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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Andreicovici, I., Nikolaev, V., van Lent, L., & Zhang, R. (2026). Metering Problem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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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记录系统。企业发生交易，会计将其确认、计量，并最终呈现在财务报表中。在这种理解下，会计似乎只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表达”：企业先经营，报表再记录。 但 Andreicovici et al. (2026) 的文章 Metering Problem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如果会计无法完全表达经济现实，它是否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的真实决策？

（文章作者Laurence van Lent的研究广泛探讨measurement这一本身极具交易成本，但常被忽略的要素如何影响经济后果，在此基础上测算的很多数据可供国内情景参考借鉴，且与华人学者合作密切。作者个人主页如下：）

这个问题并不抽象。想象一家建筑企业，一个项目的成功同时依赖设计、材料采购和施工执行。项目最终盈利后，企业需要判断到底是哪一部分真正创造了价值，并据此分配预算、考核部门和设计激励。但在现实中，不同环节的贡献往往很难被准确拆分。会计系统必须把复杂的经济活动转化为可报告、可比较、可用于考核的数字，而这种转化并不总是准确的。

文章将这种问题称为 unresolved measurement problems，即“未解决的计量问题”。它指的不是简单的会计造假，也不是年报写得晦涩，而是经济交易与会计表达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匹配。即使企业投入审计、内控和财务系统，也未必能够完全消除这种错位。

作者认为，这种未解决的计量问题会影响企业如何配置资本、研发和人力资源，并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更低的生产率和更弱的企业价值。基于超过 90,000 份美国上市公司 10-K 年报，文章构造了 UMP 指标。结果显示，UMP 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资本投资下降约 6%，研发支出下降约 5%，雇佣增长下降约 30%，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约 5%，Tobin’s q 下降约 4%。

因此，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启发在于：会计不是经济现实的被动记录器。当会计数字无法准确映射真实价值创造时，它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资源配置摩擦。

这篇文章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为一个原本很难观察的概念构造了可度量指标。

作者的思路很巧妙：如果一家企业面对更复杂的计量问题，它在年报中往往不得不使用更多技术性会计语言。例如，无形资产、公允价值估计、折现率、租赁义务、商誉减值、或有对价、收入分配等事项，都需要企业进行判断、估计和解释。相反，如果一笔交易非常简单，例如现金销售，企业通常不需要太多复杂说明。基于这一逻辑，作者首先从美国会计准则文本中提取具有计量含义的会计双词组合，再统计这些词汇在企业 10-K 年报中的出现频率，并根据年报长度进行标准化，最终形成企业年度层面的 UMP 指标。文章指出，高 UMP 企业年报中常见的词汇包括 “intangible asset”“discount rate”“estimate fair”“lease obligation”等。这些词汇更接近计量复杂性，而不是一般性的商业描述。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词越多，披露越差”。更准确地说，当企业必须反复解释、限定和估计某些会计项目时，说明真实经济活动和会计表达之间存在更大的转换难度。技术性会计词汇的密度，因此成为观察企业计量摩擦的一扇窗口。

文章还特别区分了 UMP 和传统会计质量问题。UMP 不是盈余管理，也不是年报可读性差。作者发现，UMP 与 discretionary accruals 的相关性很低，与 Fog Index 所代表的文本复杂度重合也很有限。这说明 UMP 捕捉的不是“企业有没有操纵盈余”，也不是“年报是不是难读”，而是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经济现实能否被会计系统准确翻译。

文章的第一个主要发现是，未解决的计量问题会降低企业投资。

具体而言，UMP 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资本投资下降约 6%，研发支出下降约 5%，雇佣增长下降约 30%。这意味着，当企业难以准确衡量某类资源的真实回报时，它可能会减少相关投入。受影响的往往是那些贡献难以拆分、回报周期较长、短期内不容易被会计数字捕捉的资源。

这不仅是“投资减少”的问题，更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如果绩效指标无法准确反映不同资源对价值创造的贡献，那么企业即使在理性决策，也可能把资源投向次优用途。换句话说，问题未必出在管理者不努力，而可能出在他们所依赖的计量系统本身存在偏差。

为了说明 UMP 确实捕捉了未解决的计量问题，文章进行了多层验证。首先，UMP 更高的企业往往出现在计量本身更困难的场景中。例如，并购之后的企业、业务复杂度更高的企业、面临更大经济冲击的企业，以及 10-K 文件更复杂的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 UMP。这说明 UMP 并不是随机的文本特征，而是与企业内在的计量复杂性相关。

其次，高 UMP 企业并不是“不重视计量”。恰恰相反，它们投入了更多计量资源。文章发现，UMP 越高，企业审计费用越高，CFO 在高管薪酬中的相对地位也越高。这表明，面对复杂计量问题的企业，确实投入了更多审计、财务和内部控制资源。

但关键在于，即使投入更多资源，问题仍然没有完全消失。高 UMP 企业仍然具有更高的财务重述概率、更弱的内部控制效果，以及更多内部控制缺陷。这正是 “unresolved” 的含义：企业不是没有尝试解决计量问题，而是有些计量问题在经济上难以被完全消除。

为了进一步缓解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作者还使用了 Bartik 工具变量。其核心思想是，会计准则变化会影响企业可用的计量技术，但不一定直接改变企业真实经营基本面。由于不同企业对不同会计事项的暴露程度不同，GAAP 变化会带来差异化的 UMP 变化。利用这一识别策略后，文章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这些证据共同支持了文章的核心解释：并不是单纯的经营复杂性导致企业表现更差，而是会计计量技术与经济现实之间的残余错位，构成了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摩擦。

推文作者：陈天祥，波恩大学经济学硕士。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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