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中，参与者进行一系列模式识别任务。在每一个实验中，参与者需要识别屏幕上出现的两种可能的模式类型，其中之一可能会导致电击或金钱损失。如果实验为无冲击/无损失模式，则不会发生冲击或损失；若为冲击/损失模式，那么在参与者做出反应后的8秒内的任何时点都有三分之一的概率发生电击或金钱损失。实验设计程序一方面含有客观不确定性，即冲击的发生是分散的，从而避免了参与者的快速脱敏；另一方面也包括了主观不确定性，即参与者不完全确定他们看到的是那种模式。本文将由冲击或金钱损失所导致的情绪称之为“预期性焦虑”。若一个参与者增加他会看到无冲击模式的主观信念，那么他对于冲击或金钱损失的焦虑可能会减少。同时，他对于冲击模式的判断会更加不准确，对无冲击模式的判断会更加准确。这一逻辑使得本文可以识别愿望性思维。

本文将无冲击模式和冲击模式的平均识别准确性之间的差异作为愿望性思维的衡量。识别的平均准确性是通过0-100的百分点来衡量的，从而愿望性思维的值是在-100到100之间。当愿望性思维等于100时，意味着该参与者将永远识别为无冲击模式，当为-100时，则意味着该参与者会永远判断其为冲击模式。

每一个实验都会进行至少两项受试者内部的实验设计变化，从而在实验上去操纵有更多乐观信念的心理收益和有更准确回答所带来的物质收益之间的权衡。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改变模式识别任务的模糊性或者识别难度来测试参与者的愿望性思维是否因更难或者说更模糊的模式识别而更强烈；另一个设计变化体现在参与者通过正确回答可以获得的奖金，也就是分为高准确度奖金和低准确度奖金。

此外，每一项实验都基于所要研究的问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差异，具体可见表1。以下是每个实验的详细介绍：

实验1：电击引发的愿望性思维

本研究所进行的实验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实验室进行，共招募了六十名参与者。实验1的焦虑来源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电击，参与者的任务是去分辨一个光栅是向左倾斜还是向右倾斜（如图1）。随后，参与者将会面对一个焦虑屏幕去等待电击的发生。参与者需要完成三轮实验，每一轮有四个区块共18个小实验。参与者在进行完所有18个小实验之后才会被告知他们的平均表现水平。

实验2：经济损失情境下的愿望性思维

为了验证愿望性思维在生活情境下的表现，本实验以经济损失代替电击作为焦虑来源，探讨参与者在面临潜在经济损失时的认知反应。该实验通过线上进行，实验设计与实验1类似。参与者需在两种模式中进行选择，其中一种模式与经济损失相关。每次错误选择会导致参与者损失一定金额，旨在引发与财务风险相关的焦虑。该实验共有三个部分，分别对应高经济损失、低经济损失和无经济损失，共计32个小试验。其中无经济损失部分是为了解决实验中可能出现的混淆因素。

实验3和4：信号模糊性对愿望性思维的影响

除焦虑来源外，另一个会影响结果稳健性的维度是视觉决策任务。任务本身的特征会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如果认为愿望性思维是一种严格的认知现象，那么结果不会因为任务类型而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任务本身可能会影响心理权衡，进而影响准确性激励的效果。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本文采取了两种新的模式识别任务。这两种新的模式识别任务会需要更多的认知处理过程。

实验3是记忆和推理任务。该实验的实验设置与实验2相似，也是在线上进行在该实验中。该模式识别任务需要记忆力和心理相结合来完成，从而使得准确性激励可能会增加决策准确性的发生。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一心理维度和模式识别任务表现之间的关系，本文还进行了实验4，数圆点任务。这一实验设计遵循实验2和实验3的设计方法，同样是通过线上来进行。此外，实验4与实验2中都含有参与者关于焦虑和注意力集中情况的自我报告。

为了解释实验中观察到的愿望性思维，作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基于以下假设：

H1. 预期效用最大化：

•  模型假设个体的行为是为了最大化预期效用。在面对不利的未来结果时，个体可能通过自欺来自我安慰，以减少焦虑带来的负面效用。

•  这种自欺行为的代价是可能导致不准确的决策，从而在未来产生实际的物质成本。

H2. 模糊性与愿望性思维：

•  模型预测，当证据或信号较为模糊时，个体更容易陷入愿望性思维，因为模糊性降低了信号的明确性，使得个体有更多的空间进行主观解释。

•  随着模糊性的增加，个体会更倾向于认为那些引发焦虑的不良结果不会发生，从而降低焦虑的感知强度。

H3. 激励机制的影响：

•  模型进一步预测，经济激励的增加将减少愿望性思维，因为参与者会更加努力地寻求正确答案，从而降低认知上的错误。

H4. 个体差异：

•  模型还考虑了个体在愿望性思维上的差异。不同个体的焦虑水平、认知能力和对激励的敏感性都可能影响他们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表现出愿望性思维。

本文的主要假设是愿望性思维会使得参与者对与电击或金钱损失相关的任务识别准确度更低。表2奇数列结果显示出了这种表现出了愿望性思维的显著性影响。此外，本文假设在面对更难或者更模糊的任务时，愿望性思维会更强。也就是当信号更弱、更难以识别时，个体可能会更容易说服自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根据表2偶数列的交叉项系数，可以证实本文这一假设。

本文的第三个假设是准确性激励会降低愿望性思维的发生，因为准确性激励提升了错误信念的成本。表2回归结果不能够证明这一假设，电击或金钱损失模式与准确性激励的交叉项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最后，本文的第四个假设通过表2的第4列结果体现，表明在实验2中所变换的损失大小对于愿望性思维的有很小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愿望性思维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比如，参与者可能会随着小实验的进行而逐渐对焦虑性诱发冲击的敏感性降低，从而所展现出来的愿望性思维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或者也有可能前期出现金钱损失或电击的经历会加重他们的焦虑并且引发更强的愿望性思维。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总体而言，数据结果没有呈现出一致的现象，但是显示出重复的不良冲击可能会导致参与者的脱敏现象发生，同时，金钱损失可能会导致更强烈的愿望性思维。

利用实验2和实验4中所包含的有关金钱损失焦虑的自我报告数据，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愿望性思维和自报金钱损失焦虑之间的关系。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解释愿望性思维。首先，其与注意力的负相关性表明，认知努力可以通过其对准确性的影响来约束愿望性思维。其次，与防御性悲观主义的负相关表明，与愿望性思维相反的基于信念的效用动机是存在的，并且可以在信念偏差的跨参与者异质性中检测到。由于防御性悲观主义是一种自我报告的调查量表，它与愿望性思维的相关性表明，人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有动机认知的倾向。最后，与自我报告的焦虑呈正相关表明，焦虑是愿望性思维的可能驱动因素，人们天生的焦虑不同，这些差异并没有（完全）被他们的愿望性思维所抵消。

根据表4，参与者在每个实验中都关心并对准确性激励做出反应，但仅在实验4中提高了表现，实验任务的选择对认知努力非常有弹性。参与者在每个实验中都对准确性奖金做出反应，这一事实表明参与者的自我欺骗行为没有考虑到边际的物质激励。

本研究所进行的实验是以负面结果作为焦虑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在电击的情况下，焦虑可能是主导情绪，且根据之前的研究表明，电击会激活焦虑和恐惧感。在实验2和4中记录的愿望性思维和自我报告的焦虑之间的相关性也表明了焦虑的重要影响。实验2进一步证明，损失大小的增加会增加自我报告的焦虑。

在此基础上，在第五个实验（N=600）中，本文提出了一个相关的简化问题，即与收益相比，货币损失是否是愿望性思维的强驱动因素。假设货币损失框架会导致更大的焦虑、更少的兴奋和更多的愿望性思维。我们在自我报告的情绪中发现了所假设的治疗效果：在货币损失实验中，有更高的自我报告焦虑，平均个人得分为3.32，而在货币受益中为2.88（p<0.001，t检验）。对于兴奋，情况则相反，平均值分别为2.55和3.65（p<0.001，t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货币增益情境下的反效应，本文分析了高水平的自我报告情绪和风险态度两个调节因素。研究表明，在收益框架下，预期情绪仍在将感知推向愿望性思维的方向，但它们的重要性不如其他一些既定信念的决定因素。

本文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研究结果不是由误解或不信任驱动的；二是愿望性思维的估计效应大小在统计和定量上都是稳健的；三是数据拒绝了电击或金钱损失模式会增加噪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