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凯风

原文信息：Mandelman, F., & Zlate, A. (2016). Offshoring, low-skilled im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polarization.

本次推送的论文题目为“离岸外包，低技能移民和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此文与笔者在2017年4月曾介绍过的另一篇论文存在紧密联系，其具体内容参见：http://mp.weixin.qq.com/s/g-a6VngYM90TZLt9Qk5GqA 。

在去年4月推送的这篇Mandelman &Zlate (2010)中，两位作者构建了一个改进的两国DSGE模型，该模型能够在总体上匹配美墨两国宏观经济指标和边境管控强度的变化规律。两位作者最终发现，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严厉管控抑制了发达国家外来劳动者数量在经济波动期间的自主调节能力，从而加大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和外劳汇款额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幅度，并至少会对发达国家的产出、消费、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等带来较长期的负面影响。福利效应分析也显示，移民管制政策会通过削弱经济周期中移民数量的自主调节机制来导致更长期内的福利损失。通过上述分析，两位作者最终指出：对移民目的地国家来说，能够根据经济周期中的市场信号进行灵活调节的移民管制政策会是更好的选项。从DSGE研究方法的视角来看，Mandelman与Zlate的研究也为DSGE框架中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与岗位匹配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笔者本次推送的论文的作者同样是Mandelman 与Zlate，所以下面将之简称为Mandelman &Zlate (2016)。这篇论文是两位作者在跨国DSGE模型上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其模型设计也是对Mandelman &Zlate (2010)一文模型的进一步拓展。与Mandelman &Zlate (2010)一致，该文的模型也包含了由经济发达的本国 (原文中用Home economy指代，实际相当于美国) 和相对落后的不发达经济体 (原文中用South economy指代，实际相当于墨西哥) 组成的，而且不发达经济体的家庭部门仅能提供未受有效培训的低技能劳动力，该劳动力可以在其母国参加生产，也可在付出移民成本之后移居发达国家；所以，模型中的不发达国家劳动力同样能根据两国间的工资差异程度、移民成本 (由边境管控强度等因素决定) 等条件进行迁移。

不过，Mandelman 与Zlate此次虽然沿用了上一篇论文中多国模型的主要设计，但其研究的具体问题已有了很大变化。如前所述，Mandelman &Zlate (2010)的研究主要瞄准了两国间劳动力流动、跨国汇款等经济现象在周期波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边境管制、移民限制在上述机制中发挥的影响；而两位作者在多年后利用类似模型写就的Mandelman &Zlate (2016)，则是着眼于现实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劳动者技能异质性问题，分析劳动力跨国流动、离岸外包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技能结构演化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三十年里，美国的就业和工资呈现出非对称的两极分化格局，从就业格局与劳动者技能结构来看，中等技能职业(包括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等“蓝领”岗位)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而高技能(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和低技能职业的就业率均有所上升。但是，不同水平的劳动力在收入份额上却并未出现对等的变化，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份额大幅上升、中等技能工人的工资份额下降最多，但与此同时，低技能工作的工资份额变化却趋于停滞，与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增加并不相称。针对上述背景情况，Mandelman &Zlate (2016)的模型主要被用于检验以下的假说：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内，就业和工资两极分化的不对称模式与过去三十年离岸外包和低技能移民的增加密切相关。中等技能工人执行的劳动任务受离岸外包增加的影响最大，这对他们的就业和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离岸外包会给高技能职业带来好处，从而导致其就业和工资的强劲增长。

在DSGE研究领域，类似这样的“一物多用”并不是罕见做法；当然，这也要求研究者能够根据须得到研究的新问题，对DSGE模型进行恰如其分的改进与拓展，刻画出最关键的新机制、新原理；否则，最终得到的只会是一个生搬硬套式的分析框架。

1. 论文DSGE模型的主要改进之处

相对于两位作者的上一次合作，Mandelman &Zlate (2016)在模型设计上确实进行了诸多关键的改进与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生产部门和服务业部门

与上一篇论文中简单地将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进行CES加总的处理方法不同，Mandelman 与Zlate在本篇论文的模型中加入了服务业部门的设定，用以解释低技能劳动力的主要去向。他们假设服务业部门只聘用低技能工人，他们的工作内容简单，由不需要专业化培训。在模型中，随着家庭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专业化分工的推进，社会中对服务的需求水平会不断提高，推升了相关的低技能工资，这从不发达经济体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移民劳工。当然，单过来看低技能移民工的到来推动了就业，但抑制了低技能工资的上行压力。同时，移徙政策（即边界管控）和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过程也影响到外来移民劳工的流入数量。

1.2离岸外包

论文模型的一个真正重要的改进在于，与Mandelman &Zlate (2010)的两国模型不同，Mandelman &Zlate (2016)除了包含本国经济、不发达国家经济这两大部分外，还加入了第三个经济体 (原文中用Foreign economy指代，实际相当于与美国存在产品、劳务贸易关系的其它经济体的总合)。论文中将本国和外国经济设定为一体化的，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进一步引入了由Grossman &Rossi-Hansberg (2008) 首创的“任务交易”机制，这是一个与为人们熟知的商品交易相对应的概念，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领域的革命性进步，国际贸易越来越倾向于在不同地点执行增值业务，而不是标准的成品交换，企业可以广泛地在其所在国之外雇佣不同国家的劳动力进行离岸外包式 (Offshoring) 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只会从每个经济体雇佣最熟练的工人，并利用当地劳动力的专业化优势和不同国家间的要素报酬差异降低离岸成本，这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产力的提高。

1.3 劳动者技能内生培训机制

与Mandelman &Zlate (2010)的模型相比，Mandelman &Zlate (2016)中的劳动力技能异质性被界定得更为细致(高技能、中等技能、低技能)，而且不同劳动者的技能差异也不再是简单地被外生给定的，而是取决于一个内生的技能培训决策机制。在本文模型中，家庭可以自由地决定：是直接向服务业部门提供低技能劳动力，还是投资于技能培训，以更多地提供高技能和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当然，这种培训决策会涉及不可逆转的沉没成本与不确定性。通过将外来移民、离岸外包与技能的内生培训机制相结合，可以对一国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演化原理进行准确剖析。例如在文中，通过忽略近几十年发达国家的移民流入、进行反事实模拟，作者发现模型经济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会大幅增加（因为服务业就业需求的上升并未被移民劳动力供应的增加所抵消），这使本土劳动力接受技能培训的动机不足，导致了劳动力技能结构的退化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下降。

2. 论文的数据、实证与DSGE分析结果

2.1 数据来源与参数确定

与主流DSGE研究的做法一致，两位作者参考前人研究经验校准了模型的部分参数。对于不便直接校准的参数，他们则运用1983年至2013年的季度数据来实施贝叶斯估计，并最终取得了经得起检验的估计结果，保障了DSGE模型的构建质量。其中，以美国的实际GDP作为本国GDP的替代指标，以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外国GDP的替代指标（以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比为权重值，进行了加权求和），以墨西哥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不发达经济体GDP的替代指标。同时，二位作者还参考了Acemoglu &Autor (2011) 以及Jaimovich &Siu (2011) 对三个技能组（高技能，中等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划分方式，整理了不同技能级别的美国就业数据。此外，作为对两位作者以往研究经验的承袭，文中以美国边境管制人员巡逻时间数据(以小时为单位)来表征美墨边境管控强度与移民迁移成本。

2.2 DSGE模型的应用分析结果

论文中的DSGE模型应用分析手段包括了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而其主要研究结论系来自前者，所以这里进对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进行简述。

2.2.1 冰山贸易成本的下降

图2显示了关键模型变量对国际贸易冰川成本的负冲击（一个标准偏差）的脉冲响应（表示为与稳态的百分比偏差），反映了贸易成本下降对离岸外包的影响。在国内，较容易的离岸外包推动了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但抑制了只为国内市场执行任务的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见第一行左一和左二小图）。高中级技术工人的收入份额也有类似的反应（见第三行左一和左二小图）。另外，商品和服务之间消费的互补性同时促进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以及高技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这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见第一行右一和第三行右一小图）。

图3显示了关键模型变量对境外劳动力迁移的沉没成本的负冲击（一个标准差）的脉冲响应，主要对应的是现实中边境管控放松、低技能劳动者移民障碍减少的影响。可见，随着移民的加快入境，境外劳动力的储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中间一排，左二小图）。因此，发达经济体的家庭更倾向于投资于技能培训，以将自身劳动力从低技能服务职业转移到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岗位，从而实现本国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升级（参见Ottaviano, Peri &Wright，2013）。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效果可以从图3中看出，原因是本国低技能就业人数下降（第二行，左一），而高中级技能工作岗位数量上升（第一行）。更简单地说，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梳理出下面的传导机制：低技术移民给低技能工资带来下行压力→发达国家本土劳动力就业向高技能和中等技能职业转移→高中级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增加，但是低技能人员的收入份额下降（见图3的第三行）。因此，如前所述，劳动力跨国迁移、离岸外包、技能结构的内生演化这三大机制的结合运用，有助于解释当前发达经济体中的劳动力技能结构演化机制，以及其中暴露出的两极分化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论文作者提出了以下几点主要结论。首先，离岸外包导致就业两极分化。由于离岸成本下降，国际间的分工协作有利于高技能工人的就业(这些工人的工作份额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但是损害了只为国内行业服务的中等技能工人的就业。反过来，商品和服务之间的互补性也会增加对服务的需求，者又使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收到促进，从而导致就业两极分化。其次，低技能移民以服务业部门作为主要就业去向（来自墨西哥等国的劳动者通常从事的是儿童保健、健康服务、园丁等个人服务工作，或是走上食品加工等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为其提供了丰沛的劳动力，但这抑制了低技能就业的工资水平，从而产生了如图1所示的两极分化和工资不对称模式。第三，低技术移民使发达经济体的本土工人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一些计量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经验证据确实也表明低技能移民与本地人的高等教育程度正相关）。第四，通过降低低技能移民和离岸外包的障碍，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福利水平，即通过降低服务价格，鼓励本国工人进行培训以及提高生产率，因为经济专门从事更多的工作高效。

3. 若干启示

从前文可见，Mandelman &Zlate在其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对自己的DSGE模型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改进，在模型中引入了若干新结构、新机制，为其他研究者(尤其是亟待把握模型改进与创新思路的初学者)带来了较大的参考价值。笔者个人认为，上述改进中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内生化的技能培训决策和劳动力技能结构演化，这在涉及劳动力市场的现有DSGE模型研究中均属于较有新意的设计。

同时，Mandelman &Zlate (2016)对国内研究者的另一借鉴价值在于，与本文两位作者注意到的两极分化问题类似，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同样出现了就业的两极分化问题。对其中的“高端”一极，城市的管理者们自然乐意见到其在本地的聚集和落脚；然而，再高端的城市，也同样离不开最基本的服务行业，所以就业领域的“低端”一极也会得以发展壮大，对区域经济的管理者、决策者而言，是应当任其“野蛮生长”，还是要加以约束、规范，抑或是更直接地予以驱赶或“疏解”？以上哪个选项才最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并能真正使区域内的要素禀赋结构在长期内得到改善？也许DSGE分析框架能够在这方面给出一个足够科学、客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