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豆包AI
原文信息：Gallego, F., & Lafortune, J. (2023). Baby commodity booms? The impact of commodity shocks on fertility decision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6(1), 295–320.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00148-021-00855-0
01
引言
当经济繁荣时，家庭更愿意生育，还是因就业机会增加而推迟生育？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收入效应（更高收入促进生育）和替代效应（更高就业机会推迟生育）可能同时存在，但其相对重要性仍缺乏清晰证据。因为，家庭往往是同时做出劳动力参与、婚姻和生育决策的，这导致我们难以识别经济条件与生育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
智利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其大宗商品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有限，因而是商品价格的接受者。本文便利用1994-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作为外生经济冲击，结合智利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分析其地方经济和生育决策的因果影响。该方法类似于Bartik（1991）工具变量，即以当地不同行业的就业作为份额，以国际商品价格作为外生冲击来构建关键解释变量。这是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
研究发现，经济繁荣（即商品价格上涨）显著提升了生育率，且影响主要发生在受孕时，而非出生时。经济增长主要促进已有家庭生更多孩子，而非增加初胎生育。同时，该影响在不同学历的女性群体中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使用了高频的生育数据（季度），能够精确识别经济周期对生育决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其次，本文首次区分了不同女性群体（是否初育，是否已婚以及教育水平）对经济繁荣的不同反应。
02
识别策略与数据
本文所关心是城市c，受孕时间为t的群体与生育相关的结果变量的平均值，记为Yct。当假设地区经济条件Zct由商品价格冲击外生决定时，本文通过以下回归方程来估计：
其中，νc和δt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聚类。显然，如果直接使用当地的经济指标（例如就业率）作为解释变量会引入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得因果识别产生偏误。正因如此，本文使用的经济条件Zct的变异来自于较为外生的国际商品价格冲击。具体来说，Zct由下面的式子计算得到：
其中，Nic,1992和Nc,1992分别表示城市c在1992年从事行业的就业人数和总就业人数。Pit为商品i（即行业i）在时间t的国际市场价格。这一价格指标实际上就是Bartik IV的构造方法：计算每个城市在1992年不同行业的就业占比（local share），乘以每种商品的国际价格指数（international shock）。
本文主要考虑了六个行业：铜矿业、其他金属矿业、农业、石油、渔业、林业，以及其他行业（如服务业，制造业）。商品价格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智利相关官方组织的公示。所有商品价格指数都以2005年为基准年进行标准化。
图1（a）中展示了各类商品价格指数的时间趋势，不同商品价格指数走势各异。（b）中展示了具体的三个地区的综合价格指数。Andacollo主要依赖金矿和铜矿，因此其价格指数几乎完全跟随左图中铜矿和其他金属的价格走势。而Rio Ciaro和Guaitecas分别依赖农业和渔业。通过此图可以看到，价格冲击的来源并非是全国一致的，而是因地而异的，这也是本文因果识别所利用的变异来源。
本文所需的出生结果变量来源于智利卫生部下属的统计局，时间跨度为1994年-2012年。该数据包含了孩子的一系列出生变量以及其父母的一系列人口学特征。在城市-季度层面加总后，得到346个城市，74个时期，共24890个观测结果。
表1为描述性统计。样本地区每季度平均有180个新生儿，出生率为每1000名女性14个新生儿，其中42%是第一胎，超过一半（57%）的新生儿出生在未婚母亲家庭。从社会经济状况来看，父母的教育和职业水平普遍较低，仅有4%的父母从事高收入职业，约13-15%的父母完成了大学教育，而超过一半的父母甚至未完成高中教育，同时平均生育年龄为26岁。
03
实证结果
(一) 价格指数与就业
在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展示了构建的商品价格指数与经济指标（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以说明该指标代理经济活动的可行性。表2各列代表的是不同数据来源计算的就业率（INE为国家统计局，CASEN为家户调查数据）。
不仅如此，本文还进一步按照行业和性别观察了两者的相关性。表3说明不同经济部门对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异质性反应。更为重要的是价格指数仅和男性就业强相关，这可能意味着商品价格冲击主要通过“收入效应”渠道来影响生育行为，而非“替代效应”。本文后续还分析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不同女性群体中的作用方式，例如是否已生育、是否已婚以及教育水平。结果表明已育、已婚以及低学历女性的收入效应会更强。
(二) 经济冲击与生育率
在阐明价格指数通过就业变化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状况之后，本文转向探索经济冲击如何影响与生育率相关的结果。首先，表5展示了一系列生育率相关结果：商品价格上涨显著提高了生育率，这与其他研究的证据一直，即收入增加会促进生育。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每增加1%，出生总数增加0.3%，每1000名妇女的出生率就会增加0.09。本文通过加入更严格的固定效应（省-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使用加权回归以及考虑人口迁移（例如女性向繁荣地区的迁移，导致更多的婴儿出生）来加强结果的稳健性。
表5的第3到6列为价格冲击对不同类型女性（初产vs.多胎、已婚vs.未婚）生育行为的影响。可以发现，经济繁荣并没有显著增加初育女性的数量，反而更可能促进已育母亲的生育。这可能意味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存在较强的替代效应，而在已育女性中收入效应更强。类似的，经济繁荣会推动已婚母亲进行生育，而并未影响到未婚母亲的生育（她们更倾向于在经济较好的时候推迟生育，即替代效应）。
(三) 父母教育水平的异质性
经济繁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否因父母的教育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将父母分为三类：低学历（未完成高中）、中等学历（高中毕业）、高学历（接受高等教育）。表6的第1和2列分别考察了不同教育水平父母的生育数对数。可以发现，高中毕业女性的出生数显著下降（约2%），符合替代效应主导的预期。父亲的结果类似，高中学历群体的生育下降最显著。
表6的列3到5均是按照母亲的教育水平划分，考察了初育数、孩子总数以及未婚母亲的生育数。总结来说，对于低学历女性，收入效应占主导，即经济繁荣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她们的多胎生育。但是她们的未婚生育减少，因为她们无法获得非婚伴侣的经济支持。
对于高中学历的女性来说，替代效应占主导，因为经济繁荣提高就业机会，减少她们的生育，尤其是初胎生育，对于高学历女性而言，收入效应同样强于替代效应：不仅增加了初胎生育，还增加了未婚女性的生育率。
(四) 生育意愿提高还是胎儿存活率提升？
上述的分析已经证明了经济繁荣会促使生育率的提高。然而，这背后可能不仅是因为生育意愿或生育行为的增加，还可能是胎儿存活率的提升。这两种机制本质是在讨论：是受孕时的经济条件影响了生育决策（更高的生育意愿）还是出生时的经济条件影响了生育结果（更高的存活率）。这两者的逻辑链条可以表示为：
经济繁荣 → 家庭预期收入增加 → 更多女性决定怀孕 → 受孕率上升 → 生育率上升
经济繁荣 → 更好的医疗条件及营养支持 → 胎儿更健康/流产率降低 → 生育率上升
检验这两个机制也很简单：如果经济繁荣影响的是“出生”而非“受孕”，那么“出生时的经济条件”应该比“受孕时的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影响更大。因此，本文构建了出生时的价格指数。表7的结果表明受孕时的经济状况比出生时的经济状况更能解释生育率变化。换句话说，生育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更多女性在受孕时决定生育，而不是因为经济状况改善提高了胎儿存活率。
(五) 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
最后，生育率的变化是因为短期的价格冲击引起的，还是由长期经济趋势驱动的？为了区分这两种可能性，本文通过Hodrick-Prescott（HP）滤波器将价格指数分解为长期趋势（trend）和短期波动（cycle），并检验它们对生育率的不同影响。表8中的结果表明，在长期趋势下，家庭预期未来收入稳定增长时，更愿意生育更多孩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资源来养育孩子（即收入效应）。而短期波动带来的相关产业突然扩张会提高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因而可能推迟生育（即替代效应）。
04
总结
本文利用1994-2012年间智利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作为外生经济冲击，探讨经济波动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率呈现顺周期性，且决策关键节点在于受孕时的经济预期，而非出生时环境。经济繁荣主要促进已有家庭生更多孩子。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反应也不同：低技能女性受收入效应驱动增加生育，中等技能女性因替代效应推迟生育，高技能女性的收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智利非婚生育普遍，但经济冲击对婚内生育影响更显著，可能与法律对非婚父亲责任约束薄弱有关，暗示经济条件改善可能通过增强父亲责任感间接影响生育决策。最后，本文强调，在理解经济状况对生育的影响时，需区分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并提出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经济繁荣如何影响父亲的角色与家庭稳定性。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s and local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as a source of plausibly exogenous variation in local Chilean economic conditions to study how these shocks impact fertility behavior of families in a small, emerging open economy where non-marital fertility is common but parental obligations are not well enforced. We find that these commodity shocks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irths and the birth rate. We argue that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most women experiencing an income effect and a limited substitution effect from commodity booms. This is confirmed by looking at groups that would have experienced a larger income than substitution effect: higher-order births, births within marital relationships, and those by mothers who do not experience an increase in their employment probability respond more strongly to these commodity booms.
推文作者：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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