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Malafry, L. and P. Brinca. 2022. "Climate Policy in an Unequal World: Assessing the Cost of Risk on Vulnerable Households." Ecological Economics, 194.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21.10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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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最近，德国拟修改法律草案，取消2035年能源行业碳中和目标的消息沸沸扬扬。多个发达国家的碳中和努力出现了松动迹象。气候变化政策的持续推进，除了关注国家间的责任分配问题，也应该聚焦弱势家庭的风险成本。这篇文章就通过理论推导和建模仿真的方式，对不平等世界中弱势家庭承担气候政策的风险成本进行了评估，从而让读者对气候政策的落脚点和设计细节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01 引言

在灾难性气候风险的背景下，代表性消费者和完全市场的假设，不符合家庭分布重要特性——异质性。越来越多实证文献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分配成本、特别是对穷人利益的损害。本文放宽了这些假设，引入不完全市场框架，以更接现实情况。除了不确定的全球气候状况外，家庭还面临着难以避免的特殊生产率冲击。

建模发现，不同脆弱性个体在财富分配中面临的碳成本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相对缺乏私人保险，贫困家庭更容易受未来冲击影响，因此即使没有再分配效应，贫困家庭也偏好高碳税公共政策。

超越代表性消费者框架的限制，文章确定了通过碳税影响家庭福利的两个额外渠道。一是内部化外部性并增加可获得资源水平，二是碳税再分配。此外，政策干预还减少了灾难性气候结果和家庭收入脆弱性带来的巨额损失的风险。在这些渠道的作用下，功利主义原则下的监管者会选择的最优税收高于代表性消费者框架。此外，即使不存在再分配动机，最优税收是文献中其他标准估计的四倍。因此，风险成本是公众采取绿色消费行为的强大动力。当气候被破坏，不平等加剧，最优碳税价格会上涨。

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4年气候变化报告》关于生计和贫困的一章中，详细介绍了气候变化对世界上更脆弱人口的影响，指出气候变化全球性地加剧了贫困人口现有的脆弱性，给贫困人口带来市场动荡、农业产量下降和水资源获取减少。

对于决策者来说，一个流行的工具是综合评估模型（IAM），以捕捉气候变化问题的特征：包括对碳系统建模、大气碳与全球温度的关系、温度与福利损失的关系以及对储蓄和化石燃料使用的微观基础建模等经济体系。有各种各样的IAMs，它们所做的假设不同，但依赖大量聚集来评估消费者行为和福利影响，分析单元为国家或地区块。而本文将分析单元改为面对其经济决策和气候变化威胁时经历不同程度脆弱性的个体家庭。越来越多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实证文献指出了重要的分布考虑因素。在农村，脆弱的人群可能会降低农业生产力；在城市，脆弱人群则特别容易受到食品价格冲击的影响。

02  研究贡献

本研究与部分公共财政分配问题背景下环境税建模研究相近。相关研究采用的模型是投入产出模型、不完整市场框架等，但都没有提出IAM，或者实际上只是一种外部性，探索潜在的递减环境税政策影响，以及通过各种税收回收计划获得双重红利的可能性。本文则保持全球经济的财政结构不变，只允许针对气候的税收有所不同。

另一种模型Agent-Based Model（ABM），对气候变化和主体异质性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这些模型能够很好地处理显著的水平异质性，得出的结果支持异质性可以极大地改变从缺乏复杂性环境中得出的定量结论。部分研究基于ABM提出全球IAM，表明公司异质性和一些经济系统中的特殊冲击可以导致相当高的宏观经济成本。本文的贡献则是基于可计算随机一般均衡(CSGE)建模，专注于解释个人家庭行为、均衡福利分析和熟悉的公共财政环境中的最优碳税。

本文也与扩大IAMs以考虑影响异质性的工作密切相关。考虑区域异质性的模型，如RICE和FUND，并可用于评估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贫困相关指标的分布影响。然而，模拟家庭分配的均衡IAM框架中，没有任何研究放宽了完全市场和代表性消费者假设，因此福利分析依赖于总量，例如贫困人数对GDP变化的弹性。

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纳入区域内的收入不平等，探索了标准的RICE框架的替代方案。发现在区域内穷人可能受到的更大损害情况下，最优碳税将远超不考虑区域内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本研究在几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一是关注面对不完整保险市场时单个家庭的行为，二是每个家庭的储蓄决定是气候政策的内生因素，而不是收入的固定比例，最终作为驱动不平等的一个关键渠道；三是本文分析集中在不可保风险造成的事前影响，是从今天穷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对未来穷人影响的事后分析。

03  建模框架

为了解决最佳碳政策设置如何响应家庭财富不平等变化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简单的动态框架。该模型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纳入气候变化机制、家庭异质性和对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动态决策。

我们遵循文献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假设，并假设一个无摩擦的全球调节器机制。然而，我们对家庭福利和行为的分析确实能让我们对整个家庭分布的政策偏好有所了解，并据此推断出政治经济影响，这应该有助于未来进行区域分解分析。

虽然框架是动态的，但时间范围是有限的，为了这项工作的目的，我们将周期的数量限制为2。这一有限的时间范围足以探索收入和气候风险对家庭分布的影响。增加时间分辨率将需要制定一个碳税的路径，这可能为总量和分布的动态转变提供有趣的见解。

建模的主体包括：

1）家庭。通过选择消费序列和储蓄序列，以给定的总价格使得预期寿命效用最大化。

2）生产。代表性企业在每个时期选择使用多少资本、劳动力和化石能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3）气候变化。温室效应源于大气中碳存量的增加。经济活动通过碳氢化合物能量的燃烧来增加碳储量。损害以总产出减少的形式出现，通过总体损伤函数计算，以简化衡量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对人类福祉的负面影响，并方便与Nordhaus的DICE模型在内的许多IAMs的流行公式进行比较。

当市场完备时，对模型框架的求解等价于在不存在收入风险和借贷约束的情况下求解模型。此外，如果全球家庭由一个拥有平均财富的代理人代表，最优税收具有熟悉的庇古税的解释，其设置是为了使边际私人成本等同于边际社会成本，抵消负外部性。由于能够将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代理人聚集到一个单一的代表代理人，因此也很容易定义一个要优化的社会福利函数：使代表性消费者的期望寿命效用最大化。因此，我们转向规划解决方案，以确定在完全市场下的最优排放水平，及测算此时的最优税收值。

该表达式的右边通常被称为碳的社会成本(SCC)，包括与化石燃料使用的负外部性相关的损害，通过碳污染物的持续存在。监管者可以通过设定碳税等于SCC来实施规划解决方案，SCC等于社会最优燃料分配时的燃料使用边际效益(能源FE的边际产量)和边际私人成本(κ)之差。碳排放收入会一次性返还给代表性家庭。

通过程式化的校准，对经济禀赋、家庭不平等产生、偏好和技术、碳和气候和社会福利函数进行建模。

04  分析结果

图1：对碳税的功利主义福利结果。这是对不同碳税价格的总福利反应，以消费当量衡量。

图1中绘制了在一系列碳排放指标上的福利收益(以消费当量计算)。不完全市场下的效用最优税为$ 571/tC，而代表性消费者最优税仅为$ 67/tC。在这两个框架中，监管机构都希望征收碳税，以内部化气候外部性，增加总资源的可用性。由于气候变化会损害产量，一个积极的碳价格会减少与大气碳储量相关的经济损失，从而带来福利收益。最终，碳税变得过高，对企业生产决策的扭曲过大，导致总资源下降。然而，在不完全市场模型中，碳税通过另外两个渠道影响福利，再分配和公共保险。

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这些不同的渠道对不同家庭的影响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在分配中的地位。首先，从再分配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统一的返利比那些分配更高的家庭更重要。收入和财富分配越不均衡，穷人从碳政策的再分配属性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多。这意味着贫困家庭更倾向于征收更高的碳排放税。

其次，信贷限制的存在——全球很大一部分贫困人口面临的现实——使得风险成本大大增加。穷人最容易受到特殊风险和气候风险的伤害，因为他们同时受到这两种市场失灵的影响，而且无法在未来的世界各国借债或平稳消费。碳政策通过降低收入的波动性，降低了市场不完备带来的成本。

图2 一个家庭在分配中的位置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碳排放税水平之间的关系。从家庭现金状况来看，大多数人倾向于征收碳税。

图2显示了每种反应的最优碳税水平。对碳排放政策的偏好各不相同，最富有的家庭更喜欢59美元/tC，这与代表性消费者框架下的最优税收水平相似。贫困家庭希望碳排放政策的水平显著提高，处于或接近限制的家庭更喜欢672美元/tC。再分配和保险渠道都造成了政策偏好沿分配方向的分散。

富裕家庭将大量适应资源转移到未来，以平稳消费并应对气候和收入风险。因此，碳退税对他们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与此同时，贫困家庭转移适应资源面临更大的成本(当前消费的机会成本更高)。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家庭经常消费更多的碳密集型消费产品，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将不成比例地影响他们的福利。然而，多种商品的存在并不能消除我们在这里探讨的风险或再分配通道。

图3 总体福利反应的分解。功利主义福利反应分解为三个部分：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再分配效应和风险通道。这三个组成部分与图1所示的总体福利反应近似相加。

基线实验的结果如图3所示。综合三种福利渠道的收益，该碳政策的效用最优值为$ 571/tC。如果不包括再分配收益，则价值降至260美元/tC。

在这些税收范围内，减少不平等和不确定性的好处也具有类似的价值。然而，随着碳排放税水平的提高，对产出的扭曲开始超过解决气候外部性带来的好处。在不完全的市场环境下，利用扭曲的税收来增加收入并返还收入仍然有价值，但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收益减少了，而减少不平等带来的收益虽然仍然强劲，但不足以证明提高碳排放税的合理性。这种分解分析表明，即使在没有再分配动机的情况下，对碳税收入实行基本统一的退税，也有相当大的共同利益。

4.1 其他福利度量方法

功利福利函数是选择碳税水平的唯一可能的指标。例如，考虑到我们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以及贫困家庭对高碳税的偏好，中间选民方法发现了更高的税，672美元/tC。或者，如果我们将功利的税收选择约束为帕累托最优，这样就不会有家庭在政策下变得更差，我们发现价值143美元/tC。从本质上讲，由于图2所示的现金政策偏好的单调性，这与发现最高的碳税水平是等价的，这使得最富有的家庭在政策和不受监管的均衡之间无所谓。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将是一项对每个家庭都可接受的政策，而且仍然大大高于代表性消费者框架下的政策。

4.2 和其他框架的比较

值得将本文的定量结果与其他可比框架的一些估计放在一起。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本文的价格是根据不同的实验得出的，而不是根据那些允许全球立即采取协调行动的实验得出的。其次，本文在对损害、偏好和折扣的广泛假设之外，选择了一个简单的生产侧模型，以及一个相对简单的碳循环。因此，在本文的框架内比较碳定价可以得出的定性结论。即分析不完全市场，不平等和借贷约束相对于没有这些摩擦。

本文的工作是对包括气候变化明显的回归影响的工作的补充，因为它显示了风险的回归成本。此外，与公共保险渠道相关的共同利益是采取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的另一个理由，它不需要难以置信的低贴现率。

4.3 纠正的气候和收入风险

有经验证据表明，气候损害与收入不成比例，事实上，低收入家庭明显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相关损失的影响。这一部分，文章探讨了气候和收入风险正相关的情况。具体来说，我们假设在恶劣的总体气候状态下，收入不平等加剧，全球收入不平等达到0.68基尼。这是通过在劳动生产率上应用保均值差价来实现的，它产生了预期损失和极端损失。在气候良好的状态下，收入不平等仍与我们上面的基础实验一样。

图4 当收入风险与气候风险相关时，税收优惠的变化。

图4显示了当考虑相关的气候和收入风险时，个体对碳政策反应的变化。当气候变化造成灾难性损失时，所有家庭都可能面临更多的不利收入冲击，从而提高保险的价值。这增加了所有家庭的预防动机，从而增加了所有家庭的碳税价值。然而，显然，从协调行动中获益最多的是受约束的家庭，他们面临的额外风险最大。与那些能够更容易地将适应资源转移到未来以应对更危险的环境的家庭相比，处于或靠近约束条件的弱势家庭的最优税收优惠出现了不相称的增长。

图5 根据家庭地位-风险敏感性，大多数人倾向于征收碳税。

表3 气候和收入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05  结论

1. 在缺乏全面风险市场的情况下，碳税具有作为隐性保险的作用。具有体现为，碳税减少了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减轻了气候破坏的严重程度。

2. 财富较低的消费者通过减少当前消费，来防范较低的劳动收入和对气候状况的糟糕认识。

3. 碳政策既可以改善未来的预期收益，又可以降低未来消费的波动性。家庭生产力在糟糕的气候状态下更不稳定时，碳税对贫困家庭有重要影响；再分配和风险渠道都创造了可观的福利收益；强有力的气候行动带来了广泛的福利收益，碳税可以行动创造巨大的福利效益。

Abstract

Policy makers concerned with setting optimal values for carbon instrument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externalities often employ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IAMs). In the past, these tools have relied on representative agent assumptions or other restrictive behaviour and welfare aggregations. However, there is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owards including a greater degree of heterogeneity. In the face of global inequality and significant vulnerability of asset poor households, we relax the complete markets assumption and introduce a realistic degree of global household inequality. In contrast to the representative agent framework, we find that a household's position on the global wealth distribution predicts the identity of their most-preferred carbon price. Specifically, poor agents prefer strong public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to mitigate the risk for which they are implicitly more vulnerable. We find that the carbon tax fills the role of insurance, reducing the volatility of future welfare. It is this role that drives the wedge between rich and poor households' policy preference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redistribu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isk channel, we derive an optimal tax value four times larger than standard estimates from 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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