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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rd C. (2023). Negative effects of long parental leave on maternal health: Evidence from a substantial policy change in Austri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88, 102726.

https://doi.org/10.1016/j.jhealeco.2023.102726.

产假是重要的福利保障,能够使女性员工拥有一定时间从生育过程中更好地恢复,保障孕产妇健康。全球各地的产假政策差异较大,例如欧洲国家的带薪产假时间可以长达一年左右,而美国则只提供12周的无薪产假。但是否产假休的时间越长越好?

已有研究表明并不是这样,例如离开工作岗位太久会使人力资本贬值,这对于员工来说会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影响。但想要评估产假时间长短对孕产妇的影响并不容易,因为只有少数国家的产假政策有一定调整能够提供相应政策冲击,并且大部分国家也很难获得足够丰富的时间序列数据用以评估政策影响。

而本文则恰好选取了一个合适的国家——奥地利来评估产假政策对孕产妇健康的影响。奥地利在1990年~2000年这十年间,共进行了三次产假政策调整,并积累了丰富的行政记录数据,能够用于评估产假政策对孕产妇健康产生的影响。

01

数据、变量和识别策略

下图展示了在1990年~2000年之间奥地利产假政策的变化情况。奥地利的产假政策中始终有2个月的强制休产假时间(如图中最下面阴影部分所示),这段时间包括生育前和生育后,在这期间员工仍旧可以拿全薪,属于带薪休假阶段。

在2个月的带薪休假结束后,员工可以自愿选择是否继续休产假,在这期间工资大概能够拿到平时工资的40%左右,这段自愿选择的产假时间是这几次产假政策调整的重点所在,如下图所示,1990年7月的产假政策调整中将自愿选择产假时长由10个月延长至了22个月。在1996年7月的政策调整中,22个月的产假中有6个月是分给了父亲休陪产假,相应母亲的自选产假时间由22个月压缩到了16个月。

在2000年7月的这次政策调整中,母亲的自选产假时长增长至28个月,父亲的自选产假时长仍为6个月。这样一来,母亲的全部产假时长就由2000年7月之前的18个月,增长到了之后的30个月,换算成年的话就是产假总时长从1.5年增长到了2.5年。这个产假时长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很长的,本文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2000年7月的这次产假政策调整后的影响结果。

本文主要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来研究产假政策调整对孕产妇健康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Yit是表示母亲健康状况的结果变量,i表示个体(即母亲),t表示距离生产后的第t年。Ti是表示是否受到政策干预的二值变量,即如果个体i在2000年7月政策实施后生产即视为受到政策干预,此时Ti取值为1。Ri表示政策改革的天数。Ti和Ri交互项的加入使断点两端可以有不同的趋势。同时,由于出生季节不同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有系统性差异,这在过去基于美国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过。

因此,本文作者进一步设计了RD-DID回归,来检验是否存在不同生育季节带来的系统性差异。从下图可以看出,圆点表示在政策改革年份(2000年)的情况,三角形表示在非政策改革年份(1999年)的情况,纵坐标表示实际休产假的时长。从图中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孕产妇行为变化,在2000年7月政策改革前后生产的孕产妇,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产假时长的跳跃,政策改革后生产的孕产妇休产假的时长明显高于政策改革前生产的。而在1999年7月前后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断点,可以证明不同分娩季节并没有带来系统性差异。

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三个行政数据集,分别是:奥地利社会保障数据库(ASSD)、来自上奥地利法定健康保险基金(SHIF)的数据和奥地利出生登记册数据(ABR)。其中,社会保障数据库包括关于私营部门雇员的完整工作历史、生育情况和育儿假休假时间的日常信息。这些数据还包括关于个人特征的信息,如性别和年龄,以及关于工作特征的信息,如每个雇主的年收入。根据个人标识符,这些数据可以与来自上奥地利法定健康保险基金(SHIF)的数据和奥地利出生登记册数据(ABR)匹配,从而获得个体的卫生保健服务信息、孕产妇分娩信息等。

结果变量包括:(1)门诊医疗支出,包括挂号费和处方药费用;(2)门诊就诊次数;(3)处方药开药情况,特别是看是否开过抗抑郁药,一般神经系统药物,镇痛药,心血管系统药物;(4)住院天数;(5)看因为什么样的疾病住院治疗,特别关注一般的精神障碍、抑郁和循环系统疾病的住院治疗情况。

受数据限制,本文的研究中只包括了被私人部门雇佣的样本,没有把公务员、自雇者、农民包含在内,样本覆盖了约85%的奥地利人口。同时,本文选取的样本年龄在15~45岁之间。

回归结果

02

基准回归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2000年产假政策改革后,门诊医疗支出、门诊就诊次数、处方药物量和住院治疗天数都有所增加。进一步从Table 3结果来看,前三个影响结果是显著的,对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不显著。

作者进一步通过机制分析探究为何会产生上述影响结果。作者首先探究了孕产妇心理和心血管疾病是否为传导渠道,回归结果如Table 4和Table 5所示。从Table 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延长产假后抗抑郁药物的处方数量显著增加了0.936个标准差,神经系统药物的处方数量显著增加了0.955个标准差,因心理疾病入院治疗的情况并没有显著变化。从Table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延长产假后孕产妇的心血管健康并没有受到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延长产假可能会通过影响孕产妇的心理状态从而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作者进一步检验看生育能力、生育间隔、就业机会、可支配收入、替代的护理方式(即有没有合适的托儿所)、父亲休陪产假等是不是影响渠道,结果发现生育能力、生育间隔、就业机会、可支配收入和替代的护理方式在解释负面影响方面起很小的作用,而父亲陪产假的增加可能会减轻长产假对孕产妇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异质性分析中,作者主要看基准回归结果在出生顺序、孩子的性别、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出生体重低或早产)方面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如Table 6所示。异质性分析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例如,Panel C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新生儿健康状况较差的母亲,产假延长对她们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相对弱些,作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新生儿状况较差的情况下母亲本就需要更长的休息时间去照顾孩子,从而更长的产假恰好符合她们的育儿需求,并不会对她们造成心理层面的负担。

作者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增加母亲特征、孩子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改变断点回归的带宽,改变RD函数形式(将允许断点两侧有相同趋势的线性模型改为有不同趋势的二次模型)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03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验证产假长短对孕产妇健康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将产假由1.5年延长至2.5年会对孕产妇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体现在门诊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更多的门诊就诊和更多的处方药物。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这其中的影响机制主要是心理健康而不是心血管健康,即产假延长会恶化孕产妇的心理健康状况。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新生儿健康状况不同的情况下,上述负面影响是不同的,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较差时,延长产假对母亲健康的负面影响会有所弱化。

Abstract 

I study the effect of parental leave duration on maternal health in the short- to medium-run leveraging variation in parental leave duration induced by an Austrian policy reform in the year 2000. Using rich administrative data and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framework, I find that long parental leave of 2.5 years instead of 1.5 years deteriorates maternal health. Worse mental health mainly drives this effect. Alternative channels such as differential fertility, longterm employment effects, a change in disposable income or alternative mode of childcare are unlikely to be of main importance. There is substantial heterogeneity with longer leave spells being less harmful for mothers with unhealthy babies proxied by low birth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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