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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Lane, N. (2022).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Accepted QJE].
原文链接略
奇迹是神秘的。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为何能经历辉煌的增长?这篇文章证明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的重工业与化学工业振兴政策(下称产业政策)是韩国崛起的关键推动力。这期间的产业政策是有效的且被顺利实施了,其扩散效应在政策终止后仍然发挥作用。这篇文章关注的话题其实并不算新颖,但是通过一致的证据为一段客观历史提供了经验证据,回应了这期间韩国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议。最近看到了好几篇有潜力的JMP都是做的韩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增长的背后解释,包括官僚安排、最优补贴规模如何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甚至跟这篇文章同一选题的wp也有见过。这篇文章逻辑链条相比并不复杂,能发在QJE上,应该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
01
政策背景
作者用将近五页进行了政策背景介绍,光用文字就为之后的经验分析扫除了很多竞争性的解释。政策指的是1973年开始针对钢铁、有色金属、造船、机械、电子及石油行业的振兴。作者接下来分别讲清了政策的开始属于意外且之前对于这些行业的关注并不明显、政策不是由于被选择行业利益集团而导致的自行进入、政策的支持手段,并总结了这个政策为什么适合分析政策有效性。好的政策背景并不是平铺直叙的描述,中间掺杂了很多利好文章行文的定性判断。
(1)政策为什么开始
作者想强调政策的开始并不是能够充分预期的。1969年,尼克松总统突然撤出了在亚太地区对盟友的军事支持。这种撤出对于韩国是很震撼的,因为暴躁北方邻居时刻准备好切磋一番,没有美军的支持让这种切磋的结果缺乏悬念。在这一背景下韩国开始决心为自己的军工业打底子。
(2)政策之前并没有得到特殊照顾
作者在这里强调政策支持的工业在政策之前并没有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的增长潜力。很早之前韩国也不是没想过大力发展这些产业,但是无论是IMF、USAID还是众多欧洲国家,都拒绝为这些产业的项目建设提供贷款,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些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发展前景并不被看好。
(3)为什么选择这六个行业
为了进行军事对抗,当然是直接投身于军工行业更实在。但韩国造不出来。“只有将重工业、化工业推进到发达国家水平,才能实现国防工业的发展”。因此韩国只能先将重工业底子打牢再想下一步。
(4)政策手段
首先,是贷款与税收。政策期间还款时间延长,平均利率比基准贷款利率低了五个点;其次,是贸易保护。重工业、化工业生产者可以免除甚至高达100%的投入品进口关税。
(5)政策退出
1979年,朴正熙遇刺,标志着政策废止。政策支持的具体事项在政策废止后都大幅萎缩。
作者在最后强调了为什么这个政策适合做产业政策评估。因为这个政策是自下而上、出于国防战略而开展的,不是由于某些行业的大型利益集团通过俘获上层官僚、游说而实现的。其次,很重要的一点,之前评估的产业政策很多是将政策资源投入到了比较劣势的产业,如果政策失败了可能更多说明的是救不回来了,但这个政策不是。
02
基准结果
文章主要用到的数据是行业层面的普查数据,一份是五位码行业上的1970-1986年的较细的数据,一份是四位码行业上的1967-1986年较粗的数据。
文章在第一部分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因变量是等下提到的各种工业发展成果,Target是政策扶持的六个产业,除了行业、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外,作者还控制了政策之前各年份的行业特征均值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乘项。
作者首先展示了关于工业产出变量的回归结果,分别以加、未加控制变量,基于四位码、五位码行业层面的数据的四个回归结果呈现。
这个图中我认为值得关注的有两点,首先,考虑到1979年产业政策就已经停止,虽然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异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持续维持着一定的差异水平。其次,为什么作者要多此一举在上面附上四个(类)描述性统计图呢?因为作者想声明SUTVA的存在,即六大产业的提升不是通过损害其他产业而实现的,他们都在经历增长,只不过扶持的产业增长的更快。
作者用除工业产出的其他指标发现了一致的结论,详见原文。
进一步地,作者认为出口表现是工业发展的另一个角度,因此这里还做了针对各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测算。包括最简单的RCA(显性比较优势)、利用CDK方法估算的相对出口生产率等等,结果见下图。
在这里还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不展开。首先,文章更换了一套数据,利用了一份开始记录时间为1979年以后的企业数据集。那怎么衡量政策的影响呢?作者将受处理企业定义为受到扶持的行业中在扶持期间就存在的那部分企业。其次,文章将01处理变量转换为连续的产业政策暴露度变量。接下来,作者还采用了双重稳健DD估计量,意在放宽传统DD的一些限制。最后,还拿其他国家做安慰剂,做了DDD估计。
03
上述结果的机制
(1)信贷与投资激励
作者首先想验证的是,产业政策旨在通过定向信贷和投资激励促进投资及投入品的使用。但遗憾的是数据集里缺乏直接的政策细节,因此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指标来反映可能存在前述政策手段。作者这里对(人均)中间品投入、(人均)投资规模和资本存量进行检验。作者声明这些结果支持了受扶持产业获得了更多信贷、税收上的优惠。但我感觉除了中间品投入,C-E三个子图的pre-trend都十分明显。
接下来想证明信贷扶持政策缓解了行业投入的扭曲。作者利用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of Capital, MRPK)表征扭曲程度,MRPK越高证明投入扭曲越严重。作者发现扶持政策对扭曲程度越高的行业作用越大。
(2)干中学
作者这里想证明干中学效应的存在,同时受扶持行业的干中学效应更明显。主要使用的方程如下:
样本为1972年以后。其中关注的因变量为对数价格、对数产品成本以及生产率。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最好奇Experience,即经验变量是怎么衡量的,作者用的是截止到t年总产出衡量。当然作者后面也提到了,这里探讨的是相关性证据,仅仅作为一些指示性证据而非因果证据。回归结果如下图:
我们发现经验积累的越多,价格和单位成本越低、生产率越高,证明了经验积累有助于更好的生产经营。而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了在受政策影响的行业中,干中学效应更明显。
04
产业政策的间接影响
这里作者想看下产业政策通过上下游关系影响未受直接影响的产业。当产业政策的影响从受扶持的产业向上游供应商传导时,供应商通过后向关联受到影响;当产业政策影响向下游传导至重、化工业产品的使用者时,购买者则通过前向关联受到影响。作者将这两种情况统称为关联效应。利用1970年韩国的投入产出表,关联的计算如下:
其中 j 代表经过处理的重化工业。对于行业i,其后向关联度等于向受处理行业供应产出的加权总和。权重 aij 表示 i 产出中被 j 使用的部分占 j 总产出的比例,数据来源于投入产出表。前向关联度镜像。
接下来,作者通过如下方程估计了前后向关联度不同的行业受到的影响:
作者首先仅使用了未受政策直接干预的样本进行分析,未避免样本太多损耗,作者还控制了政策直接影响以用全样本分析。
首先考察前向关联(如何影响重、化工业产品的使用者):
我们发现前向关联程度更高的行业(更依赖重、化工行业产品的下游使用者),在1973年政策开始后,价格大幅降低,且增加值显著上升。为了估计静态处理效应,作者汇报了如下结果:
就增加值而言,前向关联份额(位于 0−1 之间)每增加 1%,未受政策干预行业的增加值就会增加 4.4%;全样本估计得出的半弹性为 2.83。价格的估计限于篇幅略,和对于增加值的估计一致。但同时我们主要到,后向关联(重、化工行业的上游产业)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其实上述影响是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政策背景呼应的。这个政策推出的初衷就是为了给军工业(下游产业)打好底子的,因此对下游产业影响明显、对上游产业影响十分有限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政策设计的理念支持。
05
写在最后
这篇文章强调了传统产业政策力量的后果。从方法、主题上,这篇文章远称不上复杂和新奇,却发在了Top5上。整篇行文宏大,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文字性地叙述了为什么本文构建了一个研究产业政策的合适场景。对于结果的解读,很多情况就是一张图一张表,作者却能解释出三四条有洞见且不冗余的发现。即使有的结果不那么显著,作者却能用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不显著不是理论出问题而是数据不那么支持,且总体结果都是一致的。文章庞大,对于基准结果、机制、拓展分析,作者都做了相应的检验甚至是检验的检验,而不是单纯套用翻来覆去的公式化检验。
虽然这篇文章的结论远不能简单概括为“产业政策就是有效的”,但最起码作者讲述了一段关于特定年份、特定国家、特定政策对于韩国增长奇迹贡献的故事。文章证明了处理组的提升不那么可能是通过对照组的损失带来的,然而正如作者最后说的那样,还是缺乏全社会层面的成本分析。作者同样说明,实施者能力等因素可能是政策贯彻的关键,但这并不是本研究探讨的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浩浩荡荡,随着学者们对于数据挖掘能力的提升,通过细致数据、严谨方法将这段岁月深层的故事讲一讲,从经济规模而言,贡献不逊于韩国增长奇迹解释的系列文章。
推文作者:唐联洲,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直博三年级。邮箱cy.tang AT ,欢迎赐教!
Abstract
I study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considering an important episode dur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South Korea's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y (HCI) drive, 1973-1979. Based on newly assembled data, I use the introduction and withdrawal of industrial policies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1) I reveal that HCI promoted the expansion and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directly targeted industries. (2) Using variation in exposure to policies through the input-output network, I demonstrate that HCI indirectly benefited downstream users of targeted intermediates. (3) The benefits of HCI persist even after the end of HCI, and others take time to manifest.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temporary drive shifted Korean manufacturing into more advanced markets and supported durable change. This study helps clarify lessons drawn from the East Asian growth mi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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