融发展程度差异为例说明了这一边际效应的合理性。

显然，这一关系中存在着内生性问题。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不能直接从回归模型中解读出因果影响：1.经济中的金融禀赋会影响人的信念、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反向因果）；2. 其他遗漏变量；3.基于事后调查的个人主义文化的度量变量可能存在偏差。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作者使用了语言中的代词省略规则和纬度的绝对值作为个人主义的工具变量。使用语言中的代词省略规则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根据“语言相对论原则”（Linguistic relativity principle），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存在差异的，因此，语言影响了文化发展。Kashima and Kashima (1998)认为，是否在语言中使用“我”、“你”这样的代词和语言主体与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的差异程度有关。在那些要求在句子中使用代词的语言中（比如英语），主体和社会群体很容易被区分开；而在那些允许省略代词的语言中（比如非洲语言），很难把主体从背景中区分开来。因此，禁止在语句中省略人物代词的语言经常出现在更加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因此这种文化更加强调个人福利而非社会整体的福利。这说明，允许省略代词的语法规则与个人主义文化得分负相关。使用纬度绝对值作为工具变量的理由在于，经常出现在赤道国家的传染病会使得这些社会更不愿意和外部交流。基于这种考虑，更容易出现传染病的社会倾向于推行保守的价值观并且培育注集体主义的文化（Fincher and Thornhill 2012; Thornhill and Fincher 2014）。

 

作者将一国语言中是否允许省略代词和该国的纬度绝对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和预期相同，语言中省略代词对应更低的个人主义程度、纬度绝对值更高对应更高的个人主义程度。第二阶段的回归维持原有结论不变，个人主义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由于使用了工具变量，可以认为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单向提升了金融发展水平。

接着，作者考虑了其他可能的解释，包括法律起源、宗教信仰和社会信任。作者在模型中设置了虚拟变量分别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控制，并没有发现这些变量剥夺了个人主义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解释力（表3）。最后，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个人主义对金融系统发展水平间的正相关关系保持稳健。

结论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了个人主义倾向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切入角度十分新颖，工具变量很有创意，文章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支撑，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即使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价值而相对轻视整体利益，但是西方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依然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说明仅从价值观上片面地强调集体主义并不能提升社会的整体效益，社会整体的发展最终还是要从对社会个体的激励入手。本文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正如作者自己在结论中所指出的，基于跨国数据进行的讨论还比较粗糙。虽然作者在理论分析部分针对个人主义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但在实证层面维持本文的结论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基于公司层面或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或是建立理论模型进行分析，这也是未来相关研究可以继续探索的方向。

 

原文摘要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countries with a cultural orientation toward individualism tend to enjoy a higher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stimates based on cross-country data lend strong support to this hypothesis. Specifical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xisting disparity in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variation in the extent of individualism across countries, where a one standard deviation increase in individualism is associated with 0.631 standard deviations improvement in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 number of considerations. Additional results provide some support to the notion that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and legal origin may serve as complements rather than substitutes to each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