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凯风  

推送文献：

Forsythe, E. (2017). Occupational Job Ladders and the Efficient Reallocation of Displaced Workers.University of Illinois Working Paper

 

前言

 

本期推送的论文为Forsythe (2017)，一篇着眼于劳动力资源再配置问题、基于微观数据的工作论文。

 

Eliza Forsythe是一位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女副教授，她在文中探讨了一个问题：劳动者在“职业阶梯”中的上行（下行）是如何导致其劳动收入的增加（减少）的。工作岗位的转换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的薪水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所以，Forsythe (2017)的研究内容初看并没有太大新意。

 

但是，通过一个较独特的视角，此文仍然能够充分凸显出自身的新意与价值：数据分析显示，与主动“跳槽”的人相比，那些被“裁掉”的员工在重新就业后薪水往往更低。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从被裁员工在“职业阶梯”上的移动方向，及其再就业后薪水的变化机制来看，他们的再就业过程在经济上真的是有效率的么？如果大量的被裁者在失业后不得不在职业阶梯上“向下走”，走上与自身能力水平并不匹配的低薪岗位（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这种就业状态），那么这无疑意味着裁员所造成的失业最终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相应的失业救济政策就有必要得到加强，以使被裁员工能更持续地搜寻符合自身能力定位的工作岗位。

 

那么，Forsythe (2017)的实证结果能够有效地检验上述问题吗？请看本期推文的进一步介绍。

 

1.实证模型与数据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是1994年1月到2016年10月的CPS调查数据和被裁员工补助金数据。CPS是面向美国家庭的一项大型全国性调查，用于统计全国范围的就业状况。由于CPS对每个家庭都要进行多次调查、可以跨月跟踪样本，而且数据库中还进行了详细的职业编码划分，所以能够准确、连续地监测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并能够帮助研究者量化地测度劳动者的职业变化率与变化方向，将其用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论文研究的另一个难点在于其对“职业阶梯”的划分与处理。尽管职业升级和降级的概念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缺乏横向可比性；但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依然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对职位进行排名，例如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们评价企业内部职务变动的直接依据是以组织结构图为准的企业职位等级，不过这在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难以适用。所以Forsythe (2017)参考了Groes et.al（2013）的做法，使用平均实际小时工资来对职位进行排名。作者使用的是职业就业统计调查数据（简称OES，该调查每三年公布一轮，收集了三年内一百多万家企业的职业和工资数据)，选取2005年发布的小时工资数据(根据2002-2005年调查结果汇总而成，取中位数)，将其与2000年版SOC职业分类代码相匹配后，既得到各行业领域的“职业阶梯”排位标准（文中也将其称为“OES得分”）。

 

2.实证结果与分析

 

如前言所述，如果被裁员工的低薪是因为他们在重新就业时被迫接受了与技能不匹配的工作，那么这可能是市场失灵和人力资本损失的根源，那么政策在支持流离失所工人寻找利用其技能的新工作方面就有作用。所以，为了评估被裁员工的再就业过程是否有效率，作者重点关注了他们在职业阶梯中的上下移动情况——因为这能够作为一个重要解释变量，来判断被裁员工的底薪就业是否是由于岗位不匹配而造成的。

 

首先，作者通过梳理数据和实证计量分析，初步发现了以下几点经验规律：（1）劳动者在“职业阶梯”上的“下行”是频繁的（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不同企业之间）；（2）这些下行的职位变动与工资损失显著相关；（3）那些在职业阶梯上“下行”的职位变动者在原来的岗位中往往也是收入偏低的——由于劳动报酬变化与生产力的变化密切相关，作者认为这样的职位变化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而且，如果进一步地关注被裁员工，上述的岗位匹配模式也是同样适用的：仅有近1/3的被裁员工爬上了“职业阶梯”的高处，其被裁前的收入与被裁后的职位变化方向也同样显著相关——前一份工作收入相对越低，日后的新职位也就越靠近“职业阶梯”的下端。如下二图（原文中的Figure1与Figure2）所示，离职者（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裁的）的职位排名提升率与个人在离职前工资的水平相关，从图中可见，那些原岗位收入位于最低十分位数的员工，再就业后的职位排名提升率也最低，而最高十分位数的那些员工则恰好对应最高点。因此，员工在当前工资对比上的优势与再就业去向之间的关系非常强大。

 

但是，上述分析还不能为论文做出定论，因为它无法反映被裁员工是否被迫做出较差的再就业岗位选择，从而导致相对更低的收入。通常而言，主动跳槽者有控制离职时机的主动权，这使得他们有余地选择质量更高的公司。而被裁的员工则很少能把握上述主动权，使得他们必须在仓促间寻找新的岗位。为了检验被裁员工收入的偏低是不是因为其被迫走上了与能力不匹配的低薪岗位，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率，Forsythe (2017)设计了以交互项为主的实证策略，例如从下图（原文中的Table 7）可以看出，作者进一步在“职业阶梯”变化虚拟变量(升级、无变化、降档)与代表主动跳槽、被裁离职等情况的职业变化性质虚拟变量间设置了交互项，来分析相应的规律与机制。

但是，从论文的实证结果中，Forsythe (2017)却发现一个问题：被裁员工在“职业阶梯”上的移动情况，并不能合理解释被裁员工和主动跳槽者在再就业后的工资差异。例如，从上表（原文Table 7）可见，即便被裁员工日后依然保持了自己在“职业阶梯”上的位置(表格最左列的No Occ. Chg. X Disp.)，其重新就业后的相对收入（与未离职、未换职位者相比）也依然出现显著下降（见回归结果第3列，标题为Next W.）；而相比之下，对那些主动跳槽且没有在“职业阶梯”上移动的员工来说（表格最左列的No Occ. Chg. X Vol. Firm Chg.),其重新就业后的相对收入并未大幅下降，而且系数估计结果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见回归结果第3列，标题为Next W.）。除此之外，被裁员工、主动跳槽者在其它情况下的参数估计值都是正负相同的，而且同样显著（见回归结果第3列）。

 

也就是说，实证结果与“被裁员工获得低薪，是因为被迫接受与自己能力不匹配的新工作”这一观点存在相悖之处！因为，这一观点蕴含的逻辑是，如果一个离职的人有幸继续走上熟悉的职位，那么他就可以凭借自身资源、能力较快适应新岗位，从而获得与离职前相近的工资收入(Table 7中关于主动跳槽员工的回归结果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一规律似乎在被裁员工身上并不成立，无论他们在“职业阶梯”上是否移动，无论他们是否能有幸到自己熟悉的岗位，都会面临相对工资水平的显著下降。

 

同时，上述实证结果也说明，被裁员工再就业薪资相对较低的问题确实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还额外进行了反事实分析：如假设被裁员工与主动跳槽者的工资变化规律趋同（或者至少没有本质差异）的，那么被裁者工资平均将会增长5.5%。但实际上，数据显示，被裁员工面对的是7%的工资损失。

 

综上所述，论文开头关于“被裁员工再就业后收入偏低，是由于其被迫接受与自己能力不匹配的工作”的推测并没有得到实证结果的有效支持，对上述低薪问题的原由，还须进一步展开分析与挖掘，以给出真正合理的解释。

 

在Forsythe (2017)的后续章节中，作者转向了其它替代性解释，其重点是员工自身拥有的资本和异质租金。从前者来看，如果工人们已经在前期投资于特定的资本，但是被裁后无法将这些资本用于寻求合适的新工作，那么这就可能导致工资损失和劳动力的低效率分配，但是这一解释似乎同样与前文的实证结果相悖。另一方面，如果雇主向同等能力的员工提供的租金或工资存在异质性，则被裁员工可能会在就业压力下选择那些工资相对较低的雇主，以尽快获取新职位；相较之下，那些主动跳槽的员工却有条件等待相对高薪的工作机会。为了支撑这一解释，作者进一步引用了来自Abowd, Kramarz&Margolis(1999)以及Lachowska,Mas&Woodbury(2017)的补充证据：Abowd, Kramarz&Margolis(1999)指出在标准的工资谈判假设下，被裁人员重新就业后的工资可能低于长期在岗人员，Lachowska,Mas&Woodbury(2017)则发现离职再就业后的工资下降可以在一半程度上归因于公司工资的时间不变异质性，所以异质性租金可能是离职损失的主要来源。Forsythe (2017)认为，如果被裁员工面对的低薪问题是源自异质性的租金水平，那么这一劳动力流动过程就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不是低效的)。

 

3.一些启示

 

（1）政策启示

 

Forsythe (2017)所总结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由于裁员所造成的失业并未显著地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相应失业救济政策就不会真正起到改善市场效率的作用，而且额外的援助反而会鼓励无意义的职位搜寻、造成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浪费；当然，Forsythe (2017)也指出，被裁员工面对的低薪毕竟使个人利益遭受了损失，会影响到其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政策制定者们仍有必要根据上述问题，权衡利弊，设计有针对性的失业救济政策。

 

（2）一个不成熟的点评

 

客观地看，作为一篇工作论文，Forsythe (2017)目前还难称完美。首先，作为一篇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文献，此文在数据的处理、提炼上确有较独到之处，但在实证策略的设计、计量分析方法的选择上显然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推文作者看来，论文研究结论中对劳动力市场失灵问题的否认，是一个值得商榷之处，而对于被裁员工拿较低薪水的具体原因，Forsythe (2017)也本该利用论文自身的理论与实证框架，进一步给出更加扎实、有效的解释；当然，本文还处于工作论文阶段，所以上述问题都还不能视为致命缺陷，而且，其对国内研究者的启发作用也依然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