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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Khanna, G. (2026). From Asia, with Skill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0(1), 21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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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来自亚洲的高技能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深刻改变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面貌。2019年，在美国劳动力中，78%的印度劳动者和63%的中国劳动者拥有至少四年制大学学位，而美国本土劳动者的这一比例仅为39%。1990至2019年间，来自印度、中国、韩国、菲律宾和日本五个亚洲国家的大学学历劳动者占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比重翻了一倍，达到7.3%。更为惊人的是，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贡献了同期美国软件开发人员增长总数的38%以上，科学家和工程师增长的25%，以及医生增长的21%。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关于技能劳动力需求与供给、政策与市场、教育与创新交织的故事。

在这个2026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文章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Gaurav Khanna系统性地考察了亚洲高技能移民在美国的兴起，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端和亚洲国家的供给端两个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这股移民浪潮的成因、机制与深远影响。文章综合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签证记录、专利统计和各类调查数据，围绕信息技术、高等教育和医疗卫生三个关键领域展开论述，为我们理解全球人才流动的经济逻辑提供了全景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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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五个亚洲国家的签证签发情况（1997–2024）

为什么是亚洲而非其他地区填补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首先，亚洲国家在1990年代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中国的“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幅提升了大学质量和招生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飙升至2023年的75%；印度从6%增至33%，韩国更是达到了100%。

其次，在当时的印度、中国和菲律宾等国，技能的经济回报仍然相对有限。Clemens（2013）的研究表明，将一名软件开发人员从印度移至美国，收入可以增加六倍，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构成了强大的迁移激励。并且，在二战后，亚洲主要经济体加大了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对科技工程教育机构（理工类大学）的投资，这让亚洲学生的技能结构更加适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例如，印度成立了印度理工学院（IIT），且印度坚持以英语进行教学，使得印度劳动力非常快地能适应美国的生活与工作，中国不断加大对“985工程”和“211工程”的投资，日本和韩国也为了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建立了很多理工类大学，培养了适合美国产业发展的大量劳动力。

此外，历史上的校友网络和制度渊源也发挥了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硬件繁荣时期印度已输送了大量顶尖工程师，这些先行者构建的移民网络和声誉使得后续人才流动更加顺畅

从职业分布来看，1990至2019年间亚洲移民增长最快的领域依次为软件开发、管理岗位、计算机科学家、护士和大学教授等。图2展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本土就业增长和亚洲移民就业增长之间呈现大致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那些对美国本土劳动者需求旺盛的职业，同样也是亚洲移民涌入的领域，说明移民更多是在填补需求缺口，而非挤出美国本土劳动者。如果移民确实在"抢工作"，我们应当看到本土就业增长与移民增长呈负相关，但数据恰恰相反。

图2：1990至2019年大学毕业生劳动者数量变化（按本土出生和亚洲出生就业）

基于图1和图2的分析，作者在后面将重点分析四类亚洲移民群体：高校部门的学生和科研人员，信息技术产业爆发下的软件开发和计算机科学家，创新创业的老板和科学家，与医疗专业相关的医生和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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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国际学生入学趋势

国际学生的大量涌入深刻改变了美国大学的运营模式。面对州财政拨款的持续削减，公立大学通过招收全额付费的国际学生来弥补收入损失。2010至2016年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中国本科生中仅有6.6%获得了大学资助，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国际学生支付了全额学费，这成为了维持美国公立大学运转和保持州内学费低廉的重要财源。2024年，美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已达560亿美元。并且，约85%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美国博士毕业生至少留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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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按来源国划分的计算机科学劳动者（1994–2024）

相当一部分高技能的印度出生的计算机科学家来到美国工作，那么，印度的“人才流失”会不利于印度经济的发展吗？许多印度人因为美国的高劳动力回报来到了美国工作，但是，由于美国签证数量有限，许多印度到美国工作的劳动者最后还是会因为没有合适签证或者没有抽到绿卡回到印度。大约24%的印度签证持有者在六年后离开美国，这些人会将在美国学到的新技术带回印度，这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例如，这带动了印度的外包产业发展——美国总部做产品研发，印度做软件编写。

大量研究利用H-1B签证申请、工资与企业雇佣的匹配行政数据，分析高技能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些研究通常利用H-1B配额、抽签制度及企业和地区对H-1B依赖程度差异来识别因果效应。总体来看，印度移民至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可能压低美国本土计算机科学家的工资，但同时会提高管理、人力资源等互补岗位的需求与工资，促使部分本土劳动力转向这些岗位。

另一方面，移民程序员若能够促进创新，也可能提升企业整体工资水平，因此其对本土程序员的净影响并不明确。此外，美国外包公司获得大量H-1B签证后，可能进一步压低行业工资。尽管公众关注移民是否挤出本土就业，但研究指出，更大的收益可能来自消费者和科技行业之外的部门。例如，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和广泛应用，提高了汽车制造等下游行业的生产率，并推动整体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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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领域，高技能移民的表现尤为亮眼。研究表明，H-1B移民可以解释1990至2010年美国城市总生产率增长的30%至50%。Kerr（2008）的研究发现，美国专利中族裔华裔和印度裔名字的使用急剧增加；Hunt（2011）则证实，高技能移民在专利和学术发表方面优于本土劳动者。

在创业方面，1990年代末，华裔和印度裔工程师运营着美国四分之一的科技初创公司。2023年，44.8%的美国财富500强公司由移民或其子女创立，2022年55%的美国"独角兽"初创公司拥有移民创始人。谷歌、微软、Adobe、IBM等科技巨头的CEO均在印度出生并接受教育。

这些亚洲移民的创新与创业活动不仅影响美国，也通过知识溢出的渠道，促进亚洲国家的发展。跨国企业加速了研发向印度、商业实践向中国以及贸易联系向越南的扩散。既有侨民网络、回流移民与汇款共同推动了亚洲本土科技创业生态的发展，并可能带来离岸外包等商业机会。不同国家移民的回流率存在差异，中国、日本和韩国移民的回流率高于印度移民，这可能与本国收入水平和发展机会更具吸引力有关。

相比之下，印度移民因英语优势及在美国企业中的侨民网络，更倾向于长期留在美国。此外，东亚国家家庭规模较小，也可能因养老和家庭责任需求，有较高的劳动力回流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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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卫生领域，亚洲移民同样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图5对比了1990年和2019年美国医生和护士的构成变化。2023年，四分之一的活跃美国医生是国际医学毕业生，其中来自亚洲的移民占美国所有医生和外科医生的17.7%（Patel et al. 2018）。

从需求的角度看，美国的医学院，由于资金支持的限制，其招生规模一直没有扩张，本土培养的医生护士数量不足，逐渐无法满足美国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从供给的角度看，菲律宾的护士培训、印度的医生培训质量较高，且他们都用英语教学，因此这些人很容易在美国找到工作。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移民到美国的医生更可能在农村地区长期执业，并提供相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主要是因为J-1医疗签证的要求，J-1医疗签证要求外国医生若不回国，需在“医疗专业人员短缺的地区”工作。

图5：美国医生和护士构成（1990年 vs 2019年）

医疗相关劳动力的外流可能导致菲律宾、印度等国本国医生和护士短缺。然而，研究发现移民影响并非单纯“人才流失”。赴美移民机会增加，会激励更多本国学生接受医学和护理培训，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Abarcar and Theoharides, 2024）。菲律宾护士移民不仅通过汇款拉动了当地经济，还促进了教育和健康投资，而许多未移民者仍留在国内医疗体系工作。类似地，印度虽然有大量医生移民海外，但也因全球医疗市场带来的声望与机会，大幅扩张了医学院规模。因此，医疗移民同时存在“人才流失”与“人才增益”的双重效应：来源国既会失去部分专业人才，也会因汇款和培训激励而受益。

这篇文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国的亚洲高技能移民的全景图。从需求端看，美国IT行业的爆发式增长、高等教育的财政转型和人口老龄化，共同催生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从供给端看，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张、技能回报的跨国差异等因素，使得亚洲移民拥有填补这一需求的独特优势。

但是，这一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出台更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国际人才，当然，这些国家也面临着一些放松移民政策的阻力。美国许多重要的产业部门，与移民息息相关，例如，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浪潮中，五分之一的顶级AI初创公司已由印度移民在美国创办。在未来，美国如何处理签证改革等问题，不仅将影响自身的经济前景，还将深刻塑造全球创新的轨迹和亚洲国家的发展道路。

推文作者：张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劳动经济学，欢迎交流合作，电子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