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教育与收入不平等：补习是否加固阶级壁垒？-香樟经济学术圈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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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Gong, Y., Xue, H., & Chen, T. (2025). Income inequality and shadow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102426.

引言

近年来，校外补习（即“影子教育”）在中国呈爆炸式增长，成为影响学生学业表现与升学机会的重要因素。虽然补习初衷是“弥补正规教育不足”，却越来越被批评为“扩大教育不平等的元凶”。在一个收入不平等日益突出的社会中，它可能成了维持阶层位置的工具。实际上，补习到底是帮助学生弥补教育差距的“第二课堂”，还是富人继续维持优势的“金钥匙”？

发表在 China Economic Review 的这项研究目标明确：基于社会分层理论，探索家庭收入如何决定孩子参与影子教育的可能性与程度，以及区域不平等是否放大这一机制。结论指出：在收入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影子教育不仅不能实现教育公平，反而成了阶层再生产的放大器。

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收入不平等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收入差距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呈现相关关系。Duncan 和 Murnane（2011）发现，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学生学业成绩也有改善，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进步幅度相对较小。Blanden 和 Machin（2004）指出，收入不平等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对学业成绩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二，家庭的教育期望受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影响，同时也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Baker 等人（2014）指出，虽然不同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但收入与人口特征因素带来的差异依然明显。Zhou 和 Xia（2021）发现，在相对优势家庭中，收入差距反而提高了教育期望。然而，部分研究结果相反：Kearney 和 Levine（2014）指出，在高收入差距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容易中途辍学，并认为教育回报率较低。Li 和 Zhang（2020）则强调，在因收入差距形成社会分层的情境下，不平等会诱导家庭采取“放任式养育”，降低对子女教育的期望。

第三，收入不平等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Galor 和 Zeira（1993）提出，收入平等有助于公平分配教育机会，使贫困者无需依赖贷款也能接受教育。Yang 等人（2008）的实证研究也支持“收入差距扩大加剧教育不平等”这一观点。

关于收入不平等对教育支出的影响，现有研究仍然有限，结论也不一致。

部分研究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推动家庭增加教育支出。Jin 等人（2011）发现，收入差距会抑制除教育以外的各类消费，因此教育支出被视为一种“投资”。Yan 和 Hang（2017）将教育定义为“位置性消费品”，认为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家庭更关注地位竞争，因此增加了教育投入。但该研究未发现不同阶层之间影响程度的显著差异。Zhang（2019）以及 Chen、Zhang 和 Cai（2023）基于 CFPS 数据也发现，收入差距对家庭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向作用。

这一领域大多研究采用“地位竞争理论”作为分析基础。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放大会强化高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的“示范效应”，从而激励后者加大在位置性消费上的投入，以追求更高社会地位。不过，关于该理论在中国背景下的适用性仍需进一步讨论。

首先，依据 Frank（1985）对“位置性商品”的定义，教育支出的核心目的在于提升孩子学业表现，与“炫耀性消费”本质上不一致。

其次，多项研究发现，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削弱个体的地位追求动机。例如 Hopkins 和 Kornienko（2009）指出，收入差距小可能激励人们通过努力追求差异化；但当差距过大、阶层固化，人们往往会默认自身处境，降低地位竞争意愿。Paskov 等人（2017）则强调，在收入不公下被边缘化的群体常因面临多重压力而产生“心理退缩”。

最后，从这个角度看，收入不平等可能反而抑制教育支出，与部分研究所得结论相悖（例如 Corak, 2013）。

根据对理论和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说：

1）收入不平等将抑制家庭对影子教育的支出。

2）收入不平等将显著抑制低阶层群体对影子教育的支出。

数据、变量和模型

本研究使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这是由北京大学开展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长期追踪性调查。使用了 2010 至 2020 年的连续五期数据，研究对象聚焦于学龄儿童及其家庭。

关于变量设置，因变量为两个关于影子教育的指标：是否参与影子教育（是否补课，二元变量，孩子过去一年是否参加过校外补习）和影子教育支出金额（补课费用，连续变量，衡量补课指出的具体金额）。核心解释变量是省级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通过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引入了家庭收入变量，以检验家庭收入与地区不平等之间的交互作用。控制变量见下表，此外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以消除不可观测的区域与时间差异。变量设置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

相应的，对“是否补课”作为因变量的计量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对“补课支出”使用 Tobit 模型，因为该变量存在大量零值（即未补课的观测值被左删截）。为检验地区不平等的调节效应，引入了家庭收入与省级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根据城乡差异进行分组；根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的，基于三个维度：父母教育水平、父母职业类别和家庭收入水平）进行进一步检验。

结果

（1）基准结果

第(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未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基尼系数每增加0.01，影子教育支出就会减少8.45%，显著性水平为1%。然而，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如第(5)列所示），收入基尼系数对影子教育支出的影响逐渐减弱。在考虑所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基尼系数每增加0.01，影子教育支出就会在1%的水平上显著减少4.09%。在分析的控制变量中，农村户口和子女当前受教育水平显著降低了影子教育支出，而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女性户主则倾向于增加影子教育支出。此外，较高的家庭收入也显著增加了影子教育支出。

（2）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了多种方式对稳健性进行检验。替换因变量的表征变量、替换收入不平等的计算方法、增加可能被遗漏的变量、考虑滞后效应、使用工具变量法等，均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3）不同阶级家庭的异质性研究

为验证假设2，我们进行了回归分析，考察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在影子教育支出上的异质性效应。在划分标准上：经济资本以家庭收入分组；文化资本以家长受教育程度划分（详见表9）。

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的影子教育支出影响显著分化：对于低收入家庭及家长学历较低（小学及以下、初中）的家庭，城市层面的基尼系数显著抑制其补课支出；而在高收入或高学历家庭中，该效应则不显著。这表明：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缺乏使弱势家庭更易受到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冲击，从而减少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而资源充足的中上阶层家庭则能较好抵御这一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2，也进一步凸显了收入差距正在加剧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

机制分析

进一步探讨收入不平等如何通过多种机制影响不同阶层家庭的影子教育支出。作者从四个角度切入，系统分析其中的中介路径。

（1）教育期望下降

收入越悬殊，穷人家长越不相信“靠读书能翻身”。数据回归发现：城市的收入差距越大，家庭对子女学历的期望就越低——尤其在低收入群体中尤为明显。他们“不敢想”，自然也“不敢投”。

（2）公平感削弱

底层家庭对“拼成绩上好学校”的公平性越来越怀疑。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会显著打击他们对教育公平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崩塌，会直接影响他们是否还愿意为孩子投资补课。

（3）信贷约束紧缩

低收入家庭原本就“手头紧”，在大城市的高压环境下更难通过借贷维持教育支出。数据证实：收入不平等显著加重了他们的信贷约束，导致“有心补课，没钱掏钱”。

（4）社交网络萎缩

送不送礼金、有没有社交圈，本质上反映的是信息渠道与“家长圈层”。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削弱了低收入家庭的社交网络，进一步限制了他们获取补课信息与跟风行为的可能性。

进一步分析：异质性

研究将学生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结果发现：收入不平等显著抑制小学阶段的补课支出；但对初中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补课支出没有明显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小学阶段的补课需求更具“选择性”，因此在经济压力下更容易被削减。而初高中阶段则面临升学压力（中考、高考），补课已成“刚需”，不平等带来的冲击相对较小。

作者进一步按地区类型进行分组回归：包括东中西部、城市等级、GDP 水平、城乡划分。主要发现：只有“中部地区”家庭的补课支出显著受收入不平等影响，而东部、西部地区不显著；收入不平等在“二三线城市”、“中等GDP城市”和“城市户籍家庭”中抑制效应最强；农村家庭的补课支出几乎不受收入不平等波动影响。对此结果进行解读，可以考虑“城市敏感效应”：城市教育资源分化严重，竞争激烈，贫富差距直接映射为补课差异； “中部塌陷效应”：中部城市既缺乏东部教育投入，又不如西部享有扶贫保障，成为最受不平等冲击的“夹心层”；农村家庭则普遍“无力补课”，其教育支出更受“绝对收入”而非“相对差距”的约束。

此外，研究将影子教育分为：学科类补课（如数学英语）；文体类培训（如绘画、体育、音乐）。结果显示：收入差距拉大时，学科类补课支出显著下降；而文体类补课基本不受影响。说明“升学导向型”补课才是受到收入不平等冲击的核心区域，而兴趣类、素质类教育可能更受“文化偏好”而非经济能力驱动。

结论

本文得出三个核心结论：收入越不平等，家庭整体的补课支出越少，这一关系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减少补课”主要发生在低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而中高收入家庭的补课行为基本不受影响；收入不平等通过四条机制间接削弱底层家庭的补课意愿，包括：教育期望下降、公平感削弱、信贷约束加剧、社会网络萎缩。

反应的问题不只是“补不起”，是“看不到希望”：教育本应是底层孩子“逆袭”的通道，但现实中，资源差距反而使教育成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这种不平等不仅压缩了教育机会，也会对孩子的自我认知、人格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最终，形成“社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据此，作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缩小收入差距是根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再分配机制（如优化重点中学分布），让低收入群体享有更公平的教育起点。第二，精准补贴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尤其要鼓励设立“教育储蓄账户”或专项补助，提升其投资教育的能力与信心。第三，动员家庭参与，激活“教育内驱力”：政府和学校应加强家校合作，尤其对低阶层家庭提供心理引导与情感支持，让家长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 and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in 2015 and 2017,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xpenditures on shadow educa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greater income inequality constrains shadow education expenditure. However, this effect is only significant among the lower social clas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may influence shadow education expenditure through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perceptions of fair opportunities, credit constraints, and social networks. Our conclusion reveals increased inequality in access to shadow education stemming from income inequal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thus optimize policie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to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and encourage low-income families to value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This conclusion would help bridge the gap in access to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outcomes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推文作者：

赵雪梅，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食品经济、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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