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马拉之死

文献来源：Chambru, C., Henry, E., & Marx, B. (2024). The Dynamic Consequences of State Building: Evidenc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4(11), 3578-3622.

1790年，法国制宪议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将一个行政体系盘根错节的旧王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们的答案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83个新的“省”，每个省确立一个省会。这一改革看似技术性极强，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含义。哪些城市会成为新的行政中心？这个选择会如何影响它们的后续发展？地方精英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游说和竞争。在今天的法国，很多省会仍是区域经济中心，在工商业和文化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但在这些“赢家”背后，还有更多当年同样参与了竞争却最终落选的城市，它们的命运又会如何？

文章利用法国1790年行政改革的历史自然实验，揭示了国家建设的动态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短期内，新省会需要付出更高的税收和兵役成本；但长期来看，它们获得更多的公共品投资、更快的人口增长和更高的经济产出。这些收益需要数十年才能充分显现，但也极其持久，1999年，当年被选为省会的城市人口平均比竞争城市高出约40%至60%，私营部门就业人数高出约45%。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是一场“先苦后甜”的博弈。

在旧制度下的法国，行政体系的复杂程度可以用“混乱”二字来形容。一个教区可能要为不同的事务跑不同的地方：交税要去一个城市，打官司要去另一个城市，征兵又得去第三个城市。正如作者引述历史学家Nordman等人的说法，“公民需要访问不同的城镇来处理诉讼和纳税的情况数不胜数”。

到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时，法国已经有约800个各种类型的行政中心——主教区、司法区、税务区、军事区……它们的边界互不重叠，管辖职能错综复杂。这种状况激起了广泛的不满，各地在起草的陈情书中一致抱怨：“行政真的太乱、太远、太贵了”。

1790年2月26日，制宪议会通过了《关于王国划分的法令》，将法国分为83个面积大致相等的省，每省设一个省会集中行使一切地方行政职能。省的面积被设计为骑马一天内可以从最偏远的地方到达省会，其目的是拉近公民与公共服务的距离。然而，在划定多少个“人工省”（即并非围绕一个现成大城市构建的区域）时，议会遇到了巨大的麻烦，多个势均力敌的候选城市都在争夺省会的地位。激烈的游说使得议会无法在短时间内作出裁决，于是诞生了一个应急方案，在这些人工省中，让行政职能在几个候选城市之间轮流（rotation，即交替制），或者把最终选择权交给地方投票。

这一制度设计的意外结果是——它为研究国家能力建设的经济后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场景，为研究行政中心设立的因果效应提供了一个近似外生的准实验环境。

（一）模型设定

核心识别策略正是利用了“交替制”和“地方选举”这一特殊制度。作者筛选出17个资料详实的人工省（另外8个作为扩展样本，共25省），这些省份中，多个候选城市被赋予平等的被选为省会的概率，相当于一个“随机化”的分层实验。

（二）数据

文章的另一大创新点是作者构建了一套在空间、市级和时间上极为精细的历史数据库。

强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拿破仑地籍（cadastre napoléonien）的建立时间、军事征兵记录（1802-1815）、警务力量分布（1816）、监狱和法庭建筑项目（1795-1840）、商业税数据（1839-1847）。

公共品：中学（1812、1836）、医院（1815、1840）、福利局（1871）、电报网络（1863）、火车站（1852、1870）。

经济产出：工业企业数量及产出（1839-1847工业普查）、银行分支（1851-1910）、专利申请（1800-1900）。

人口与就业：1793-1999每十年的人口统计、2006-2015年公私部门就业数据。

通过跨越两个世纪、覆盖市镇层面的综合性历史数据库，本文得以揭示国家建设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同方向的影响。

（三）长期影响

从1860年往后，胜负愈发分明。

创新层面，到1900年，省会的专利注册数超过其他候选城市的2倍。

金融层面，各省会的银行数在1900年明显多于候选城市。

人口增长方面，到一战前夕，原省会的人口比其他候选城市平均高出约40%，其中约1/3来自于公务员及其家属的贡献；剔除这个因素后，省会的经济吸引力让私人部门的人口也显著增加。

基于现代数据发现，到2015年，各省会的人均私营部门就业人数约比候选城市高出45%-50%。

为什么国家建设的收益需要如此漫长的周期才能实现？

作者提供了一个延续两期的空间均衡模型来解释这一过程。在模型中，核心机制如下：

一是强制能力冲击→更高的短期税收与支出。初始受益于强制能力的地区，政府会优先向强制能力投资以进一步巩固其提取能力，同时满足大量的国家公共品。这会暂时压缩地方公共品供给并让新兴中心必须承受更高的本地税收和兵役成本。

二是强制能力的自我强化。期初强制能力更高→更多税收→投入到强制能力建设的份额→下一期强制能力差距拉大。

三是投资重心的转移。当强制能力积累到足够程度后，政府将税收更多转向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等地方公共品，而非国家公共品。

四是地方公共品的提升驱动经济起飞。随着地方公共品优势建立，生产力提升，有利于吸引私人资本和劳动力，最终大城市溢出到周边地区。

这一逻辑与实证吻合。19世纪中叶以前，省会与候选城市在工业产出、银行和专利方面几乎没有差异。当时正是工业革命推进的高峰期，但蒸汽动力的普及并未与省会产生显著的交互增益。也就是说，不是某种超越性的科技突破扩散促成了省会的腾飞，而是逐步积聚的公共品存量改变了它们对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铁路网的快速扩张，叠加电报网络的骨干架构，两者共同加速了集聚经济的形成。

法国大革命的行政改革是近代国家能力建设的标杆之一。本文证明，一个看似随机的、短时间内在平行城市间关于“谁成为行政中心”的裁决，不仅影响了公共品的地理布局，也塑造了持续至今的经济地理格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被选中”的城市都能自动享有优势。如果国家能力发展过慢、战争频繁或者腐败侵蚀投资，强制能力也可能走向破坏性资源提取的另一面。就法国的案例而言，制宪会议平等、透明的底层逻辑给予这一制度足够的合法性，让后续几个世纪的政权（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到第二帝国，从共和制到君主复辟，再到多个共和国）都不愿将这些省会再变回普通城市。而这种制度惯性本身，也成了增长红利可持续的条件之一。

国家建设的成本发生在当下，收益却延迟到未来。但延迟不意味着缺席。当学者们讨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撬动长期增长时，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提醒我们：耐心可能是制度建设中最被低估的要素。

推文作者：陈婧茹，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组织相关的经济史研究，欢迎学术交流。电子邮箱：。

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