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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电影《青春变形记》海报(电影讲述了美国亚裔小女孩成长时期的故事,有趣的是家族的女性都可以变成红色的小熊猫,恰如创业者母亲更容易把价值观传递给自己的女儿。)

原文信息:Li, W., & Tong, D. (2023). The benefits of having an entrepreneur-mother: Influence of mother’s entrepreneurial status 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mong childre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8(6), 106329. https://doi.org/10.1016/j.jbusvent.2023.10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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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总是慕强,但是男性强大后看尽长安花,而追求事业的女性却似乎隐隐触及玻璃天花板、甚至遭受非议。比如笔者花费心思想寻找更为恰当的题目,却堪堪只能找到“虎父无犬子”、“老子英雄儿子汉”这样的表述,而女性只有“为母则刚”的表达。那么女性创业对其育儿效果的影响如何?已有研究众说纷纭:一方面,由于创业能够使得工作更为自主、时间更为灵活,女性创业者往往出于育儿方面的考虑才进行创业。另一方面,由于创业经常面临不确定性,所以女性创业者也承担了更多的压力,这可能使得她们无暇照顾家庭成员。

所以这次推送发表在JBV上的文章。通过实证得出结果,女性创业者的孩子在认知和非认知技能方面都优于非女性创业者的孩子。这种影响在女儿和年幼的孩子身上更为明显。本研究的发现加深了我们对创业者母亲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认识。价值观传递是创业者母亲对孩子施加代际影响的重要渠道。

理论及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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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儿童人力资本与母亲职业地位的潜在影响

研究青春期早期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至关重要,而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学校和家庭展开。从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来看,母亲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人们自然会关注工作如何剥夺女性照顾孩子的能力。因此母亲剥夺视角揭示了这一问题:女性创业者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就越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子女。已有文献也指出,母亲就业对青少年儿童的认知发展、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着负向相关关系。

但这种母性剥夺视角也为创业研究提供了重要但矛盾的见解。一方面,创业为女性提供了更大的自主调度空间,便于女性满足她们的育儿需求。由此可以认为,因为女性创业者能分配更多时间来照顾子女,所以女性创业者能够更好地抚养子女。而另一方面,由于创业使得女性分身乏术,难以平衡工作与生活,所以她们并不一定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如果仅考虑母亲照顾子女的时间,这无法充分解释女性创业者与其子女人力资本形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代际影响,其中价值传递长期被作为影响职业传承和自雇型代际传递的重要渠道。

2.2 职业传承与代际价值传递

职业继承是指子女经常进入与父母职业相似的职业,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父母让孩子接触到特定的职业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塑造了孩子的职业偏好和选择。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鼓励与这些价值观相一致的行为和态度。因此,具有自我导向价值观的父母倾向于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的自我导向,而不是强调服从和顺从。价值传递通常是通过社会化隐形发生的。一种是榜样示范: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子女可以通过观察工作中的父母,听父母谈论工作,在父母工作场所耳濡目染,由此可以对父母的职业更为了解,养成和父母更为相近的价值观。另一种是父母采用与他们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养育方式。例如,拥有自我指导价值观的人往往强调给予孩子心理上的自主权,并倾向于采用限制性更少、支持性更强的育儿方式。而这种教育方式被认为可以培养儿童的自我导向。职业传承文献用价值传递来解释为什么子女倾向于选择与父母相似的职业。然而,如前所述,价值传递的含义超越了职业选择。接下来,文章将这一点与基于母亲剥夺视角的论点结合起来讨论创业者母亲如何促进儿童人力资本的形成。

2.3.创业者母亲对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

作者认为监督(母亲在各种育儿活动中分配的时间)和价值传递是创业者母亲促进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两种机制。作者整合了现有的基于母亲剥夺观点和职业价值观的研究来支持此论点。

监督机制。如前所述,职业让母亲照顾孩子的时间有所不同。基于先前的研究,强调了企业家提供的自主性和安排灵活性,促进了儿童保育。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整体上加强了儿童保育,这意味着更关注子女的身心健康。然而,更重要的是,拥有更多的时间意味着女性创业者可以更多地参与与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直接相关的活动。比如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经历等。女性创业者也可以通过花更多的时间为孩子择校或者与孩子同龄人互动来塑造孩子的学习经历。研究发现,这些有针对性的努力促进了儿童人力资本的形成。但创业者母亲可能并不总是能提供更好的监督,女性创业者可能在家庭和事业之中进退两难,因此通过价值传递促进儿童人力资本形成是一个更重要的渠道。

价值传递机制。如前所述,企业家更有可能持有自我导向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于自主创业的成功至关重要。由于女性违背了与创业者是男性的刻板印象,所以女性创业者所持有的自我指导价值观更为突出。自我导向的价值观可能会通过角色塑造和采用价值一致的培养方式传递给子女。子女可以观察母亲创业中的行为,了解母亲的创业经历。有了母亲作为榜样,孩子们可能会逐渐从这些观察中获得自我导向的价值观。

女性创业者采用与自我指导价值观相一致的育儿方式,具有自我导向价值观的父母强调给予孩子心理自主权,塑造孩子的内在价值观和态度可以培养子女的自主自立。因此,从长远来看,他们并不需要母亲的持续监督,在更自主和独立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更有可能内化自我定向的价值观。由于自我导向价值观鼓励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也促进了理智主义。这是因为一个人必须获得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才能自力更生,做出可靠的独立判断。采用传递自我导向价值的养育实践能够促进儿童的心理社会成熟度、成就动机和感知能力。这些特征使得儿童对他人持有积极态度,能够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上述推理可知,自我导向价值观的传递可以促进儿童人力资本的形成。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女性创业者可以通过监督和价值传递促进儿童人力资本的形成,这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创业者母亲效应”。因此,我们假设如下:

H1:在青春期早期,有企业家母亲的儿童比没有企业家母亲的儿童表现出更好的人力资本形成结果。

H1a:拥有创业者母亲对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结果的好处部分是通过母亲监督来实现的。

H1b:拥有创业者母亲对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结果的好处部分是通过价值传递发挥作用的。

除此之外,文章还分析了随着后代的性别以及年龄的不同,其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具体表现为创业者母亲对子女人力资本形成结果的积极影响对女儿比对儿子更强。创业者母亲对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结果的积极影响对年幼儿童比对年长儿童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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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方法

3.1数据及其清洗

文章使用的数据来自于CFPS,清洗方法在原文中有详细叙述,感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原文。经过清洗,获得了2621名儿童认知测量的结果以及2618名儿童非认知测量的结果。表1给出了这些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3.2变量

本文采用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得分表示人力资本形成。为了便于解释,将变量标准化处理:使其均值为0,标准差为1。非认知得分是基于采访者对儿童在四个方面的表现的评分:(i)理解能力,(ii)语言能力,(iii)人际交往能力,(iv)表达能力。评分从1到7,数值越高表示能力越强。取四个评级的平均值并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我们使用一个二分变量来表示母亲是否为创业者。我们可以通过受访者回答是否为自雇的答案判断。倘若回答为自己工作,则为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3 研究设计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yihc测量c县h户儿童i的人力资本。儿童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分别为XihcΦ1和ZhcΦ2。城市(对于城市家庭)或县(对于农村家庭)的固定效应,用λc表示,用来捕捉可能影响当地教育质量和创业倾向的不可观察的变化。

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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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的最后两列中报告了H1的估计结果。创业者母亲的系数都是正的,并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创业者母亲的孩子表现出更好的认知(列3)和非认知(列4)结果。因此,支持H1。这些估计系数表明,与母亲不是企业家的孩子相比,母亲是企业家的孩子的认知和非认知得分分别高出0.154和0.276个标准差。换句话说,创业者母亲的孩子在100分制的认知能力测试中比其他孩子高出3分,在7分制的非认知能力测试中高出0.3分。就绝对效应大小和百分比增长而言,这些效应似乎微不足道。但按照本文的估计系数可知,创业者母亲的影响大约是家庭收入翻倍的三倍,或者是父母受教育年限的两倍。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与非创业者母亲相比,创业者母亲花在一般家庭照顾上的时间更少(第1列),但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育儿活动上投入更多(第2列和第3列)。她们也更有可能拥有自我导向的价值观——这体现在她们对个人才能的重视上——并且与子女的互动更多,导致她们的子女表现出更高的教育抱负(第4-6列)。

由表4回归结果可知,所识别的机制变量(作为监督和价值传递的代理)与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得分呈正相关。总的来说,更多地参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会提高这两个分数。此外,母亲自身的自我导向价值观、孩子的教育愿望和母子互动对认知和非认知得分均有显著影响。

图A以及图B所示是创业者母亲对儿童人力资本形成影响的估计分解。近40%的对认知得分的总影响是由这两种机制共同解释的;对于非认知得分,这一比例约为20%。监督机制对认知得分的总影响约占10%,价值传递机制对认知得分的影响超过27%。对于非认知得分,监督和价值传递分别占总效果的4%和19%。这些估计表明,价值传递数字在解释企业家-母亲对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方面更为突出,其效应大小约为监督的三到五倍。

除此之外,文章还进行了更多的分析讨论(见原文第5、6节),有兴趣的读者自行阅读。

05

结论

由于实证分析可知,创业者母亲陪伴子女的时间较少,但是把较少的时间关注到更为重要的学校活动等,加以母亲的榜样作用言传身教使得子女更容易养成自我导向的价值观。加以随着女性创业的浪潮席卷全球,对于家庭的影响的讨论还不明晰。文章研究部分填补了这一空白,兼具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

Abstract 

Prior research shows that childcare is a unique driver for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s entrepreneurship allows women to increase time allocation on child supervision. Yet, whether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ctually promotes childrearing outcomes remains contentious in ext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chil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s a key childrearing outcome. Drawing on the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literature, we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supervision, entrepreneur-mothers may foster chil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through value transmission—in particular, transmitting self-direction values to children.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from China, we find that children with entrepreneur-mothers exhibit better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outcomes—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younger and female. We further show that both supervision and value transmission are present, with the latter being a more important mechanism. Reconciling conflicting views in the literature, our study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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