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Li, C. H. , & Zafar, B. . (2023). Ask and you shall receive?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grades in colleg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图片来源：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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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探讨了大学生在课程成绩复议申请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以往文献多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谈判差距（如女性更少谈判薪资），但对教育场景中类似行为的研究较少。传统观点认为，教育场景中的成绩复议应无性别差异，因流程透明且结果取决于客观标准。由于大学成绩对就业和职业发展至关重要，若成绩复议中存在性别差异，可能间接影响性别平等的长期目标。因此，本文通过行政数据、调查和实验三种方法，系统分析了性别差异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其影响。研究发现，男性学生通过成绩复议成功提升成绩的概率比女性高18.6%。这一差距并非源于教师歧视，而是与“谁更可能提出请求”密切相关。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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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行政数据：
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SU）2010-2016年的学生成绩记录，包含130万条课程成绩数据，其中6,225条成绩变更记录（0.46%）。数据标注了变更原因（如录入错误、教师更正等），并区分了学生性别。在130万条课程成绩数据，女性占比53.4%，但在有利的的成绩变更记录中，女性仅占49.1%。
2.2调查数据：
o 教师调查：154名教师回忆学生复议请求的频率和结果。有40%学生曾提出复议，但男性更活跃（平均男性1.59门课 vs. 女性1.43门）
o 学生调查：1,295名学生报告其复议经历及心理成本。发现女性因压力（评分5.01/7 vs. 男性3.88）和害怕被拒更少申请成绩复议。
2.3实验数据：
516名本科生参与激励性实验室实验（incentiv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通过该实验探究大学生在成绩复议请求中的性别差异，并量化其背后的行为机制（如信心、风险偏好等）。实验设计旨在模拟真实课程中的成绩复议决策，同时控制潜在混杂因素（如教师偏见、谈判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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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
实验包含5个任务（通过oTree平台在线完成），全程约25分钟，参与者平均获酬$20.14。
任务1：风险偏好测量
方法：采用Eckel & Grossman (2008)的彩票选择法，受试者从5个选项中选择其一：
o 选项
任务2：认知能力测试（真实表现基准）
内容：20道IQ测试题（限时45秒/题），答对越多则报酬越高：
o 每正确1题得0.5，额外奖金（如答对11−15题得$0.5，额外奖金（如答对11−15题得$4）。
创新设计：
o 每答完1题，要求参与者预测自己答对的概率（0-100%），以此测量信心水平（校准过度/不足）。
任务3：先验信念测量
步骤：
预测自己在IQ测试中答对的题数（如“我认为答对了14题”）。
估计真实成绩落在5个区间的概率（如“±1题内概率60%”）。
目的：量化过度乐观（guessed score - true score）和不确定性（概率分布的离散程度）。
任务4：成绩复议决策（核心实验）
关键设定：
o 参与者被告知，系统会随机抽取3题并可能误判（模拟教师评分错误）：
o 误判规则：若答案正确，有2/3概率被误判为错误；若答案错误，有1/3概率被误判为正确。
o 参与者看到初始成绩（含误判）及每题被标记的正确/错误状态。
复议选择：
o 通过多价格列表（10种成本场景，从支付$3.5到获酬$1）决定是否请求复议。
例如：
o “若支付$0.5，可查看真实成绩并更新报酬，是否接受？”
o 随机抽取1种场景实施，确保激励相容。
任务5：后验信念测量
重复任务3，但基于已看到的初始成绩调整信念，测量信念更新行为。
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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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行政数据结果：
o 男性学生获得成绩提升的概率比女性高18.6%（0.479% vs. 0.404%），且差异在控制课程、教师、学生特征后仍显著。
o 成绩提升多集中于初始低分段（如D或C+），但性别差异在所有分数段均存在。
o 男性也更可能因复议导致成绩下降（0.03% vs. 0.02%），但这一差异在控制变量后不显著。
4.2调查数据结果：
o 请求频率：40%的学生曾提出复议，但从集约边际上来看，男性更活跃（平均请求1.59门课 vs. 女性1.43门）。
o 结果公平性：教师和学生均报告，男女复议成功率无显著差异。
o 心理成本：女性因害怕被拒或压力更大，更不愿提出请求（压力评分5.01 vs. 男性3.88，1-7分制）。
4.3实验结果：
o 支付意愿（WTP）：当成本为正时，男性支付意愿显著更高（平均0.25vs.0.25vs.0.05），但成本为负（即被付费请求）时无性别差异。
o 影响因素：
信心与信念：女性更低估自身表现（underconfidence），且对结果更不确定，解释了约11%的性别差距。
人格特质：女性更“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解释了21%的 差距。
风险偏好：女性更风险厌恶，但仅解释2.4%的差距。
o 收益与成本：男性在低成本时收益更高，但高成本时可能因过度请求而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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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与方法
5.1模型设定：
5.2识别策略：
假设：若成绩误差的分布与性别无关，性别差异应仅由请求行为驱动。
关键控制：通过院系×成绩×GPA交互项，排除“男性因成绩临近门槛更可能请求”的替代解释。
5.3结果：
男性获得成绩提升的概率显著高0.0717个百分点（相对女性高18.6%）。
加入全部控制后，性别系数仍显著，且与院系/教师性别无关。
5.4 稳健性检验
作者通过以下方式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Logit模型：边际效应与LPM一致（男性优势0.084个百分点）。
排除多重复议者：性别差距仅下降16%，表明非少数“频繁请求者”驱动。
排除极端教师：剔除成绩修改率>10%的教师，结果不变。
分样本回归：仅保留非A/A+学生（避免上限约束），性别差距扩大至0.109个百分点。仅大班课程（>90人），结果依然显著。
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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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核心结论
性别差异主要源于女性更少提出复议请求，而非教师歧视。差异由心理成本、信念偏差（如低估自身表现）和人格特质（如回避冲突）共同驱动，约30%的差距可被观测变量解释。
6.2政策建议：
透明化复议规则：明确流程可降低女性感知的心理成本。
提供能力反馈：减少女性对成绩的不确定性，帮助其更理性决策。
谨慎推行“禁止复议”政策，需权衡短期公平与长期激励。
Abstract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from a large public university, we show that male students are 18.6 percent more likely than female students to receive favorable grade changes made by instructors. Surveys of students and instructors reveal that regrade requests are prevalent and that male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sk for regrades on the intensive margin. We corroborate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grade requests in an incentiv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 we find that males have a higher willingness to pay to ask for regrades. Almost a third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is due to gender differences in beliefs and the Big Five traits. (JEL D82,D91, I23, J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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