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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孩子健康

原文信息:Arendt JN, Christensen ML, Hjorth-Trolle A. Maternal education and child health: Causal evidence from Denmark[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21; 80: 102552.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healeco.2021.102552

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孩子的认知能力、收入水平等重要因素之一,此类研究已有很多,但研究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孩子健康水平因果影响,特别是关注对孩子全部成长期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以丹麦的一项义务教育制度改革作为外生政策变量,利用模糊断点回归考察了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孩子健康的影响。

数据、变量和识别策略

1972年4月,丹麦颁布了一项义务教育改革法案并于当月开始生效实施,这项改革将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从7年提高至9年。对于1972年8月开始上7年级的学生来说,恰好赶上了这波义务教育年限提升(丹麦的完整学年是从当年8月开始至次年6月结束),是最早一波享受到政策福利适用9年义务教育政策的群体,该群体成员的出生年月在1957年8月至1958年7月之间,而于1957年8月之前出生的群体是恰好错过了这波义务教育年限提升的群体,是最晚一波适用7年义务教育政策的群体。这一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将上述两拨群体自然分成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如果没有这一改革,上述两拨群体面临的生活环境、后续的就业市场环境等方面将是高度相似的,这为开展断点回归分析提供了干净有效的外生政策处理变量。

本文选取前述义务教育制度改革作为识别母亲受教育水平的外生变量,采用模糊断点回归的估计方法,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Ep表示母亲的受教育年限,Hc表示儿童的健康水平;r为分组变量,T为处理变量,γ为时间(出生月份)控制变量,f(r)和g(r)为分组变量连续函数。

本文所采用的包含母亲和子女信息的数据为丹麦的行政注册数据,样本由母亲出生年份在1953年8月至1960年7月的儿童组成,这些母亲生育一孩的年龄在13-39岁之间。儿童样本量为445301个,出生于1968至1999年之间,最年轻的儿童样本在2019年时是20岁。母亲的收入和就业数据来源于税务机构,孩子出生时的健康情况用出生体重衡量,成长期的健康情况用去医院的次数和就医频率衡量,这些数据来源于公共医疗保健机构的生育数据库。

由于样本数据中1956年8月至1957年7月出生组的受教育信息缺失程度较高,因此本文在确定分组时,将1956年8月之前出生的母亲作为对照组,将1956年8月至1958年7月出生的母亲作为甜甜圈组(即将这部分样本从基准分析中排除),将1957年8月之后出生的母亲作为处理组。

回归结果

下图显示了每月出生队列母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虚线左侧为7年义务教育政策背景下的出生组,虚线右侧为9年义务教育政策背景下的出生组。可以看出,义务教育制度改革之后,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大幅度上升。

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对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从第(1)列至第(10)列为不同模型设定情况下的回归结果,包括是否包含甜甜圈组、受教育年限是否包含推断值、是否控制了母亲出生月份的一阶或二阶多项式等。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模型设定,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对母亲受教育年限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4为教育制度改革和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孩子健康的影响结果。第(1)列和第(2)列为对孩子出生时健康状况影响的估计结果,第(1)列为对极低出生体重发生率的影响,第(2)列为对低出生体重发生率的影响。OLS的估计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年限对低出生体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RD的估计结果显示这一负向影响消失。第(3)列和第(4)列分别为对12-14岁和15-18岁儿童住院次数的影响,第(5)列和第(6)列分别为对12-14岁和15-18岁儿童住院风险的影响,第(7)列为对18岁时看全科医生次数的影响。第(3)至(7)列的OLS回归结果均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而RD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消失。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孩子出生时、儿童期以及青春期的健康状况都没有显著影响。

 

机制分析

作者进一步探究为何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孩子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作者考虑是否是其他调节机制削弱了影响,为验证这一猜测,作者验证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可能的调节变量的影响,包括母亲收入、就业、健康以及孩子的教育。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和第(2)列为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孩子是否完成高中或职业教育学位的影响结果,RD的估计结果表明不存在显著影响。第(3)列至第(6)列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母亲收入和就业状况的影响,RD估计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其自身的收入水平,但是显著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可支配收入(扣除税收和公共收入转移后的收入)。第(7)列至第(10)列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其49-53岁、54-58岁健康情况的影响,这其中对住院次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作者进一步考察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生育行为、父亲健康及教育程度(这主要是考虑由于教育水平不同导致的择偶标准偏差的影响)、孩子精神疾病等方面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不会显著影响生孩子的决定和数量,但会显著推迟生育一孩的时间。对于父亲健康及教育程度、孩子精神疾病方面都没有显著影响。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些超出一般性认知,社会普遍会认为父母的教育水平会对孩子的健康水平有积极的影响,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作者在机制分析中进行了诸多假设和检验,都未有确凿的结论能够解释为什么母亲教育水平对孩子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作者认为这一结果有多种可能性,既包括数据层面的干扰因素也包括制度层面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基于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中有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孩子健康水平的显著正向影响的,而本文所研究的国家丹麦为高福利国家,作者猜测是否高福利国家的人群间享受公共福利的平等性削弱了父母教育程度对孩子健康水平影响的传导机制,这需要进一步研究考察福利(公共服务)水平是如何对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孩子健康水平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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