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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郑筱婷,陆小慧.有兄弟对女性是好消息吗?——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歧视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8(1):277-298.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的数据，研究有无兄弟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中仍存在性别歧视，“有兄弟”对女性教育获得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农村。计划生育的生育数量限制减少了家庭可拥有孩子的数量，同时产生了大量无男性后代的家庭，这些家庭没有机会实施性别歧视，女性因免于与父母偏好的同胞竞争而获得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平均教育获得水平的提升是家庭资源稀释减少和性别歧视机会减少两种作用的共同结果。
近几年，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中，女性的占比已超过50%。那么，中国的家庭已不再“重男轻女”了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实施计划生育后，引入识别胎儿性别的B超技术前，性别比仍比较正常。性别比的快速上升是在Ｂ超技术引进和普及之后。出生和成年后性别比异常意味着有大量女性“失踪”了（Sen，1990，1992），消失的女性自然是极端“性别歧视”的表现。但是，为何同时期人力资本投资（受教育情况）中的“性别歧视”减少了呢？
两种解释：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许多家庭在“后代人力资本投资中性别歧视”的机会，而出生性别比攀升则是因为B超技术为中国家庭提供了“胎儿的性别歧视”的机会。若只是机会作用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家庭不再“重男轻女”；二是，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的最大约束是限制了一个家庭可以拥有的子女的数量。家庭养育的后代数量的减少导致后代质量的提高。（可以细分为预算约束假说和性别歧视机会减少理论，具体请详见原文P279）。
1949年以来，随着相应政策的实施，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中国家庭后代规模不断缩小（见图1），而兄弟姐妹数量减少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受教育水平（见图2）；同时，后代规模下降也使有兄弟的女性比重持续下降（见图3），这减少了家庭重男轻女的机会，进一步增加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最终使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比男性快，男女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见图4）。初步分析还发现有兄弟的二孩女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的确显著低于有姐妹的二孩女的受教育水平（见图5）。上述图形综合说明：尽管计划生育实施多年，但是只是减少了家庭“性别歧视”的机会，“重男轻女”偏好并没有消失，且性别歧视对女性教育获得的损害仍然存在。
数据来源：文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调查中的成人问卷的数据信息。
计量模型：利用女性的兄弟姐妹个数衡量家庭养育规模，女性是否有兄弟衡量“有无性别歧视机会。具体模型如下：
上式中i、j、k代表不同样本的个体，edu表示个体的受教育水平，siblings表示个体的兄弟姐妹个数，xiongdi表示是否有男性同胞的虚拟变量，gender表示性别，X为控制变量。模型（1）相较于模型（2）增加gender和gender×xiongdi交互项，探讨性别对于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模型（3）相较于模型（2），着重研究相同孩子数量的家庭性别构成对女孩的影响，严格控制了家庭养育规模，剔除孩子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同胞数量”及“有兄弟”对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结果分析
表1中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有兄弟”及其与性别的交乘项显著，表明当同辈数量相同，与“有兄弟”的女性相比，“有兄弟”的男性受教育年限要多0.655年。“同胞数量”的系数为-0.421，即兄弟姐妹个数每增加一个，个体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约半年，支持了资源稀释理论；表1中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有兄弟”对于男性教育获得的影响要小于“有兄弟”对女性的影响。同时，“同胞数量”对女性受教育年限的负面影响也要比男性的大很多。这些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性别歧视的假说。
表2 养育规模及“有兄弟”对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分城乡分析
表2结果显示，对城市的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女性的受教育年限要高于男性的受教育年限。但是，兄弟姐妹的数量对于女性受教育年限的负面影响比男性大非，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城市中也存在某种“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在农村，有兄弟、同胞数量因素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年限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拥有相同数量的兄弟姐妹的女性，若是兄弟姐妹中有男性则要比没有男性的受教育水平低约0.5年。有兄弟因素在男性样本中不显著为负且系数小很多。表2的估计结果支持了农村家庭更为重视男孩教育的判断。
表3 “有兄弟”对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分养育规模分析
表3记结果表明：第2列显示二孩女（二孩女的含义：对应于独生男女，仅有一个兄弟姐妹的女性）的同胞数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二孩女如果有兄弟，其受教育水平会下降半年多。对比第1列数据和第2列数据的结果可知，有兄弟的二孩女的受教育年限较低不是因为女性学习能力弱，而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中存在“重男轻女”。
本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结果证实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性别偏好在中国并未消失，虽然从获得各个层次教育的性别比例来看性别歧视是减少了，但这只是因为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生育规模严格的数量限制，减少了家庭资源的稀释，更重要的是产生了大量无男孩的家庭，这些家庭没有机会实施性别歧视，从而增加了女性获得教育的机会。家庭孩子数量增加和有兄弟的机会增加都会损害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因此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同时，社会要进一步提倡和促进教育的男女平等，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权利。
感受：“性别歧视”是社会学中一直以来长期探讨的重要问题，作者从计划生育政策入手，从客观事实事实现象出发，重点讨论了“同胞数量”及“有兄弟”这两个因素对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全文回归结果使用了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但研究视角和内容较为深入。同样研究经济问题的我值得学习的是：应该从实际问题出发，不应过度专注于模型的难易程度。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we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having a brother(s)”on the Education Attainment of the female. “Having a brother(s)” significatly reduces the year of education attained by a female, which has even larger negative effect for a female borni narural family. We find that gender discrimination still prevails in the human captial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Chinese families. The Family Planning Commision of China sets a stirct quota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 family can have, which not only reduces the offspring scale, but also leads to the phenomen on that plenty of families have only girls. This results is on chance of exerting “son preference” in human captial inves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emale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China is the result of less resource dilution and reduction in the chance of exerting “son preference”.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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