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

Christopher J. Ruhm and William E. Black. Does Drinking Really Decrease in Bad Tim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8511. October 2001. DOI: 10.3386/w30470.

当经济环境不好时，人们会去借酒消愁吗？有研究发现，饮酒与经济周期是正相关变化的——随着经济下行，饮酒行为和饮酒量也会减少。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宏观经济状况、饮酒和饮酒问题之间的关系，使用1987-1999年间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BRFSS）的个体层面数据进行研究，强调心理应对经济压力可能导致饮酒量增加，以及工作强度和收入变化困难对饮酒行为有着复杂影响。研究发现，饮酒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确实减少，且这主要是由于现有饮酒者消费量，而非饮酒者数量的变化；重度饮酒者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饮酒量减少，而轻度饮酒者饮酒量增加；对于不同人口子群体，宏观经济对饮酒行为的影响模式相似，尽管强度有所不同；同时，没有证据表明失业会导致饮酒量增加，经济压力对饮酒行为的影响被经济因素的变化所抵消。本文的发现对对公共卫生政策和经济评估有重要影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是BRFSS（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这是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管理的年度电话调查，会收集非机构化成年人口的预防性健康实践和风险行为数据，包括饮酒和滥用。作者选取了1987年至1999年间的BRFSS数据，样本量超过五十万人，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13年的样本包含了超过一百万的观察值。研究指出了BRFSS数据的几个局限性，包括电话调查可能排除了没有电话或非住宅住所的人群，缺少未成年人的数据，自我报告的饮酒可能被低估，以及必须对响应进行加权以确保BRFSS完全代表目标成年人口。

本文使用的自变量包括：饮酒参与度（Drinking Participation），即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有饮酒行为；条件饮酒量（Conditional Drinking），即在过去一个月内饮用的酒类数量；酒精相关驾驶（Alcohol-Involved Driving），即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有过饮酒后驾驶的行为；饮酒量分类，使用了条件饮酒量的分类来区分“轻饮”、“适度饮酒”和“重度饮酒”。

本文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州失业率（State Unemployment Rate），作为宏观经济状况的主要代理变量，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地方失业统计数据库（LAUS）；使用州人均个人收入（以1999年美元计）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种族/族裔、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以及州和联邦啤酒税。统计模型：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考虑了个人特征、啤酒税、月度和州级虚拟变量以及州特定线性时间趋势。使用Huber-White sandwich估计器来计算稳健标准误，假设观察值在州和月之间是独立的。

（1）饮酒与宏观经济条件的关系

使用了线性概率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来估计州失业率对饮酒参与度、条件饮酒量和酒后驾驶的影响。使用的模型如下：

（2）轻饮与重饮

作者进一步限制样本只包括过去一个月有饮酒行为的个体，并对饮酒量进行了分类，如1-10、1-20、21-59、≥60和≥100次饮酒。控制了个人特征、啤酒税、月度和州级虚拟变量以及州特定线性时间趋势，使用二元Probit模型来估计州失业率对轻饮和重饮者饮酒量的影响。

估计结果表明，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饮酒量的减少主要集中在重度饮酒者，而轻饮者的实际饮酒量有所增加。州失业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预计会减少重度饮酒者（消费60次或100次以上饮酒）的概率，而轻饮者（消费10次或20次饮酒）的概率则有所上升。同时分析了收入变化对饮酒量的影响，发现个人收入的减少会导致饮酒量的减少，尤其是重度饮酒者。经济压力可能导致一些个体增加饮酒量作为应对机制，但这种效应被整体饮酒量的减少所抵消。由于重度饮酒与酒精滥用问题相关，而轻饮可能对健康有益，因此这些发现提供了证据表明酒精滥用问题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可能会减少。

（3）动态调整

本文还分析饮酒行为对经济状况变化的动态响应，即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饮酒量减少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考虑了州失业率的滞后效应，以评估饮酒行为对经济状况变化的调整过程。估计了在经济状况变化持续一定时间后，饮酒行为的变化。结果如表5和图2所示。

图2中实线表示预测结果，虚线表示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失业率的持续上升与饮酒参与率的短期下降有关。失业率持续上升一个百分点，预计会在0个月、3个月、6个月和9个月后分别降低1.3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2.6%、2.6%、1.8%、0.9%)，但一年后的变化非常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酒后驾驶的下降似平也是暂时的，预计在前9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饮酒在密集边际上会发生长期变化。这说明经济状况的改善或恶化对饮酒行为的影响是暂时的。在经济状况变化初期，饮酒参与度和酒后驾驶的频率有所下降，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对于条件饮酒量和重度饮酒，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更为持久，即使在经济状况改善后，这些变化也持续存在。

（4）人口子群

本文还检验了不同人口子群（不同性别、年龄、种族/族裔）在经济状况变化下的饮酒行为是否存在差异。使用与之前相同的统计模型，对不同人口子群体（男性、女性、不同年龄组、不同种族/族裔）的饮酒行为进行了分层分析，在每个子群体中分别估计了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研究显示，对于大多数子群体，饮酒量对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即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饮酒量减少。在某些子群体中，如非白人和老年人，经济不景气时期更有可能完全停止饮酒。对于某些群体，如西班牙裔，经济不景气时期饮酒量的减少更为显著。

本文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饮酒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本研究确认了之前研究中使用总销售数据所发现的饮酒与经济周期的正相关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现有饮酒者消费量的变化，而不是饮酒者数量的增减。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饮酒量的下降主要集中在重度饮酒者，而轻度饮酒者的实际饮酒量在这些时期有所增加。

（2）失业与饮酒的关系。研究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在经济收缩期间失业的人饮酒量增加，这表明由于经济因素（如收入降低）导致的饮酒减少超过了因压力增加而可能引起的饮酒增加。

（3）人口子群体的差异。尽管宏观经济波动的强度在不同人口群体中有所不同，但影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遍的。研究还探讨了饮酒模式是否在性别、种族/族裔、年龄和就业状况等人口子群体中有所不同。

这些发现对于理解饮酒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评估酒精相关问题的社会成本时。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酒精滥用问题可能会减少，这可能对公共卫生政策和经济评估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