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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Choi, J., & Shim, Y. 2022. From Adoption to Innovation: State-Dependent Technology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01
引言
过去50年，韩国经济发展迅速，从1960年的低收入国家迈向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段增长奇迹期间，企业创新投资的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即从投资技术采纳转向自主创新，例如，1969年三星电子成立后，主要通过购买日本企业的技术进行扩张，但随着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日本企业提高了技术采纳费，促使三星电子从技术采纳转向了自主创新。图B.1表明：韩国企业技术采纳费占创新投入的比重从1970年63%下降到2020年的13%（蓝色线），反应了韩国企业创新投资战略的变化。
政府在此期间也积极调整政策，Figure 6展示了韩国政府对技术采纳和技术创新的补贴政策的变化情况，整体来看，1973政府采取鼓励技术采纳的政策，补贴率不断下降；1982年开始补贴企业创新，并不断增加补贴，在1991年时创新补贴率超过了采纳补贴率。那么政府应该补贴企业技术采纳还是补贴创新？补贴多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宜采取何种政策？韩国目前的补贴政策是最优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篇文章使用了1962-1993年韩国企业技术交易合同的数据，发现：当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生产率差距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技术采纳。主要是由于此时生产率差距较大，技术采纳费更低，且企业能从技术采纳中获得更多收益。随着生产率差距的缩小，技术采纳费提高，且收益变小，企业便会选择从技术采纳转向自主创新。文章构建了包括技术采纳和创新决策的两国增长模型，对以上典型事实进行推理和验证，并对韩国政府1973年以来的实际补贴政策进行评估，发现政策的实施加快了韩国技术追赶，并且增加了4.84%的消费等价福利。通过求解模型，发现最优政策为在1985年，当GDP达到技术先进国家的55%时，将补贴技术采纳转向补贴技术创新，这时能增加6.42%的福利。
02
数据来源
1. 技术采纳数据：整理1962年至1993年韩国技术转让合同，涉及8404份交易合同，涉及2865家韩国企业。技术转让合同中包含了技术内容、固定费、许可费、许可年限、交易双方的详细信息等，因此得以直接衡量技术采纳的成本，如table1。
2. 其他数据：韩国专利数据（来自韩国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数据（USPTO），韩国企业财务数据（Korea Productivity Center、KIS-VALUE调查数据）、国外企业数据（Compustat）。
03
典型事实
通过探索数据，文章发现了四个典型事实，从而帮助后续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当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生产率差距越小时，更愿意选择创新。
具体而言，用部门层级和企业层级的生产率差距对企业的创新支出占比进行回归。生产率差距分别用人均附加值的差和人均销售额的差来衡量；用专利数量衡量创新，用技术转让合同数量衡量技术采纳，创新投资占比为专利数量占创新总支出（专利数量和技术转让合同数）的比例。Figure 1 将回归结果绘制成图，发现当生产率差距缩小，企业更倾向于进行自主创新投资，而不是进行技术采纳。
2. 当生产率差距越小时，技术采纳费越高。
企业创新决策随生产率差距而变化，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技术采纳费也随之更高。为了检验这一猜想，文章用相对生产率差距与技术采纳费进行回归。Table2的结果表明，从固定费、许可费和总费用的角度，生产率差距越小时，技术采纳费越高。文章用竞争效应来解释这一发现。
3.和企业创新相比，生产率差距对技术采纳的影响更大。
企业创新决策转变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生产率差距的缩小，企业从技术采纳中获得的收益变小，因此转向了自主创新。文章分别估计了技术采纳和技术创新两种决策中，生产率差距与企业五年后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Figure2绘制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技术采纳一组的回归斜率更大（蓝色线），表明随着生产率差距缩小，选择技术采纳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的更快，即企业从中获得的收益更小。
4. 技术采纳后，发生了知识溢出。
那么，当企业从国外购买了先进的技术，会不会在本国其他企业之间发生知识溢出呢？文章巧妙地使用事件研究法进行检验，并通过专利引用次数来观察知识溢出。具体而言，事件冲击定义为国外企业（seller）将技术卖给了韩国企业（adopter），冲击发生年也就是技术转让合同的年份；并通过匹配的方法，为每个seller找到一个没有发生技术转让交易的控制组公司（non-seller）。需要观察：相比控制组（non-seller），韩国其他企业（non-adopter）有没有增加对国外企业（seller）的引用，事件研究法的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是一个虚拟变量，当韩国的non-adoptert引用了国外seller的专利时，取1；否则取0。捕捉了在技术采纳发生后，处理组（seller）和控制组（non-seller）之间被韩国其他企业（non-adopter）引用差异的变化。 Figure 3 绘制了动态处理效应图，发现事前趋势不显著，而且在技术采纳发生后，韩国的non-adopter增加了对国外企业（seller）的专利引用量，表明发生了知识溢出。然而这一结论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干扰，如发生某个重大技术突破，会同时影响了技术采纳和引用量，文章进一步用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引用数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发现没有明显的事后变化，表明观察到的差异是由于技术采纳发生了知识溢出。
04
模型设立和求解
根据上述事实，文章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和技术采纳来提高生产率。模型考虑了两国（国内和国外）和企业，包括国内领先者（domestic leader）、国内追随者（domestic follower）、国外企业（foreign firm）和国外潜在竞争者（potential entrant），并将每个个体在市场上的收益和损失、技术采纳成本和知识溢出影响都纳入模型，共涉及21个参数。其中，4个参数来自数据，7个参数来自外部文献，剩余10个参数通过模拟矩估计（SMM）的方法解得，如Table 3。
通过模型求解，验证了从数据中发现的事实，还通过分解技术采纳和技术创新，研究二者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文章将采纳成本增加到无穷大来关闭模型中的技术采纳路径。首先，Figure 9A展示了关闭技术采纳路径后，生产率差距的变化情况，发现如果只补贴创新而不补贴采纳，生产率差距缩小的速度更缓慢，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早期。这意味着技术采纳在早期是实现技术追赶、缩小生产率差距的更优途径。其次，Figure 9B展示了技术采纳对GDP的贡献，可以发现当关闭技术采纳路径时，韩国损失了相当一部分的GDP。
之后，文章将TFP增长在技术采用和创新之间进行分解，计算了只有技术采纳的情况下，TFP增长率的变化，如Figure 10。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采纳贡献的TFP增长率不断下降，从1973年的73%下降到2022年的6%，表明在发展初期主要靠技术采纳驱动，但随着国家的发展，经济增长动力转向了技术创新。
05
政策评估
文章接着用模型评估了韩国自1973年以来实施的技术政策，也就是从补贴技术采纳转向补贴创新，并找到了政策转化的最佳时间和最优补贴率。
Figure11分别展示了在不同的补贴情况下，GDP和福利的变化情况，绿色线为只有创新补贴，蓝色线为只有采纳补贴，红色线为韩国实际政策。左图表明，在发展初期，补贴技术采纳带来的GDP增长明显高于补贴技术创新，但是在后期对GDP增长的影响动力不足，需要依靠补贴技术创新。右图表明，在初期补贴技术采纳带来了福利增长更高，但在后期则需要补贴技术创新。进一步，文章将时间区间拉到无限大，发现目前实际政策能使消费等价福利提高4.84%，其提高幅度大于仅补贴技术采纳（3.69%)或仅补贴创新（3.28%）。
何时是最佳转换时间呢？在模型中，使用韩国目前的补贴率，并计算在不同年份中政策转换带来的消费等价福利的增加，如Figure12，发现在1992年时从补贴采纳转向补贴创新，可以得到4.62%的福利，韩国真实政策实际在1989年增加创新补贴，在1991年降低了采纳补贴，韩国政策与最优转化政策相近。
那么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最优补贴率和转换时间是什么呢？接下来，允许模型创新补贴、采纳补贴和转换时间变动，求解在时间足够长的情况下，福利最大时的参数值，结果如Figure 13A，即在1985年之前，使用55%技术采纳补贴率，并在1985年转变为51%的技术创新补贴率，能够获得6.42%的最大消费等价福利。而在这一年，韩国GDP是日本的55%，因此这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当GDP达到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时，可以考虑开始补贴自主创新。
06
结语
如果你认真读到这里，再回头看这篇文章的题目：From adoption to innovation，是不是感觉有了更多的信息含量呢？企业何时转换创新投资策略，政府何时转换创新补贴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补贴创新和补贴技术采纳的效果有何不同？文章一气呵成，回应了这些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赞叹一句“妙哇”。小彩蛋送给读到最后的你：这篇文章是一篇Job Marketing Paper，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Younghun Shim，导师是Ufuk Akcigit，这是他的home page：https://younghunshim.com。
Abstract
Should governments subsidize firms’ own innovation or adoption of foreign technology? How does the answer change over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digitize the univers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contract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irms in South Korea during its growth miracle period. This data has novel information on the price of technologies. We find that, when the productivity gap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firms is larger, (i) productivity increases more after adoption, (ii) the adoption fee is lower, and (iii) domestic firms more often choose technology adoption over innovation. Motivated by these findings, we build a two-country growth model with endogenous adoption and innovation decisions. Foreign firms can sell technologies for an endogenous fee, internalizing the future loss of profit due to stronger competition with domestic firms. By construction, adoption can raise domestic firms at most to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foreign firms. Therefore, as domestic firms close the productivity gap, the expected productivity gain from adoption decreases, making an adoption subsidy less effective than an innovation subsidy. We evaluate Korea’s technology policies since 1973, which started with an adoption subsidy and shifted to an innovation subsidy as the productivity of Korean firms converged with that of foreign competitors. Our result suggests that this state-dependent policy increased consumption-equivalent welfare by 5%, which raises welfare more than time-invariant policies that subsidize only innovation or adoption throughout. Our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the optimal year to switch from an adoption to an innovation subsidy would have been 1985, when Korea’s GDP reached 55% of Japan’s.
推文作者：李季 厦门大学 lijisx@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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