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樊学瑞 

 

文献信息：Rodrik 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 21(1):1-33.

 

一 、引言

 

可以说，现代社会是工业化产物。正是由于工业化使得美国和欧洲等一些国家的生产率持续增长，导致了世界经济分为富国和穷国，也正是由于工业化再次使得少数非西方国家于20世纪赶上并与西方接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通过工业化提高生产力，并摆脱了贫困的经验使许多决策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未来的经济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这些经济体都在逐渐去工业化，特别体现在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上。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观察到一个过去30年中不太引人注意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低收入国家也在去工业化（除去一些亚洲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不仅体现在就业份额的下降，还体现在制造业实际增加值份额的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作者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去工业化称之为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之所以说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是过早的，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经济体正在经历的去工业化比发达国家早得多。二是，制造业在技术创新上充满活力，在吸收低技能劳动力方面独具优势，还能通过国际贸易开拓国际市场。制造业这些特征使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还不充分的条件下就去工业化，就显得有点过早。

 

二、制造业倒“U”型曲线:数据、测度与趋势

 

表1显示了不变价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布变动和不同地区不变价制造业份额在GDP的比重。表1上半部分中可以看出全球制造业的转移，制造业向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转移。在表1下半部分中可以明显看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从80年代以后就开始了去工业化过程，而发达国家美国却避免了这种趋势（如前文所述，美国的去工业化主要体现在就业而不是产出）。

 

 

在现有文献中，对工业化的衡量指标有三种：制造业就业份额（manemp）、名义制造业产出份额（nommva）和实际制造业产出份额（realmva）。图1显示这三个变量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和GDP之间都呈倒“U”型。Manemp的拐点比另外两个都早，下降速度也比另外两个快。Realmva是拐点最晚，下降也最慢的指标。Nommva拐点比Realmva拐点要早，作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与发展过程中价格的相对变化有关。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制造业的相对价格趋于下降，所以名义价值要比实际价值下降早。

 

对制造业份额的下降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以需求为基础，认为从商品转向服务的消费偏好引起了制造业份额的下降。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如果是由消费偏好转变引起的，那么产值和就业份额的下降拐点应该是一致的。第二种依赖于技术进步，它认为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更快。这虽然能解释就业份额的下降，但不能解释制造业产值的下降。作者认为应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综合起来解释这种现象，而且，技术和需求冲击的影响关键在于经济体的开放性，作者将会在后面用数理模型证明此观点。

 

三、去工业化的时间趋势、地区差异和就业影响

 

正如上幅图显示的那样，去工业化是全球经济的共同特征。本部分作者检验了去工业化是否在近些年加快了。作者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模型。PERT是时期虚拟变量，作者主要关心的是PERT前面的系数是否随时间变得更大。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固定样本回归还是变动样本进行回归，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回归系数都要大于产值份额的系数（不论是名义产值还是实际产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绝对值都越来越大，就业份额的系数变化最大。也就是说，近些年，全球去工业化的进程在加快，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是最快的。

 

接下来作者按不同国家集团进行了回归，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尽管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和名义产值份额都大幅下滑，但其实际产值却变化不大。实际上，发达国家实际差值的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正的，虽然不显著。亚洲是唯一一个就业份额和实际产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区域。这些结果表明，亚洲不仅与全球制造业就业的趋势不同，而且维持了比收入和人口预期更强的制造业绩效。拉丁美洲的回归结果显示拉丁美洲是近些年去工业化最严重的区域。而撒哈拉非洲以南地区的回归结果取决于样本中是否包含毛里求斯（一个强力的制造业出口国）。如果不包含毛里求斯，撒哈拉非洲以南地区的去工业化程度也很强。由于撒哈拉以南国家仍然非常贫穷，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下一个集聚地，本文的这个发现就显得引人注目。

 

亚洲的结果以及毛里求斯的加入对撒哈拉非洲以南地区回归系数的影响强烈表明，这些结果差异与比较优势有关，特别是与各国在全球制成品贸易中的表现好坏有关。因此作者又将国家分为两类：制造业出口国和非制造业出口国。回归结果支持这种出口的比较优势猜想。无论采用何种分类标准，制成品出口国的就业损失较小。而实际制造业产值的时期效应对制造业非出口国是显著负相关的，对制造业出口者是显著为正的。总而言之，去工业化的地理模式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在制造业方面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国家设法避免了实际制造业增值份额的下降，就业机会的损失也不严重。有趣的是，在产出方面，全球化和亚洲出口国崛起的首先受到冲击的似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经济体。

 

正如上述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去工业化在就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强烈。近几十年来，只有那些在制造业中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国家才能避免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为了进一步确定去工业化对就业的影响，作者使用了新的数据，将就业人员分为低技能、中等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三类进行回归。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去工业化使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下降最快。

 

四、过早去工业化的实证检验

 

本文迄今为止的结果表明，后工业化国家达到的工业化的峰值水平（就业份额和实际产值份额衡量）要比前工业化国家低得多。有证据表明，后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顶峰所对应的收入水平也较低。下图显示了作者整理的每个国家工业化顶峰的时间和对应的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的散点图。图中不难看出，后工业化国家制造业顶峰时的收入水平低于前工业化国家。随后，作者的回归也证明了这个观点。

 

 

五、理论分析

 

本部分作者使用了一个传统的两部门模型，对上文观察到的现象和结论进行了证明，该数理模型得到几个有意思的结论。

 

对发达国家而言，较低的制造业贸易顺差或较大的贸易赤字会导致较小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制成品净出口的减少在形式上类似于对制成品的不利需求冲击，例如需求长期转向服务和其他非制成品。在这两种情况下，制造业部门都会萎缩。而技术进步对工业份额的影响取决于工业品和非工业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如果替代弹性σ<1，制造业TFP的增长会导致就业去工业化。直观地看，技术进步导致的工业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并没有带来对工业品的需求的增长，因此，最终结果是制造业就业受到挤压。技术进步也会通过影响工业品供求比例影响制造业（这是本文的一个新发现）。如果是一个制造业进口大国，那么国内供应在总消费中所占份额越低，国内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就越小。这种情况下，均衡的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就较大。而如果就业去工业化是由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时，制造业的产出份额可能变动很小，甚至增加。

 

对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会增加制造业就业份额，而非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会降低制造业就业份额。工业品相对价格的上涨和制造业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影响是一样的。不利的国内需求冲击不会在小型开放经济中产生去工业化，国内生产者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出售过剩产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国家的就业去工业化并不是国内制造业TFP快速增长的结果。与发达国家不同，这种技术进步会促进工业化，而不是相反。这些国家的去工业化可能是“进口”的。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实行了贸易自由化，转变为开放经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也在同一时期进行了对外开放。制造业相对价格的下降将产生与国内制造业技术倒退相同的影响。即使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相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快，这些国家也会发现自己在就业方面正在去工业化。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工业化不仅要求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要快，还要求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之间的生产率增长差异也超过世界市场上工业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而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六、政策含义

 

那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应如何关注其"过早"去工业化呢？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生产力高很多的城市工厂是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来源。工业化有助于经济增长，这既是因为资源再配置效应，也是因为从中长期看，制造业有相对较强的生产率增长。事实上，有研究指出，有组织的正规制造业会带来无条件趋同，这使其成为增长的有力引擎。从这个角度看，过早的去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好消息，它阻碍了低收入国家经济快速收敛的主要途径。实际上，去工业化的后果在发展中世界已经显而易见。在拉丁美洲，随着制造业萎缩，非正规经济增长，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受到影响。在非洲，城市移民涌入的是低生产率的小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或者高生产率的服务业。这些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最终导致了增长停滞甚至后退。

 

实际上，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世界并不缺乏增长。但是亚洲以外的少数工业品出口国的证据表明，这种增长不是由传统机制驱动的工业化所带来的。许多增长是由资本流入推动的，这些国家能否维持这种增长是值得怀疑的。在缺乏大型制造业的情况下，这些经济体需要找到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可能性是以服务为导向的增长。许多服务，如IT和金融，都是高生产率,而且是可交易的，可以胜任制造业在传统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自动扶梯的角色。但这种服务业导向式增长模式不利于吸收低技能劳动力。当然，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通过改善基本面(更好的制度和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技能和知识存量)来促进经济增长。

 

原文摘要

 

I document a significant deindustrialization trend in recent decades that goes considerably beyond the advanced,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The hump-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measured by employment or output shares) and incomes has shifted downwards and moved closer to the origin. This means countries are running out of industrialization opportunities sooner and at much lower levels of income compared to the experience of early industrializers. Asian countries and manufactures exporters have been largely insulated from those trends, whil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especially hard hit. Advanced economies have lost considerable employment (especially of the lowskill type), but they have done surprisingly well 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output shares at constant prices. While these trends are not very recent, the evidence suggests both globalization and labor-sav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manufacturing have been behind these developments. The paper briefly considers some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tr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