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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Gene M. Grossman,Elhanan Helpman and Stephen J. Redding.When tariffs disrupt global supply chains[R].Working paper,No. 274. 2021(2023.02更新).
01
引言
中美贸易摩擦下特朗普政府实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保护,意欲切断与中国的供应链和一体化进程,重新寻找中国进口品的替代来源国,重构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不完全契约关系,容易导致频繁的重新谈判,然而,由于搜寻和定制化等沉没成本,已经匹配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粘性。
现有研究聚焦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全球采购的决策等对生产力和市场结构的影响,很少关注贸易政策如何扰乱供应链以及对消费者价格和福利的影响。本文构建纳入供应链特征的中间品贸易模型,分析了不可预测但又具有一定持续性的贸易政策对供应链重构产生的影响,并以特朗普关税为例进行反事实分析。
理论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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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纳入供应商搜寻和讨价还价的基准模型
在Venables(1987)标准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中间品供应链特征。模型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仅使用劳动力生产同质产品,另一个部分使用劳动力和复合中间产品生产特定的的异质产品。每个生产商通过搜寻匹配所需的中间投入供应商,搜寻成本由企业生产率分布中的中间投入品决定。一旦确定潜在供应商,他们将决定是协商可续订的短期合同还是继续寻找更好的匹配。供应关系由初始既定的贸易政策(自由贸易的预期下)、搜寻成本和生产率决定。当匹配可接受时,买方和供应商进行纳什谈判 ,确定中间投入价格集,从而确定复合中间产品的边际成本,中间投入成本和工资决定了最优生产技术,从而实现成本最小。
消费者偏好差异化的商品,生产商在垄断竞争下进行加价定价,品牌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该模型确定了产品种类、质量、价格、数量以及最佳搜索策略和中间投入价格,这些价格反映了现有的贸易政策和匹配的特定生产率。在模型参数给定情况下,均衡由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最优定价规则和自由进入条件求解得到(本推文仅简单文字说明模型基本设定,具体模型内容及分析请阅读原文)。
2.2 引入关税冲击
在上述均衡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在供应链形成时没有预期到的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对特定国家进口投入品征收歧视性关税。
2.2.1 关税对供应关系的影响
假设关税不太大,不会导致任何一个原始生产者退出,这时企业已经承担了进入和搜寻成本,只需要支付其固定和可变运营成本就可以保持活跃,中间投入成本存在上升空间。低关税不会影响供应关系的地区选择,但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扰乱当前的供应链。首先,关税使下游买家的外部选择恶化,从而导致原来的供应关系重新谈判,形成对供应商更有利的条款和价格;其次,与原始供应商重新谈判导致更高的中间投入品价格从而恶化贸易条件,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价格指数上升,生产商可能会选择更换其生产率最低的进口供应商。
如果关税足够大,中间投入成本过大,下游生产商将会重新搜索,更换来自不同国家的供应商。高关税导致下游生产商将进口转移到免征关税的低工资国家或者本国,关税越高,下游生产商的议价能力越强,与初始供应商重新谈判的价格越低,当关税高于某个临界值,下游生产商会切断与生产率最低的供应商的关系,并在不受关税限制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新的搜索匹配。这种转移提高了新采购的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平均投入品价格可能会上涨。
2.2.2 关税对进口国福利的影响
本国福利由总收入和消费者剩余组成,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扣除关税引起的任何新搜索成本后的总可变利润、关税收益和消费者购买差异化商品的总剩余。在存在重新谈判和重组现有供应链的情况下,关税冲击通过以下渠道影响进口国福利。
首先,由于商品的成本加成定价,关税导致差异化产品部门的规模收缩。其次,由于中间投入的社会成本与下游企业感知的边际成本之间存在差距(讨价还价导致的低效率),关税导致劳动力对中间投入的替代。第三,当生产商与供应商就投入品价格进行谈判并且重新搜索不那么有吸引力时,征收关税恶化了贸易条件。最后,关税导致企业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去寻找新的供应商。
03
模型应用
3.1 参数校准
利用特朗普政府在 2018 年1月至2019 年10月期间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事件研究得到的价格和数量数据等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模型的参数如下表2所示,包括关税税率、需求弹性、中间投入品的成本份额、纳什议价参数、固定的运营、进入和搜寻成本、相对工资以及捕捉供应商生产率离散度的帕累托分布参数。其中模型中A国代表中国,B代表美国可能搜寻中间投入供应商的亚洲其他国家。
3.2 特朗普关税对美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利用参数校准后的模型评估了特朗普关税对美国贸易条件和福利的影响,并将估计结果与传统量化贸易模型进行比较。贸易条件影响如下图4所示,黑色实线刻画了美国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价格相对变化(与贸易条件相反),灰色折现表示美国从中国进口中间品价格的相对变化。
当征收的关税较小(小于亚洲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相对工资比率),由于与现存供应商的重新谈判,美国贸易条件略有恶化,但这种影响相当微弱。此时进口品仍来自中国。当征收的关税增加(介于相对工资比率与亚洲国家的关税之间时),关税的增加加强了买方的议价能力,但生产商依然选择中国的供应商,这时,更高的关税改善了美国的贸易条件。
当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大于对亚洲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时,一方面,较高的价格持续强化了买方相对于供应商的议价地位,这种议价地位的强化导致了美国与中国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导致供应链从原来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转移到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
最终模型预测,当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征收关税为1.14(以2017年进口份额作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时,尽管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下降了 2%,但贸易条件小幅恶化 0.42%。
3.3 特朗普关税对美国福利的影响
下图5中的黑色实线描绘了对于不同的关税值,福利相对于商品初始支出的变化。福利与关税的大小存在单调递减的关系。进一步将福利变化分解为四个组成部分:就业、中间投入品使用、贸易条件和新搜寻成本。在较小的关税范围内,关税引致的中间投入使用减少会导致总福利损失,行业就业减少的影响较小,对小规模企业而言,贸易条件恶化的贡献微乎其微。
随着关税征收增加,就业和投入品使用保持不变,贸易条件恶化成为福利损失的来源,新搜寻的成本也随之增加。在征收关税为1.14时,搜寻成本约占总福利损失的10%。本文模型对特朗普时期总福利损失的预测与其他量化贸易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
最后,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对模型参数的敏感性检验,剔除消费品后重新校准模型,将新的供应商关系转移到美国,而不是在其他亚洲国家。
结论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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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应链的兴起为贸易壁垒的评估引入了一些新的考虑因素,尤其是考虑中间品贸易时。本文构建了纳入供应链特征的贸易模型,用于研究在各种意外冲击扰乱全球供应链时发生的复杂调整,并提出了冲击影响影响价格和福利的新机制。
首先,生产商与供应商的谈判可能会在考虑重新搜寻供应商的背景下进行。当买方的外部选择是寻找替代供应商时,协商价格取决于控制搜索强度及其最终前景的因素。如果关税削弱了搜索的积极性,谈判就会有利于供应商。相反,如果关税使在某些不同目的地的搜索相对更具吸引力,则谈判不利于供应商。
其次,讨价还价会使最终品生产者所感知的中间投入的边际成本与其真实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距,这会产生低效(但私人有利可图)的生产技术选择。
第三,高额关税会使公司用国内或免征关税国家的替代品取代效率最低的供应商,但额外的搜索成本会削减福利。整体来看,小额关税使供应链选择保持原样,而大额的关税使新目的地的供应商更具吸引力。使用特朗普政府关税进行分析,发现特朗普关税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了 2%,但使总贸易条件恶化了 0.5%,美国福利损失为 GDP 的 0.3% 。
综上所述,关税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性作用可能比预期更严重,这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和评估。
Abstract
We study unanticipated tariffs in a setting with firm-to-firm supply relationships. Firms that produce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conduct costly searches for potential input suppliers and negotiate bilateral prices with those that pass a reservation level of match productivity.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formed in anticipation of free trade. Once they are in place, the home government surprises with an input tariff. This can lead to renegotiation with initial suppliers or search for replacements. Calibrating the model’s parameters to the estimated price and quantity responses to the Trump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China, we find a loss of welfare of just under 0.5% of GDP, an improvement of 2% in the U.S. terms of trade with China, and a deterioration of about 0.4% in the overall U.S. terms of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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