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许文立 许坤 

 

中国是具有5000多年灿烂文明的国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追溯至一个多世纪以前。凯恩斯思想及其流派的理论在中国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凯恩斯理论”（Warner, 2001; Alexandroff et al., 2004）。

 

在中国，除了《通论》外，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就是《凯恩斯传》（R. Skidelsky(著)，相蓝欣,储英(译)，2006）。R. Skidelsky从1983-2000年用了三大卷描述了凯恩斯的一生，包括公共生活、学术研究、公职以及私人生活等。但是，大家可能不熟悉的是R. Skidelsky也是出生在中国：他1939年出生于中国哈尔滨，是俄罗斯裔英国人，Warwick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们家族在1919年来中国创办了煤矿企业。1941年12月，英国与日本开战，R. Skidelsky和父母被软禁在“伪满洲国”，后转移至日本收监，最后被释放回到中国定居天津——这座城市的南开大学是中国最早教授西方经济学的大学之一（另外两所是清华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参见Skidelsky（2006）、Trescott（2007）），后来去了香港。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市场，哈耶克（1899-982）似乎更有知名度（The Economist，2011）。因为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哈耶克教过许多中国学生，这些人后来都回到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台湾传播哈耶克的理论。现在最为人熟知的哈耶克理论支持者可能就是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同时他也是中国“反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之一（Bhattacharya，2012）。

 

凯恩斯早期与中国

 

我们曾经简要地介绍过凯恩斯的早年成长与求学经历（参见“带你去看看不一样的凯恩斯”）。

 

在凯恩斯的早期阶段，并没有显性的证据资料表明凯恩斯对中国有多少了解。在Harrod（1951）的《凯恩斯传记》中也没有记述太多凯恩斯关于中国的学习与研究。只有在Moggridge（1992）的书中提到：“在1900年早期，年轻的凯恩斯支持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我是一名亲义和团者’，他告诉他的父亲。”Clarke（2009）在一篇有关凯恩斯的短文中也增加了少许凯恩斯关于中国的观点。而在1900年，凯恩斯写过一篇非常激进的文章“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Will They Ever Disappear?（1900）”。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考察了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例子，并表达了十分有偏见的观点（Paulovicova, 2007）。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凯恩斯本人的社交圈则充满着犹太人和中国人，尤其是与宋子文（1891-1971）的关系十分亲密。

 

1909-1911年期间，凯恩斯为了准备关于亚当斯密的授课材料，进而读到了18世纪的经济学家引用了大量的中国经济数据，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关于中国经济巨大成就的论述。严复最早翻译了《国富论》（原译名“原富”）（Warner（2014）指出，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于1902年以中文版出版）。Trescott（2007）认为，凯恩斯肯定从他的三个中国学生（Zeng Zhongjian; Luo Zhongyi; Zhang Wei）那里听说了中国有了《国富论》（原富）。

 

1912年，凯恩斯写了一篇关于陈焕章（1911）的《孔门理财学》的长篇评论“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2）（参见Moggride，1989）。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陈焕章（1911）认为，孔夫子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推动者。凯恩斯（1912）则认为，孔夫子是否赞同土地私有制还存在疑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孔夫子是一个“自由贸易者”，而且不反对收取利息，因为“资本是母亲，利息是孩子”。这篇书评里指出，陈焕章（1911）采用了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史，并赞扬他复兴了“格雷欣法则”。而且凯恩斯（1912）还指出，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阻碍。

 

凯恩斯理论与动荡期的中国

 

一战后，凯恩斯作为英国的顾问参加了凡尔赛和会。他对和会极其不满，并于1919年写了著名的“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这本书很快由LSE毕业的研究生陶孟和（1920）翻译成中文，上海青年社出版发行，定名为《欧洲和议后之经济》。这篇文章可能对于当时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也是缔约国，更为重要的是凡尔赛合约将中国山东省割让给了日本，进而引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且还使得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Schwarcz，1986）。

 

凯恩斯对印度的研究较多，而对中国的研究较少，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份文件：一是关于中国1910年货币体系的文档，二是1915年来自于诗人Waley的信，三是1930年提交给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一份开展中英贸易的报告——旨在帮助英国经济复苏（Howson，1977；de Gruchy，2008）。凯恩斯还在给经济顾问委员会及其专委会的建议中提出，在中国修建铁路以促进英国出口商品的运输，其资金来源于义和团赔偿基金（the Boxer Compensation Fund）（Lawrence，2003）。

 

Warner（2015）说：“在中国，凯恩斯的《通论》（1936）仅次于斯密的《国富论》（1776），位于必读经济学书单的第二位。”的确，这本书源于大衰退，一经出版就引起巨大轰动，甚至还改变了经济学的历史走向，最终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Blanchard，2017；Farmer，2017；许文立和许坤，2017）。而Schumpeter（1954）更是将《通论》称为宏观经济学领域最伟大的著作。《通论》出版后不久，法国留学归来的姚庆三就在中国讲授了凯恩斯的理论。而且，在《通论》出版的同年（1936年），巫宝三就在上海买到了影印版，并在去哈佛大学进修研究生过程中阅读了这本著作，他对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十分兴奋。1937年，哈佛大学博士陈岱孙（1900-1997）在汉口买一了一本英文影印版《通论》，并于同年在清华大学任经济系主任。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经济学教育重镇——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被迫搬迁到云南，研究生项目则在重庆继续。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此，传统货币理论似乎可以提供很好的解释。

 

也就是在1937年这一年，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学生林迈克（M Lindsay，1909-1994）接受了燕京大学的邀请来到中国，并于1938年为中国经济学界开设了货币理论课程，着重强调了凯恩斯的理论。他所撰写的课程讲稿定名为《凯恩斯理论入门》（Keynes for beginner）。在燕京大学，大部分的经济学专业课程都要求写课程论文，例如，1937年后，有关于哈耶克、Hawtrey和庇古理论的。但是并没有关于凯恩斯理论的，这是因为林迈克并没有要求学生写课程论文。直到1945年Tung Weilin写了“Research on Employment Theory”。

 

毕业于清华大学，1938年进入天津的亚当斯密研究所学习的陈国经于1940年正式在燕京大学的“经济年鉴”上刊登了“新经济理论与新货币理论”（New Economic Theory and New Monetary Theory）的评论文章来介绍凯恩斯的《通论》。这篇文章概述了《通论》里的主要内容：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货币需求，利率的流动性偏好。陈国经（1940）清晰地阐述了货币扩张会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以乘数效应来增加收入。但是，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关键内容：劳动市场问题和需求冲击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陈国经又于1941年写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及其进展”（The Monetary Theory of J. M. Keynes and Its Development）讲述了凯恩斯思想的演化。同年，Wang Chinhsien（1941）在燕京大学经济年刊发表了关于凯恩斯“How to Pay for the War”的评论文章。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Tayler（1940）在“燕京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合作理论：社会经济前言”（The Theory of Cooperation：A Preface to Social Economy）引用了凯恩斯《通论》里的观点与分析，用以佐证金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他认为以合作原则构建的社会才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另一个西方经济学教学重镇——南开大学也为其研究生们讲授凯恩斯主义理论。不久，这些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们开始利用凯恩斯主义理论写学术论文。例如，尚恒康（1942，1943）写了“充分就业的一种解释”和“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来看中国的经济政策”两篇文章。两篇文中阐述了凯恩斯的核心概念，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情形更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内容，即总产出不足，需要有效利用劳动来最大化生产。他还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而战时德国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更适合积累资本，提高生产率。他还分析了马克思和凯恩斯对于经济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分析，并强调了私有产权和自有竞争对于提高效率的重要性。另一位南开大学研究生杨顺景（1942,1943）也写了两篇论文“完全就业理论与战时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的价格理论”。在前一篇文章中，杨顺景回答了“如果中国处在凯恩斯主义完全就业时，产出还会增长吗？”的问题，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凯恩斯并没有考虑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而这两个方面都可以通过实施促进增长的政策来实现。他还讨论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的使用问题。

 

而在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和经济学者们也分别将其博士论文关注于凯恩斯主义理论，或在经济学顶级期刊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凯恩斯理论的文章。例如，在哈佛大学，Fong Shankwei（1941）写的是“The Business Cyc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他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个国际贸易乘数的动态理论，并且还引入了Hansen和Samuelson提出的加速数原理。Hsieh Chiang（1941）在“The Downturn of 1929：An Attempt at Verification of some Leading Cycle Theories”里比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经济周期理论。Wang Nientzu（1943）将凯恩斯主义理论引入了“Industrialization，Monetary Expansion and Inflation”中，重点关注了欠发达国家的大规模投资的宏观动态特征。在英国，Fan Hong（1939）在RES上发表的文章比较了凯恩斯理论与马克思理论。Fan重点论述了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总需求不足是由于人们不能完全花掉其收入导致的；第二，利率是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因此，他认为这些观点在马克思理论中都已经论述了。回国后，Fan（1947）在北京大学教授的“现代货币理论”课程中讲解了凯恩斯的理论。另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徐毓枬于1940年完成博士论文，随后回国，在西南联大教授高级经济学课程，由于他是J Robinson的朋友，因此，他第一学期教授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第二学期教授以《通论》为主要内容的凯恩斯理论。1940s后期，在清华大学学生Wang Chuanlun的帮助下翻译《通论》。同时，徐毓枬（1949）还出版了一本书《当代经济思想》，主要阐述了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的思想。1940年Teng Maotong从LSE学成归国，将凯恩斯思想带到了安徽大学。而1937年从LSE取得博士学位的Wu Chiyuen也回到西南联大。他在LSE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国际价格理论的。

 

1941年，南开大学经济系的方显廷去哈佛大学访学，从Hansen那里学习了凯恩斯主义理论。1942年，他利用凯恩斯主义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中国的资本是靠信用扩张获得的，因为产出超过了消费。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下，四家政府银行扩张它们的信贷，降低利率，从而鼓励中国战后工业发展的投资。这些投资产生的收入被储蓄起来，并没有用于消费，从而进一步用于投资，因此，不断积累的资本可能是为了实现战后工业化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上文提到过巫宝三1936年就在上海购买了《通论》，他1939年从剑桥等地访学回到哈佛大学后，受到了Hansen和Harris关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影响，并读到了库兹涅茨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研究，他被这些研究工作深深吸引。1940年回国后，说服陶孟和资助其估计中国国民收入的研究工作。这项估算工作一直从1941年持续到1946年，完成两卷研究报告——主要集中于1933年国民收入估算，研究报告的英文概要发表于JPE上（Ou，1946）。在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更具影响力的中国国民收入核算研究肯定是康奈尔大学博士刘大中（T. C. Liu，1914-1975）。因为他曾于1942、1946和1965三次估算了中国国民收入，且均以英文发表。刘大中后来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省，并成为台湾省政府的经济顾问。

 

凯恩斯主义与新中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上文提到，徐毓枬在1940s后期开始翻译《通论》，但直到1957年才出版发行。1957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但是在1950s和1960s期间，仍然翻译出版了50多本西方经济学教材，其中，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翻译了Samuelson的《经济学》前10章，并于1964年出版，这本经典教材的完整版直到1980年才在中国出版发行。

 

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再次拥抱西方经济学理论，并试图基于此，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徐毓枬，1991）。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熊彼特的理论迅速出现在大学的课程中（C. C. lin，1981）。凯恩斯的思想在改革开放后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运行，其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越来越大（Trescott，2007）。Harrod的《凯恩斯传》中译本于1993年出版。另一本传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中译本则在2009年出版。“规制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等在中国迅速传播（Zhang and Xu，2013）。

 

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厉以宁教授，他于1991年主编了《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经济》。厉以宁首次提出了股份制改革，“很少有经济学家像厉以宁一样推动了中国发展路径的转变——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厉以宁，2010）。因此，厉以宁教授还有“厉股份”和“中国凯恩斯”的美誉。

 

而另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他在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就发表了一篇题为“Beyond Keynesianism”（Lin，2011）的文章。林毅夫（2011）在文中指出：“我们正处在全球性危机中，而摆在大家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它关注于国内经济，该方法就是在地上挖个洞，然后雇人去填上这个洞，从而创造出就业机会。但是，我建议超越凯恩斯主义：首先，财政政策应该用来投资那些提高未来生产率的地方；第二，财政政策应该超越国界，因为全球危机需要全球解决方案。”基于此，林毅夫正式提出并系统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赵秋运和王勇，2018）。新结构经济学虽然强调内生的结构变化，但其并不否认和排斥凯恩斯主义的粘性价格。更为重要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在政策含义方面强调政府干预，尤其注重“有为政府“的作用，这与凯恩斯主义一致。

 

凯恩斯反对“边沁主义”，而用Moore的哲学观作为指导。他也反对放任自由的经济体系或未经管制的资本主义，而应该由一个政府来管理市场系统，以促进充分就业、低通胀，并帮助引导社会演化。

 

在通论中，凯恩斯主要关注的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凯恩斯并不像通常学者们认为的那样——货币政策总是无效的。相反，他认为货币政策有其作用，但是在某些情形中，单独实施的货币政策并不足以发挥作用，它的效果会递减，甚至降为零。因此，他转向财政政策，尤其是对投资而非消费的政策来管理总需求。为了弥补私人部门投资的不足，政府要果断出手投资基础设施等等。但是，随着经济复苏，政府要逐渐退出。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投资社会化”。

 

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凯恩斯还关注于其他许多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对于处理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是必要的。此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资本流动管制等国际经济与金融制度安排对于市场经济也非常重要。总之，凯恩斯的核心政策主张是：所有促进合意结果的政策均可作为工具，它们要么单独，要么结合使用是经济状态依存的。

 

凯恩斯强烈支持政府干预，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公共管理或所有的实体、其他各级政府。政府规模不能太小，因为要实现上述目标——充分就业和减低不平等，根据经济社会条件来实施合适的政策需要政府拥有一定的规模，而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能力，我们才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失灵（Keynes，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p.372）。但政府规模也不能太大，或者控制经济的方方面面，需要有私人企业在没有中央规划下来作出决策。那么，政府不应作为中央规划者或者全能上帝，而应该与企业同等参与市场，它们之间的策略互动应该作为理解“社会化投资”的前提。通过促进社会控制下的总需求水平（或者结构变化），社会化投资印证了混合经济相关制度的优势(2)。

 

注：

(1）有些人的中文名实在难找，故用英文名代替，如有读者熟悉，请留言或发信告知。

(2) 凯恩斯支持一个由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的进步元素相结合的制度。很多人觉得凯恩斯是为了从资本主义内部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恰恰相反，凯恩斯认为两者的结合能发挥两者的优势，从而最终追求一个个性化、自由、公平、正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在1939年，凯恩斯把这种社会称为“自由社会主义”（Keynes，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p.500）。

(3)感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王勇教授就“新结构经济学”与我们交流和分享观点。

 

许文立，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许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核心参考文献

Warner, M. (2015). Keynes and China:‘Keynes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1(2), 251-263.

Trescott, P. B. (1996). How Keynesian Economics Came to China. Method and Hist of Econ Thought, from EconWPA.

Trescott, P. B. (2007).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rescott, P. B. (2016).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In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 East Asia (pp. 85-109). Routledge.

 Lin. J. Y，Wang Y（2018）. Remodeling Structural Change. Oxford Handbook of Structural Change, forthco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