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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La Forgia, A., & Singh, M. (2026). Gender Mix and Tea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Obstetrics (No. w3508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01

团队合作是医疗、法律、商业等众多专业场景中决定绩效的关键因素。一个团队的表现，往往不只是成员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其中团队的性别构成也会通过协作过程深刻影响最终的产出。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基于课堂或在线实验室，被试多为学生、线上参与者等非专业人士。这类情境下得出的结论，未必能推广到现实世界，尤其是那些需要专家在高压之下沟通磨合、整合观点并迅速做出决策的复杂场景。

在这些复杂场景中，决策往往关乎生死，产科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分娩过程瞬息万变，医生常常需要临时组队、即时判断，任何分歧或延误都可能危及母婴安全。与此同时，妇产科又是性别比例最为均衡的外科之一（在美国，近60%的妇产科医生为女性），这为研究同性别与跨性别的医生组合创造了大量机会。既有证据已经表明，男性医生与女性医生在诊疗风格上存在系统性差异。那么，当不同性别的医生临时组队完成接生任务时，团队的性别构成究竟会如何影响产妇的健康结果？本文首次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因果证据。

2.1 数据来源

为识别团队性别构成对产妇并发症的因果影响，作者使用了佛罗里达州医疗保健管理局（Florida Agency for Healthcare Administration，简称AHCA）的住院出院记录数据。该数据在医疗经济学研究中已被广泛使用，覆盖了2006至2018年间佛罗里达州各医院的全部分娩记录，每条记录均包含产妇的年龄、种族、保险状态、邮编、操作与诊断代码，以及对应医院和负责医生的相关信息。医生层面的特征来自以下三类数据：（1）佛罗里达州公开的医师执照数据、（2）SK&A医师调查数据，以及（3）Medicare Physician Compare数据。

经过一系列样本筛选，最终样本共包含250.7万次由妇产科医生（Obstetrician-Gynecologist，简称OB-GYN）完成的分娩。其中，193.7万次由一位医生独立完成，另有约57.1万次（占比23%）由两位妇产科医生团队共同完成，后者构成本文的主要分析样本。表1报告了全样本、独立样本与团队样本的患者基线特征。整体来看，三个样本在保险状态、种族与年龄分布上较为接近，但团队样本中产妇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更高，这与团队接生本身倾向于处理更为复杂、风险更高的分娩这一现实相符。

2.2 医生角色与团队类型

在团队样本中，每条记录都登记了两位医生：一位是承担患者医疗与治疗主要责任的主治医生（Lead），另一位是负责执行主要操作的协助医生（Assisting）。两位医生在分娩中均负有责任，但主治医生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是团队的实际领导者。两位医生之所以共同出现，原因不一：可能是分娩过程复杂需要协助、可能是排班变动，或可能是主治同时处理其他产妇所致。但无论何种情形，两位医生在产程中都必须主动沟通、协同决策。因此，团队接生下的医疗质量，本质上是两位医生联合表现的产物。

按主治医生与协助医生的性别组合，团队被划分为四种类型：（1）男主治&男协助（ML–MA）、（2）女主治&女协助（FL–FA）两种同性别团队；以及（3）女主治&男协助（FL–MA）、（4）男主治&女协助（ML–FA）两种跨性别团队。

团队样本共涉及1,010名女性医生和1,034名男性医生，同一位医生在不同分娩中可能分别担任主治或协助角色。附表A.1进一步给出了团队样本中四类团队的医生特征。可以看到，男性医生整体年龄更大、年均接生量也更高。在团队配对的稳定性上，四类团队差异不大。

2.3 结果变量

本文的核心结果变量是产妇在产程与分娩中是否经历严重产科并发症。具体而言，作者沿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建立的孕产妇并发症这一标准化指标，构造一个二值变量：若产妇在产程与分娩中发生25种严重急性病症（如：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肾衰竭、羊水栓塞、子痫、败血症等）中的任何一种，则取值为1。由于这类病症的可预防性较高，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团队决策的质量。

3.1 基准回归

为检验医生团队的性别构成是否会影响产妇并发症的发生率，作者首先估计如下方程：

其中，被解释变量MC_ijkht表示在医院h、季度t下，由主治医生j与协助医生k共同接生的产妇i是否经历严重产科并发症。lead fem_j是主治医生为女性的指示变量；same gender assist_k是协助医生与主治医生性别相同的指示变量。核心系数beta_3捕捉同性别团队效应在男主治与女主治之间的差异，若该交互项为负，则意味着：相比男主治医生，当女主治医生从跨性别团队切换到同性别团队时，产妇并发症的降低幅度更大。

控制变量X_i包含23个产前可观测的患者风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既往剖宫产史等），以及种族与保险类型；Z_j与T_k分别为主治和协助医生的年龄五分位、累计接生量五分位。此外，模型还控制了季度–年固定效应alpha_t和医院–年固定效应alpha_hy，前者吸收时间层面的共同冲击，后者捕捉医院在排班、产科政策上的逐年变动。

3.2 加入不同固定效应

第一类是主治医生固定效应，目的是吸收主治医生层面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混淆因素。作者将医生层面的控制变量替换为主治医生固定效应alpha_j，分别在女性主治和男性主治子样本中估计如下方程：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为同性别团队指示变量same gender_jk，系数beta反映同一位主治医生在搭档同性别与异性协助医生时产妇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

第二类是团队固定效应，目的是剥离出领导性别效应。作者将样本限制为跨性别团队样本（女主治&男协助团队和男主治&女协助团队），并对每一对Lead–Assisting组合施加团队固定效应，无论谁担任主治。具体方程如下：

要将上述估计解释为因果效应，本文所需的核心识别假设是：在团队接生情境下，并在控制患者、医生、医院与时间特征后，产妇被分配到某一种性别组合（ML–MA、ML–FA、FL–MA或FL–FA）的过程是外生的。实证层面，作者从两个角度提供经验证据。

一是检验不同性别团队所诊治的患者风险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图1 Panel A（子图a、b）检验四类团队所诊治的患者风险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作者基于23个产前风险因素估计每位产妇的并发症预测概率作为临床风险代理，结果显示四类团队所诊治的患者在该指标上的分布形态高度接近，均值也几乎重合，说明不同性别组合并未系统性地承接风险更高或更低的患者。

5.1 主要结果

本文发现，团队性别构成对产妇并发症发生率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图2子图a），四类团队的并发症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男主治&男协助团队（2.79%） > 女主治&男协助（2.66%） > 男主治&女协助团队（2.58%） > 女主治&女协助团队（2.40%）。

相比于女主治&女协助团队，男主治&男协助团队的并发症率高出0.38个百分点（约15.8%），男主治&女协助团队高出0.17个百分点（约7.1%），女主治&男协助团队高出0.26个百分点（约10.8%）。作者据此估算，若样本中全部570,982次团队接生都由女主治&女协助团队完成，产妇并发症将下降约8%。

5.2 稳健性检验

作者从多个维度对核心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包括：更换控制变量、使用Logit回归替代线性概率模型、区分阴道分娩与剖宫产、剔除母胎医学专科医生、剔除33岁以下年轻医生、剔除教学医院、限制样本至更接近随机分配条件的医院（资源紧张、工作量高），以及更换并发症定义方式等。各项检验的结果与基准结论一致。

5.3 异质性分析

如图3所示，作者按患者生产风险、种族和保险类型分别考察了核心结论的异质性，主要发现如下：

（1）生产风险维度。高风险产妇的并发症率约为低风险产妇的四倍。

（2）种族维度。女主治&女协助团队是唯一既能为黑人产妇取得最低并发症率、又能消除黑人与非黑人产妇之间结果差距的团队类型；而男主治&男协助团队呈现出最大的种族差距，并对黑人产妇造成最差的结果。

（3）保险类型维度。公共保险与私人保险产妇的结果模式高度一致，说明核心规律不受财务激励差异的驱动。

6.1 是否是因为男女产科医生偏好的差异？

本节首先排除的一个替代假说是：四类团队的结果差异，仅反映其成员个体偏好的简单加总，性别构成本身并无独立作用。作者以是否进行剖宫产（C-section）作为分析对象，该操作具有高度的临床裁量空间（样本剖宫产率达41%，远高于WHO建议的19%），是观察团队联合偏好的理想窗口。图4结果显示，即使两位医生的剖宫产偏好完全一致，团队性别构成在剖宫产率与并发症率上仍存在系统性差异。

6.2 性别规范对团队偏好的影响

如图5所示，作者将每类团队的联合偏好（即作为团队接生时的剖宫产倾向）与成员个人偏好的平均值（即两位成员各自单独接生时的偏好均值）进行比较。结果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同性别团队的联合偏好与成员个人偏好走向一致，而跨性别团队的联合偏好则与成员个人偏好出现明显背离。更关键的发现是：女主治&女协助团队是四类团队中，唯一不偏向默认剖宫产的团队类型。

6.3 为何跨性别团队之间存在差异？

一个贯穿全篇的现象：在跨性别团队中，女主治&男协助团队的表现持续劣于男主治&女协助团队，尽管两者都各自包含一位男医生与一位女医生。两类团队的关键差别在于：女主治&男协助团队，与男性担任领导这一传统性别规范相悖。性别规范的颠倒，可能在团队协作中引入额外的摩擦，使该类团队在面对挑战性条件时更容易失灵。作者在图6中考察了四种使团队协作更具挑战性的条件下各类团队的表现：（1）团队过往合作较少；（2）主治医生比协助医生年轻；（3）医院负荷高；（4）两位医生剖宫产偏好分歧大。结果显示，在这四种情形下，女主治&男协助团队均是唯一表现明显恶化的团队类型。

本文以美国佛罗里达州2006至2018年间250余万次分娩记录为样本，首次为团队性别构成对团队表现的因果影响提供了大规模、来自高风险真实场景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在四类妇产科医生团队中，女主治&女协助团队的产妇并发症率最低，男主治&男协助团队最高；而在跨性别团队中，由女医生担任主治时反而劣于由男医生担任主治。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上述规律在不同风险产妇、不同种族与不同保险类型的产妇中均稳定成立，且女主治&女协助团队是唯一既能取得最低并发症率、又能消除种族差异的团队类型。

但本文作者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果把纯女性团队当作“默认选项”，那么在现有妇产科医生的性别构成下，要完全避免跨性别团队与纯男性团队的组合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承认不同性别组合之间客观存在的效率差异，并理解这一差异并非某一个人的错误。我们能够做的，应是让女性医生、女性专业人士在团队中拥有更充分的主导空间，共同探索更多的可行选项——而不是继续忽视与维持现状，直到连那个最初的“默认选项”都不见了。

推文作者：成则鸣，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2024级实验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实验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个人邮箱：；文章如有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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