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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Siegloch, S., Wehrhöfer, N., & Etzel, T. (2024). Spillover, Efficiency and Equity Effects of Regional Firm Subsidi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Forthcoming.

本文考察了东西德合并后一项大规模区位导向型政策（Placed-Based Polices, PBP）的政策效果，包括政策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以及对公平和效率的影响。PBP主要用于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美国和欧盟历史上都曾在PBP上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而作为一项重要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PBP在公平与效率的trade-off一直存在：一方面PBP直接作用于欠发达地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地区间不平等；另一方面投资于生产率低下的项目是低效率的，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在本文中，针对德国（主要是东德地区）的PBP名称为GRW。

毋庸置疑的是，PBP能够促进受干预地区的发展。但同时PBP也会造成扭曲，比如劳动力流动导致的人口资源错配以及消费需求提高引致的物价上涨，这无疑会造成当地居民福祉的损失。此外，考量PBP效率的另一重要维度在于间接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会对不受干预的工人、工厂、地区产生影响。具体地，PBP会引致集聚效应、部门分配、贸易、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以及对其他政策工具的外部性。本文考虑了上述所有的溢出效应，并且研究了PBP对缓解空间不平等的影响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1）直接效应方面，制造业部门投资补贴率每降低1%，投资下降5%。从长期看，最大补贴率每下降1%，就业减少1%，且补贴增加或减少的影响效应是对称的。GRW对小型工厂的影响超过大型工厂两倍，没有对工人工资产生影响。（2）溢出效应方面，补贴率每降低1%，未受干预的零售业和建筑业就业将下降0.26%和0.47%；如果工厂与处理组地区贸易往来越紧密，则制造业就业率会下降；GRW还会与其他政策产生联动效应，补贴率减少会导致当地企业税和财产税税率上升，这会降低投资水平，侵蚀税基。作者发现当地税率上升可以解释大约10%的总体就业下降。没有证据表明GRW会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内部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3）效率与公平之争方面，作者估算得出GRW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的成本约为1.9万美元。如果居民对无谓损失的假设变化，那么这个数字可能会更低。如果居民不重视溢出效应，那么单位工作成本会大幅度下降。

本文的贡献有三：一是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提供了PBP简约式经验证据。在数据方面，作者使用颗粒度更为精细的工厂层面数据，同时也应用了较为稳健的事件研究法。二是作者考察了PBP的间接溢出效应。相比于其他探究仅仅关注某一个PBP政策效应，这篇文章考察了所有的PBP溢出效应。三是作者创新性地使用简约式估计捕捉了部分均衡框架下均衡效应，回应了PBP效率和公平之争。

（一）总览

GRW是德国主要的区域经济政策之一。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刺激地方商业活动来促进德国各地区的生活水平趋于一致。GRW实施于1969年，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补贴西德欠发达地区。本文关注的是GRW对东西德合并后直到2017年的政策效应（东西德于1990年合并）。在合并以后，GRW主要以东德作为支持对象，东德的工业化程度落后于西德。

GRW有许多工具，作者关心的是投资补贴。投资补贴是GRW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约占有74%的项目预算。这些补贴能够补偿制造业工厂50%的投资项目成本。补贴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这使得GRW成为一项PBP。从1996-2016年，平均每年约有14亿欧元的补贴支付给东德工厂。

（二）资质

工厂需要向州政府申请补贴以获取资格。一般来说投资项目主要包括购买机器设备、建设现代化厂房以及发明专利。只有当劳动力成本与投资项目直接联系时才能够获得补贴。

获得补贴主要有三个标准：第一，项目要足够大。第二，项目有固定期限，最多不能超过三年。第三，这些补贴主要针对跨地区经营收入份额较高的工厂。并非所有项目都会获得批准。从2011-2016年项目拒绝率约为39%。主要的拒绝原因包括申请材料缺失和不符合资助标准。

（三）补贴率

补贴率主要根据工厂类型、年份以及工厂所在县进行确定。其中工厂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其补贴率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越是落后的地区获得补贴率就越高，所以说GRW是一个PBP。

作者的简约式估计恰好利用各县补贴率的差异。总体上，更落后的县享受更高的补贴率。作者使用下式计算生产力指标：

以1997年为例， 表示1995年r县的基础设施质量， 表示1995年人均收入， 表示1995年失业率。如果指数小于100，则被认定为高优先级，否则为低优先级。更高优先级享有更高的补贴率。由于各项指标会随时间变化，因此各县在样本期内的最大补贴率存在变动（variation）。

表1展示了政策变化的总体情况。在1990-1996年（regime 1）期间，中小型工厂的补贴率为50%，而大型工厂的补贴率为35%。1997年补贴率在不同的县开始出现差异，72个县中有27个享受低补贴率，比高补贴率组低7个百分点。2000年开始有些县从高补贴率转为低补贴率。

（一）补贴数据

作者使用由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提供行政补贴数据。数据区间为1996-2016年，包括投资规模、补贴金额以及获得补贴工厂的所在县。

（二）就业和工资数据

作者使用Establishment History Panel（BHP）测算就业水平。BHP根据社保记录构建，由纽伦堡就业研究所发布。作者获取了1995-2017年间德国工厂50%的随机抽样数据。就业数据集包括员工数量和不同技能水平下员工人数，以及工厂所在县的位置和行业代码。

作者使用1996-2014年综合劳动力市场调查抽样数据（the IAB’s Sample of Integrated Labour Market Biographies，SIAB）测算工资水平。该数据集是个人收入履历的2%抽样调查数据，包括个体特征、雇主信息、工厂所在县。作者剔除所有学徒、社会服务工作者、在职学生和实习生，并转换为2010年可比的工资。随后，作者计算了各县制造业和全行业工人的中位数工资。作者还计算了制造业部门不同受教育程度工人的工资水平。正如理论预期，高技能工人工资水平显著高于低技能工人工资水平。

（三）投资数据

作者从the AFiD Establishment Panel获得工厂层面的投资数据。该数据由德国联邦统计局所提供。该数据涵盖了1995年至2016年期间拥有20名或以上员工的德国制造和采矿工厂。该数据包括工厂层面的投资信息，作者将其转换为2010欧元可比价的数据。该数据还包括员工数量、行业代码以及工厂所在市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作者将样本限制为制造业工厂。

（四）贸易流动数据

贸易数据来自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作者利用贸易数据计算各县的贸易暴露程度。该数据集包括2004-2010年德国境内所有县完整的贸易往来矩阵。

（五）其他地区变量

作者使用德国各州统计局提供的行政数据，包括商业周期（人均GDP和就业）、劳动力和人口规模。为评估政策溢出效应，作者使用市级工商和财产税税率信息。尽管财产税的税基是全国性的，但各市可以自由设定税率。作者还使用营业税和财产税税收收入数据。为保持一致性，作者使用改革前人口份额作为权重将市级数据加总至县级。此外，我们从联邦建筑和区域规划办公室收集了按雇员数量标准化的净通勤流量数据。

最后，我们加入了每平方米土地、房屋和租金的数据，以评估农村生产总值补贴是否被资本化到房价中。所有货币类型的变量都按照2010年欧元进行标准化。土地价格数据由德国各州统计局提供，覆盖整个样本期。为填充数据，作者使用了Ahlfeldt, Heblich and Seidel (2023)的住房和租赁数据。该数据集包括2007-2017年网络卖房平台所有的购房和租房信息。

（一）实证模型  

作者以一个简单的事件研究法模型作为设定起点：

若县在年经历了补贴率下降则取值为 1，若经历上升则取值为 -1，其他情形为 0。作者将基期设置为 -1 期，加入县级时变控制变量、工厂和县固定效应以及州-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至劳动力市场水平。

作者考虑了处理强度的变化。其中，表示处理强度，通过不同工厂类型的最大补贴率的变化加权平均而得到。为权重，以县规模的工厂中制造业就业份额表示。

（二）估计结果

1.投资效应

作者首先考察了补贴对投资的影响。作者发现，处理组补贴率减少显著降低了十年后13.8%补贴金额。投资项目的补贴金额也经历了类似的下降。而在基期以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结果变量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表明事前平行趋势是成立的。随着补贴率的下降，工厂投资规模有所缩减，十年后缩减约为5%。

2.就业效应

作者随后估计了补贴率下降对就业的影响。作者发现，补贴率降低显著降低了就业率。十年后，最大补贴率减少1%，则制造业工厂就业降低1%。为估计异质性处理效应，作者使用AFiD数据考察补贴率下降对不同规模工厂就业的影响。作者以1996年员工人数作为划分依据，将小于20人的工厂定义为小型工厂，将大于等于20人的工厂定义为大型工厂。作者发现小工厂的就业效应超过大工厂的两倍。作者还发现就业效应的下降主要是体现在中等技能工人，这类工人在所有制造业工人占比达到80%。

大多数补贴率的变动都表现为下降，但2007年改革补贴率却有所上升。图4呈现了补贴率上升和下降对就业的影响。首先，我们不能拒绝零假设，即长期就业效应是对称的。第二，补贴增加的就业效应很快就会显现，而补贴减少的就业效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

（一）部门之间的溢出效应

作者把被解释变量替换为零售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图5a展示了部门间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溢出效应是正向的。也就是说，补贴率下降导致了零售业和建筑业就业的下降，与制造业得出的证据是一致的。如图中橙色线条所示，补贴率下降引起建筑行业就业瞬间减少，这与投资项目如房地产的瞬间衰减是有着直接关联的。对零售业的负向效果比较小，这可以通过当地需求的缓慢减少解释。

（二）区域溢出效应

补贴率下降可能会对临近的控制组地区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可正可负，取决于集聚效应和虹吸效应的相对地位。为估计区域溢出效应，作者将数据加总至劳动力市场维度，通过比较劳动力市场层面和县层面估计结果的差异得到溢出效应。图5b的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层面的估计结果与工厂和县层面估计结果十分相近，这说明临近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是微弱的。

（三）贸易溢出效应

作者考察了与受干预地区有着紧密贸易往来的工厂是否会对补贴做出反应。作者首先将县c从处理组县g进口除以县c的总进口量（包括国际进口）。类似的，作者计算了县c的出口份额。通过构建贸易暴露程度的加权补贴率减少，作者对比了与被干预地区有更密切贸易往来的县和联系减少的县的差异来获得贸易溢出效应的估计。图5c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补贴率下降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1%的贸易暴露会使制造业就业在补贴削减10年后减少0.0092%。

（四）企业内溢出效应

为检验公司溢出效应，作者关注多工厂的企业，这类工厂在受到政策冲击时可能会通过其他工厂进行转嫁，从而受政策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作者采用其他工厂补贴削减的加权总和计算工厂i的企业层面补贴率下降暴露程度。图5d展示了企业内部的溢出效应，发现不存在显著的企业内溢出效应。

（五）政策溢出效应

图5e的估计结果显示，在补贴率下降的四年以后，当地商业和财产税税率逐渐增加。十年后，补贴率每下降1%，两种税率均上升0.4%。总的来说，工厂面临着双重的负面政策冲击，因为他们不仅得到了削减的补贴，而且还面临着更高的商业和财产税率这些政策溢出导致了我们在图3中记录的持续的负面就业效应。利用Siegloch(2018)的德国地方营业税税率的就业弹性，我们可以将约10%的总体就业效应归因于地方营业税的增加。

（一）效率评估

为评估GRW的效率，作者首先计算了每单位工作所带来的成本。作者使用10年后政策效应测度GRW的长期影响。在我们的样本期内，我们将增长约1%的长期估计与东德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平均数量相乘，得到7843个新的制造业就业岗位。补贴变化的成本计算为图2中对补贴影响的平均估计值与整个样本期内所支付的粮食生产补贴平均水平的乘积。为提高与现有文献的可比性，作者将货币单位按照年平均汇率换算为美元，并以2010年美元的CPI进行标准化。计算得出直接成本约为1.65亿欧元或1.88亿欧元。最后，作者也考虑使用税收的无谓成本。作者将无谓成本设置为50%，计算得到项目成本约为2.81亿美元（2.47亿欧元）。

项目成本的估算结果报告于图6。可以看出，当仅考虑政策直接效应时，单位工作的成本为35868美元（31544欧元）。当考虑部门间溢出效应后，单位工作成本降为24239美元（21317欧元）。最后，当考虑到贸易溢出效应后，单位工作成本进一步下降为17042美元（14987欧元）。作者估计的成本要低于现有文献报告的估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