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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Derrien, F., Kecskés, A., & Nguyen, P. A. 2023. Labor force demographic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6(7), 2797-2838.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中国留苏学生时说了这段话勉励广大青年。年轻人是全社会最积极、最活跃、最富朝气的力量，年轻人是最具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群体，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

从更为微观的角度看，对于企业来说，年龄结构更为优化的劳动力市场对于企业的成功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很多文献研究劳动力市场，但多数研究关注其制度特征和法律特征，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更基本但高度重要的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则相对不足。本文认为，处于年轻劳动力市场的公司会产生更多的创新。年轻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是企业生产函数的异质性投入，他们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不同的影响。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愿意冒险、视野更开阔、更有创造力，这些特点使得年轻劳动力更具创新性。

由此，本文使用美国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历史出生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人口年龄结构的工具变量，检验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因为一个地区以出生人口为基础构成的历史人口年龄结构可视为该地区的历史禀赋，因此对于该地区当前的创新活动是一个较为外生的因素。

本文的研究发现，处于年轻劳动力市场的公司会产生更多的创新，有更高的专利数量和专利引用。在排除了来自地区劳动力市场、企业生命周期和其它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后，发现处于年轻劳动力市场中的企业创新会体现出年轻劳动力的一些创新特征，如专利的创造力、风险性、持久性和协作性，并且其专利的市场价值也更高。在考虑了融资渠道和消费渠道的干扰后，发现年轻劳动力作为一个群体整体，而不仅仅是创新发明家本身，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渠道为公司产出更多的创新。

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一，扩展了劳动力和金融文献的边界。相关文献研究了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劳动力相关法律差异，如更高的失业保险福利会鼓励创业、增加企业杠杆，更强的不当解雇法律规制会减少企业收购协同效应、降低企业杠杆率。相比之下，本文关注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更基本但高度重要的方面，本文利用了庞大的本土出生劳动力的数据优势，首次证明了地区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地区创新的因果联系。其二，本文还对关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宏观经济后果的文献做出了贡献。之前的人口统计特征的经济后果研究主要关注失业率、总产出波动率、生产率和总股票回报等，本文则关注企业的创新活动。其三，为更广泛的人口统计学文献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改进。现有研究主要使用有限的或最近几年的出生率来衡量实际劳动力年龄结构，本文则采用了一种更为全面和精确的方法，利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历史出生数据，构建了美国每个通勤区以出生人口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特征。

01

数据和方法

为了探索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作者使用了与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相对应的两个指标，即专利的数量和专利的引用。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解释变量——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内生性问题。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哪里生活和工作，人们工作的公司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哪里经营。因此，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创新活动，可以反向地影响当地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因为经济条件会影响人口的迁移。由此，当同时考察一个地区的人口和经济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并没有使用实际的年龄结构，而是使用以出生人口为基础的历史劳动力年龄结构作为工具变量。作者构造了两个年龄结构指标：（1）以出生人口为基础的年轻人比例，即在一个地方出生的20岁至39岁的人数占该地区出生的20岁至64岁人数的比例；（2）以出生人口为基础的平均年龄，即在一个地方出生的20随至64岁人口的加权平均年龄。

一是从外生性来看，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出生人口数量受各种原因的影响，这些原因可能与当时的经济活动有关，甚至是由当时的经济活动引起的，但这些原因是几十年后发生的经济活动的外生因素。二是从相关性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出生人口是今天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的组成部分，因为当前的地区劳动力等于20至64年之前该地的出生人数（即当前20至64岁的人口）加上同时间段内移民迁入该地的人数减去同时间段内本地移民迁出的人数。三是从排他性来看，除了通过对实际年龄结构产生影响之外，以出生为基础的历史年龄结构难以通过其它渠道影响当前的创新。由此，虽然移民人数会与实际劳动力市场，以及当前的经济和创新活动有关，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但以出生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则不受移民的影响。

本文的样本期为1990年至2005年，图1是1926年至1985年的出生人口趋势。其中，1926年为样本期开始前64年（即1990年的前64年，对应为64岁的人口），1985年为样本期结束前20年（即2005年的前20年，对应为20岁的人口）。从图1可以发现，出生率在任一时间段都有相当大的横截面差异，这意味着几十年后，各地区的年龄结构应该会有很大差异。此外，从图中可以看到，这种基于出生的年龄结构的横截面差异会随时间变化，因此不太可能是由几十年后由地区间的不随时变的异质性所驱动，例如经济活动的持续差异所驱动，从而避免了内生性问题。

图2显示了样本期间（1990-2005年）以出生人口为基础构造的劳动力年轻人口占比，以及实际劳动力年轻人口占比。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方向相同，这验证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事实上，基于出生人口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和实际劳动力年龄结构之间的简单成对相关性接近0.5，这表明历史出生人口确实解释了当前劳动力的较大一部分。

另一个难点是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即历史出生可能会通过当前年龄结构以外的渠道影响几十年后的创新。为此，作者采用通勤区级别的同期指标（当地经济水平和当地投资水平等）、历史指标和固定效应来缓解对排除性约束的违反。

本文主要的计量模型如下：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和通勤区水平上的相关变量，还包括州——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年度固定效应，以及公司年龄的固定效应。标准误在行业——年度水平上进行聚类。

实证结果

02

（1）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与企业层面的创新

首先，表3给出了企业层面的创新对劳动力市场实际年龄结构的OLS回归结果。这些结果初步地表明，更年轻化的劳动力会产生更多创新。年龄结构的一个标准差下降与企业创新增加5%-10%相关，但存在严重的内生性的干扰，因为在不同模型设定下的估计量会剧烈地变动。

其次，作者汇报了利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基于出生人口的年龄结构显著地预测了实际年龄结构。表4汇报了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发现年轻人比重增长0.92个百分点，将导致约8%专利数量增加，以及约10%专利引用率的增加。同样，平均年龄指标0.26岁的下降会导致专利数量和引用量的类似幅度的增加。

接下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展示在表5和附录中。首先是替换了创新的衡量，一是将创新替换为仅在公司总部产生的创新，排除了公司的其他研发中心；二是将创新替换为加权后的创新，将每个研发中心的发明家数量作为权重来构造一个加权平均值。其次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例如考虑了年龄的离散程度、公司总部位置的变动性、使用成立日期而不是上市日期来衡量公司年龄、控制管理者年龄和STEM工作者的影响、依次去掉前5、前10和前15个人口最多的通勤区来缓解通勤区规模的影响。

（2）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与发明家层面的创新

相比公司层面的创新，发明家层面的创新数据具有更细的颗粒度。从这一层面上分析年龄结构对创新的影响，能使我们区分发明家和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其它工人，从而可以将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影响与发明家年龄、随时变的企业特定遗漏因素，以及企业内部的网络规模效应等分离开来。

从表6的结果来看，利用发明家层面的创新数据同样证实了年轻劳动力市场的企业会产生更多的创新。每0.75%的年轻化劳动力市场，会导致大约10%的专利数量增加，约8%的专利引用增加。平均年龄的下降0.22岁，会导致专利数量和专利引用的类似幅度增加。该系数估计的意义在于，比较了两个具有相似特征的发明家，他们在同一时间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但在不同的通勤区，即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不同会产生的发明结果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发明家周围的其他人更年轻时，他的创新能力会更强。这些周围的人不仅包括公司内部的人，也包括公司外部的人，即不仅包括发明家的同事，也包括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余工人。

（3）创新的特征

由于年轻人的各种特点，例如年轻劳动力更具有创新性，更愿意承担风险，视野更长远，更具有社会互动性，那么如果年轻人的特征通过劳动力渠道传导到企业的创新活动上，创新活动也会呈现类似的特征。相应地，企业的专利产出可能会存在以下的特征：创造力、风险性、持久性和协作性。表7的结果发现，年轻劳动力产生的创新产出反映了年轻劳动力的创新特征。年轻劳动力市场的企业专利更有创造性、更不稳定，并涉及更多的本地知识溢出。无论用年轻人占比还是平均年龄来衡量年龄结构，结果都是如此。

（4）专利的市场价值

如果企业能够成功地将年轻劳动力的创新成果商业化，那么这应该反映在这些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上。作者进一步使用估计得到的专利市场价值来衡量创新，表8展现了实证结果，发现年轻劳动力市场中的公司创新有更高的市场价值。劳动力市场年轻化增加1.22%，会导致公司专利的市场价值增加约13%；劳动力市场平均年龄下降0.34岁，也会导致专利价值的类似幅度的增加。

最后，从政策意义上来看，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人口挑战提供了参考。本文发现，不仅年轻的劳动力会产生更多的创新，也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表明，相互加强的公共政策带来潜在的净效益，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例如，加强教育和培训的教育政策，鼓励年轻人和熟练工人移民的移民政策，以及刺激人口增长的相关人口政策的相互加强会带来较大的收益。

推文作者：谭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邮箱为tanna2011@163.com；推文可能存在纰漏与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Abstract 

Firms in younger labor markets produce more innovation. We establish this by instrumenting the current labor force with historical births in each local labor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lyses of firms and inventors allow us to rule out unobservable heterogeneity across local labor markets and firms, life cycles, and other effects. Corporate innovation in younger labor markets reflects the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er labor forces, and its market value is higher. Younger workers as a group, not merely inventors by themselves, produce more innovation for firms through the labor force channel rather than through a financing or consumption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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