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于翠婷 

推文信息：秦雪征, 庄晨, 杨汝岱. 计划生育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8(3).

 

推文摘要

 

随着 “二孩”政策的逐步放开，新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引发了新一轮的关注。本文基于2005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多种计量方法对中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结果显示，人口数量的减少显著提高了子女的教育水平，但该影响只在收入较低、信贷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得以显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面放宽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将可能减轻计划生育全面放宽的负面影响，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引言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人口管控的放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如果放松当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中国经济增长仍将承受较大的“人口负担”，并面临着发展可持续问题的挑战（刘永平和陆铭，2008；黄少安和孙涛，2013）。当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继续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加重人口老龄化负担，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周俊山和尹银，2011；马骁骁，2010）。以上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是，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是否存在权衡取舍的替代关系：如果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将导致人口质量的下降，那么全面放松人口政策将可能对中国“以人为本”的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不利影响；反之，如果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不存在这样的负相关关系，甚至人口数量的提升还会导致人口质量的改善，那么当前人口政策的放松将很可能会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是经济学和人口学领域长期关注的重要理论命题。根据经典理论，在父母对子女一视同仁、家庭面临预算约束和信贷市场失灵这三条假定下，由于家庭资源的稀缺性，子女数量的增多必然意味着父母只能对每个子女进行更少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家庭中子女的数量与质量（人力资本）之间便会存在负向关系。之后很多学者对人口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估计方法与实证策略

 

“一胎化”政策代表了中国计划生育史上的一次重大制度变革，虑到 “怀胎十月”的孕期，预测在1980年10月前后出生人口中可能会出现一个独生子女率的 “断点”。于是，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画出了在1980年10月前后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率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发现，独生子女率在该政策 “断点”处的跳跃是比较明显的。

本文将利用模糊型的断点回归设计和双重差分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模糊型的断点回归设计：指派变量（X）为个体的出生月份距离断点的时间，结果变量（Y）是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文章用受教育年限衡量），处理变量（D）为个体是否为独生子女（1代表是）。我们选取断点c附近（距离±h）的样本进行估计，相当于做一个局部试验。具体DID设计过程详见原文。基于公式（1）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进行估计：

 

双重差分设计：使用同样的处理变量D将样本分为两组——即独生子女组与非独生子女组，分别考察这两组人群在 “一胎化”政策实施前（T=0）和后（T=1）教育程度变化的趋势，然后比较两组人群教育水平的变化趋势的差距。“一胎化” 政策对所有独生子女教育水平的直接影响——即平均处理效应为公式（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一胎化”政策与子女教育程度的提高

 

从表1可知，“一胎化”政策的推出使样本成为独生子女的概率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提高，提高幅度为5%左右，而出生在该断点两侧的样本在2005年时所具有的教育水平（以未经调整的受教育年限衡量）同时显示了向上的跳跃，其提高幅度为0.3年左右。对于“一胎化”政策的顺从者而言，成为独生子女将使其受教育年限提高5.5年左右，由此可见，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能够导致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与经典理论 “数量－质量”替代的预测一致。

 

（二）双重差分的思路

 

与表1类似地同样提供加入协变量与不加入协变量的结果；不同的是，这里估计的是交叉项前的系数，表示的是 “一胎化”政策使得独生子女相比于非独生子女在平均意义上多提高的受教育年限——该系数是平均处理效应，即将RDD中对于 “顺从者”的局部效应平均到了所有的独生子女。通过表2发现，若将“局部影响”推广到全体人群，该政策效果的估计值大幅度下降了，但方向不改变，即“一胎化”政策确实提高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三）安慰剂（placebo）检验

 

样本受教育年限的“跳跃”是否主要来自“一胎化”政策。为了证明结果并不主要由“高校扩招”政策所致，需要进行一组“安慰剂”检验。该检验的基本思路是：考察那些直接受“高校扩招”政策影响但不受“一胎化”政策影响的样本，看其受教育水平在断点前后是否发生“跳跃”；如果不发生“跳跃”，则可间接说明“高校扩招”等其他政策并不是导致样本教育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

 

第一，选用研究样本所在省份的少数民族受访者进行回归。选择该样本的原因是：他们与主回归样本所在的省份相同，受到其他政策影响的情况应该基本一致，只是他们不会受到“一胎化”政策的直接影响。

 

第二，选取在主回归中剔除的省份地区的汉族样本进行估计（这些地区在当时多推行的是“允许二孩或二孩以上”的生育政策）。尽管这部分样本与主回归样本所在省份不同，不受“一胎化”政策的直接影响，但他们应该同样受到“高校扩招”这一全国性教育改革政策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中国的教育政策往往对少数民族群体有特殊优惠，因此使用这部分地区的汉族样本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可能更具说服力。

 

影响机制分析：分样本回归

 

（一）性别分样本回归

 

排除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将样本限定在所有子女的性别都相同的家庭（称为“纯性别子女家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相比 “男孩家庭”，“女孩家庭”的独生子女率跳跃更大，并且更为显著，这可能说明 “一胎化”政策实施前，更多的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孩时会打算生育第二胎，而第一胎是男孩的家庭则更少地打算继续生育，这从侧面反映了 “重男轻女”的现象。

 

（二）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信贷水平的分样本回归

 

将研究样本所覆盖的地区按人均收入水平划分为“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两组。表4表明，高收入地区的RDD估计结果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其LATE估计值的大小远远低于落后省份，这说明Q-Q替代关系在高收入地区的样本中并不明显。而随着中国今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对子女的投资能力将得到改善，从而该数量与质量的替代关系将有可能不再显著。

 

将研究样本所覆盖的地区划分为“信贷发达地区”和“信贷落后地区”这两组。表4表明，信贷发达地区的 RDD估计结果同样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其LATE估计值的大小也稍低于信贷落后地区。这说明人口数量与质量的负向关系在信贷发达地区子样本中可能是不成立的。

 

本文贡献

 

本文主要贡献：第一，本文尝试使用了断点回归设计（RDD）等多种计量方法解决家庭内部生育决策的内生性问题，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参考；第二，本文对Becker and Lewis（1973）和Willis（1973）提出的人口质量与数量替代的相关前提假设进行了检验，为理解该经典理论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第三，我们的实证模型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数据，为重新评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最新的估计结果；第四，我们得到的经验结果还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决定机制，为中国当前和未来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

 

Abstract

 

The effect of the recent “two-child policy”has attracted a new wave of attention. Using the 2005 China`s inter-census 1% population survey data and multiple econometric methods, we ident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being a single child increased his/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ut this effect was only evident in regions with lower income and less development credit markets.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axing households`s constraints on investment in offspring`s human capital may eas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a country-wide relaxation of birth control and thus may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