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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C., & Li, L. S.-Z. (2023).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new firm entr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3, 10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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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China
一、引言
本研究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主要目的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创业活动。作者探讨了一系列潜在机制和区域异质性效应，说明了发展中经济体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之间的重要同步。同时还表明，TPU的降低加剧了行业层面的竞争，并诱导了更优质的进入者，而新企业进入在TPU缓解与经济绩效改善之间的联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当前全球事务的形势下，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过几十年的国际一体化，全球经济秩序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式，以脱欧公投和中美贸易战等“去全球化”事件为特征。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已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提升为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塑造了经济主体的决策过程，并引发了对全球化-发展关系的重新关注(Handley和Limão 2002)。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中心研究课题，具有重大的政策影响(例如，Edwards 1993, Rodriguez和Rodrik 2000)。最近的研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和TPU如何影响现有企业的生产率和投资行为，即探索集约边际 (Intensive Margin)。一个相对被忽视的维度是对外贸易环境如何改变来源国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动态过程，这属于扩展边际 (Extensive Margin)。有充分的文献证明，进口-出口边际对总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至关重要(Foster, Haltiwanger, and Krizan 2001)。其实是创业活动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例如，Brandt, Van Biesebroeck和Zhang(2012)发现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总生产率增长的72%可以归因于净进入者的效应。在最近的一项研究(Cui & Li,2023)中，作者试图通过调查主要目的地市场中TPU的降低如何影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期间新企业进入的动态，揭示全球化和国内创业之间的联系。
二、数据和方法
1. 政策背景:加入WTO后TPU降低
美国对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不同的关税。世贸组织成员一般享有正常贸易关税。正常贸易关税大大低于“非正常贸易关系”或“第二栏”关税（根据1930年Smoot–Hawley关税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的税率）。经美国国会批准，美国总统有权授予非市场经济体每年可续期的临时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中国获得了暂时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因此可以在低正常贸易关系关税税率下向美国市场出口。然而，每年一次的中国NTR地位的更新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这是美国政界人士之间激烈争论和持续分歧的主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众议院每年都就终止中国的临时NTR地位进行辩论和投票。如果中国的临时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得不到延续，中国输美商品将承受惩罚性的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例如，在本文的样本中，2000年所有两位数制造业的平均NTR率为6.1%，而平均非NTR率为30.5%。这种突然大幅提高关税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并影响了美国和中国的商业情绪和企业行为。
200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围绕美中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关税意外飙升的可能性得以消除。虽然已实现的关税待遇没有变化，但给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大大消除了与贸易有关的政策不确定性。然而，TPU的这种降低并不是在所有产品和行业中普遍存在的。自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确立非NTR税率以来，各行业TPU的减少对在中国新企业进入的决策影响是外生的。
根据非NTR和NTR关税的差异对制造业进行排名，作者将这些行业分为TPU中位数以上和TPU中位数以下两类。图2显示了这两组新进入企业随时间的平均数量。为了便于比较，将平均进入企业数标准化(每个地级市)，2001年这两个类别均标准化为1。在加入WTO前，两组产业经历了非常相似的增长轨迹，而在2001年之后，高TPU产业的增长超过了低TPU产业，表明TPU的减少与新企业进入中国存在正相关关系。
2. 识别策略
本研究利用了TPU减少的准自然实验来实现DID估计策略。在2000年中国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永久锁定正常贸易关系进口关税税率后，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税率最初较高的行业TPU大幅下降，而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税率最初较低的行业TPU则小幅下降。因此，在中国加入WTO前后，我们可以比较TPU大幅减少的中国行业(即处理组)与TPU仅轻度缓解的行业(即对照组)的新企业进入率。
基准方程：
方程中Eijt表示第t年i市j行业的创业活动强度，用新企业进入率来衡量。TPUj列出了中国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之前的行业水平TPU，即每个行业的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税率和正常贸易关系关税税率之间的差距。由于2001年以后所有行业都受到较低的NTR关税税率的影响，TPU值越大，就等于加入WTO后TPU值的降低越大。POST01t是一个虚拟变量，2001年之前的年份赋值为0，之后赋值为1。尽管中国在2002年正式加入WTO，但美国国会在2000年10月就授予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因此，作者选择2001年作为识别年份。β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原本非NTR关税较高的行业(TPU下降较大的行业)在加入WTO后，企业创建和新业务形成的增长相对较大。
考虑到马歇尔外部性在促进新企业进入方面的作用，作者考虑到就业的区位商(Xijt)，以代表时点的城市工业水平的聚集力量。就业区位商定义为
其中eijt表示第i市第j个制造业在当地的就业人数，eit表示第i市第j个制造业总就业人数，ejt表示第j个产业的全国制造业就业人数，et为t年全国制造业就业总人数。该变量反映了某一特定城市内某一产业(就业)相对于该产业在全国的集中度。然而，在集中度超过一定阈值后，由于挤出或拥堵的力量，创业机会的回报可能会递减。因此，作者纳入了区位商的平方(
)，以适应集聚对企业进入的可能非线性影响。如果城市产业层面的集聚与创业进入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预计γ2为负。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uij)用于控制未观察到的与进入壁垒和创业决策相关的时不变城市行业特征，如行业特定的技术和竞争因素、区域特定的文化遗产和城市行业特定的自然优势渠道。城市年固定效应(uit)反映了时点的城市发展水平，如人口和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和有形基础设施、监管变化和制度质量，以及其他区域特定的冲击和商业周期波动。这些固定效应消除了城市间所有行业普遍存在的差异，并控制了影响企业进入特定城市行业单元的基本比较优势因素，这些因素在样本期间是不变的。
为了排除其他潜在的混杂因素，作者控制了一组当代行业层面的变量(Zjt)，这些变量捕获了技术、政府干预以及其他与开放有关的政策变化的影响。首先，作者用发明型专利申请数量来代表一个行业的创新程度，通过聚合企业层面的发明型专利申请来构建行业层面的专利申请测度。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对新企业进入有直接影响。一个普通的量化中国产业政策的方法是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五年计划中提取信息。作者构建了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一个行业在一年内是否受到国家政府的政策扶持。具体而言，在五年计划中以“刺激”或“扶持”等关键字提及特定两位数行业时，时点的行业层面虚拟变量产业政策等于1;如果没有提到行业，则为0。
3. 数据
作者使用了1998年至2006年间中国318个地级市和30个两位数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SAIC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因变量为城市行业级新企业进入率，定义为每个城市行业单元中新企业注册数量与现有企业数量的比值。
作者计算TPU作为2000年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与正常贸易关系关税之间的差距。在基准分析中，作者按照Handley和Limao(2017)构造，其中σ取3。
在控制变量方面，用于区位商测度计算的就业数据来自于ASIF（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作者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信息与ASIF数据库中规模以上的制造企业进行匹配，并通过聚合企业层面的信息，计算出行业层面(发明类型)专利申请数量。贸易流量和关税相关数据来自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网站。2002年的国家投入产出表(122个部门版本)用于构建投入关税。
作者还构建了一套行业、城市和企业层面的指标来研究潜在的机制、异质性效应和启示。产业层面的不可逆投资比率定义为1减去资产再部署得分。根据ASIF计算各行业出口额和国有企业比例。企业层面的就业规模、平均工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也是基于ASIF计算的。行业水平的技能强度，定义为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员工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于200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作者使用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的执行合同排名作为我们地区机构质量的衡量标准。经济特区数据提取自《中国开发区目录》(2018年版)。表1提供了所有变量的汇总统计信息。
三、实证分析与发现
1. 基准分析结果
在表2中，在城市工业层面使用稳健标准误。第一列包括与TPU相关的DID项，度量城市产业集聚效应(及其潜在的非线性)的区位商，以及所有的固定效应。第二列是三种关税措施与FDI，第三列是(发明型)专利申请与产业政策。最后一列报告完整的估算结果。总体而言，研究发现，TPU下降较大的中国行业与新企业进入率的相对增加有关。这种联系在统计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第4列，根据其NTR差距(即TPU减少)，将一个行业从第10百分位转移到第90百分位，新企业进入率增加3.31个百分点，这大约是我们的城市行业样本的平均年制造业进入率(即20.4%)的16.2%。
2. DID识别的有效性
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检验来验证DID估计策略的有效性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首先，作者研究了中国加入WTO是否存在任何预期效应。如果潜在的创业人才能够预见到加入WTO的市场机会，并在正式加入WTO之前决定创业，那么企业的进入率就会更早地上升，这可能会影响DID的估计。PNTR地位的授予是激烈的政治辩论的主题，公众和商业领袖经历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种处理似乎是外生的。
然而，在表3的第1列中，作者涉及了TPU与1999年和2000年的时间虚拟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这两种相互作用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关键的DID系数保持不变。这些结果排除了预期效应和预期行为的存在。
作者用TPU测量值和各年的年份虚拟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替换DID项。结果报告在第2栏，并绘制在图3中，将2000年作为基线对照组。很明显，在2001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入率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与TPU较低的同行相比，TPU降低幅度较大的行业在2001年之后经历了企业进入率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估计影响的大小一直在增加。在2001年，将一个行业从TPU分布的第10百分位移动到第90百分位，新企业进入率增加了1.47个百分点，而在2006年，它表明增长5.76个百分点。TPU减少对国内企业进入的这种动态和深化的影响反映了潜在创业人才识别和利用新机会的反应过程，这与Dix-Carneiro和Kovak(2017)中所记录的资本调整过程滞后和聚集力量逐渐形成的情况相一致。最后，行业间不同的进入强度可能是由未记录的混杂的行业因素驱动的。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作者在评估中合并了一组特定于行业的线性时间趋势，并在表3的第3列中报告结果。关键DID系数在统计上仍然显著，在经济上也相当可观。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作者进一步进行两组稳健性检验。首先，替换TPU的刻画方式，基于非NTR和NTR关税税率之间的对数差异。结果(在表4的列1-4中)与使用基线TPU测量产生的结果相同。第1列为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第2-4列分别为预期效应、全面动态效应和行业线性时间趋势估计结果。请注意，这两个TPU度量具有不同的尺度，因此估计系数的大小不一样。然而经济效益仍未改变。
此外，将DID处理与每个行业的自然进入率相互作用，这反映了不同产品类型和市场结构的长期技术进入壁垒。当政策冲击发生时，在那些自然进入率较高的行业，企业进入的反应应该相对较大。表4中的第5列和第6列分别包含与基准TPU变量和替代(对数差异)TPU变量相互作用的估计结果。三元交互项为正且统计意义商显著。总体而言，在自然进入率较高的行业中，TPU降低对中国新公司进入的边际积极效应更大，这支持了作者在基准回归的研究结果。
四、进一步分析机制、异质性和含义
1. 潜在机制
第一，TPU对新公司进入的影响。首先，通过比较预期利润的现值和进入成本来做出企业进入决策。当贸易引起的不确定性减轻和预期的未来市场条件改善时，潜在的企业家可能发现开办新企业有利可图。TPU对企业进入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进入成本的大小和下降(Dixit和Pindyck 1994)。与此相一致，作者的分析表明，与WTO相关TPU的降低对面临较低的进入壁垒或承担较高水平的不可逆转投资的行业的企业进入有更大的影响。
第二，出口扩张和市场准入的加强可能是关键因素，因为TPU的减少伴随着中国出口的异常增长(Feng, Li, and Swenson 2017)。有趣的是，作者发现无论是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TPU效应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前者的幅度是后者的2.38倍。因此，该研究结果验证了出口机会和市场规模扩张的重要性，并暗示了国内非出口经济活动可能存在的溢出效应。
第三，采用区位商测度作为因变量，重新估计基准方程，发现TPU的减少对促进区域集聚形成具有积极作用。从长远来看，加强集聚力量可以进一步降低进入成本，刺激新企业的创造。这一机制对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可能特别重要。
最后，TPU的减少和出口机会可能通过职业选择机制抑制创业活动。随着生产性现有企业扩大生产和出口，劳动力需求和工资可能会增加，这可能会阻碍个人创业。然而，作者在公司层面对就业和工资的分析没有得出职业交换渠道的支持证据。这种缺乏证据的现象可以归因于21世纪初中国特定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2. 区域异质性和生产力影响
研究还发现，在制度质量较好、国有企业密度较低和经济特区建立的地理区域，TPU的边际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中国加入WTO所导致的TPU的下降，不仅在不同行业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也改变了创业活动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分布。重要的是，该研究支持了废除国内进入壁垒的论点，并阐明了发展中经济体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之间的重要同步。如果一个国家继续执行限制性的进入政策和设置高的进入壁垒，出口机会和进入外国市场的促进增长效应将大大打折扣。
最后，研究发现降低TPU可以改善产业内部的竞争环境。此外，在TPU下降较高的行业中，新进入者往往在进入市场后更具生产力。在本研究的背景下，企业进入的决定主要是由美国市场潜力推动的预期未来利润的增加所推动的。表现更好的进入者会有更强的选择效应，并能诱导更强的逃逸竞争努力，从而导致更高的总TFP增长。从经验上看，在考虑了进入边际后，作者发现，TPU对现有TFP增长的正向影响可以减少高达45%。这说明，新公司的进入在将TPU的减少与经济绩效的改善联系起来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结论
总而言之，这项工作通过提供减少TPU如何影响最大发展中经济体国内企业活动的新证据，说明了贸易的动态收益。鉴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持续不稳定和中美关系的不可预测性，该研究结果为研究不确定性加剧对长期经济表现的潜在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Abstract
This study offers novel evidence that reduced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PU) in the destination market promotes 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a large developing economy. Exploiting China’s WTO accessio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e find that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greater TPU reduc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relative increases in the new firm entry rate. The TPU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industries with lower entry barriers or larger irreversible investments. In addition, TPU reduction fosters new entrants through both the exporting and non-exporting margins and contributes to strengthening regional agglomeration forces. Heterogeneity across regions with varying exporting costs and entry barriers is also identified, illustrating the important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external openness and internal reform for developing economies. Last, we show that reduction in TPU intensifies industry-level competition, induces better-quality entrants, and that new firm entry plays a non-negligible role in linking TPU reduction to improved economic performance.
推文作者：孙文通，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
电子邮箱：ahsunwent@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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