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徐剑锋 薛博涵

 

原文信息：Enke, B., Rodríguez-Padilla, R. & Zimmermann, F. (2020). Moral universal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ideology. NBER Working Papers.

 

尽管政治观点涉及多个维度，人们还是广泛地使用「左」与「右」这样的一维划分来简单地归纳。这一现象背后是不同维度政治观点的相关性：一个支持平权法案的人，很可能也是环保运动的支持者，我们通常说这样的人是左派，反之亦然。这样的相关性在近几十年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各种调查中被不断验证。于是就有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人们在不同政策维度的观点为何高度相关？是不是在多个维度的背后有一个因素造成了左右分野？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副教授 Benjamin Enke 及合作者在最近的工作论文中提出了一种解释：「左」「右」之分来自人们不同程度的道德普适性（moral universalism）。此处的道德普适性指：随着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的增加，人们对他人的利他（altruism）和信任（trust）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不变。如图1，道德普适的程度与总的利他和信任水平无关，只是表示利他和信任相对社会距离变动的「斜率」。例如，完全道德普适者的利他和信任程度不取决于对方是同乡还是异族，而非普适者则对同乡人的利他和信任程度要高于异族人。作者们通过大规模的多国调查发现，道德普适性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左右定位和政治观点的差异：道德普适程度高，倾向于把外人当自己人的人，自我定位偏左，也倾向于支持全民福利、环境保护和平权法案等左翼政策。

图1 道德普适性图示

 

为了说明道德普适性如何决定了政治上的左右，作者们在文中基于Tabellini（2008）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此处不作展开，只给出一个直觉描述。左翼政策没有全社会都要承担的固定成本，但却给人们带来了徇私舞弊的机会，比如全民福利、平权法案和环境保护；右翼政策避免了徇私舞弊，却需要所有人承担一个固定成本，比如加强城市治安和边境控制。非道德普适者相信外群人（out-group）比本群人（in-group）（亲友、同僚、信仰相同宗教的人、隶属于同一个组织的人等）更有可能徇私舞弊（信任水平随社会距离递减），左翼政策的结果就会是外群人损害本群人的利益。又因为利他水平随社会距离递减，本群人的利益比外群人更重要，他们也就不会偏好左翼政策。

 

下文主要介绍这篇论文的经验证据部分，作者们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典、美国五个西方国家和巴西、韩国两个非西方国家，通过市场调研公司 Dynata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含四个部分：

 

1. 初步收集人口统计学数据；

 

2. 测量普适性和其他社会偏好；

 

3. 测量政治观点和态度；

 

4. 获得额外信息和协变量。

 

其中2和3两个部分的顺序是随机的，在2中测量利他和信任普适性的顺序也是随机的。质量控制和取得国家代表性样本的手段详见原文。作者们提供了一个问卷的永久链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入查看：https://harvard.az1.qualtrics.com/jfe/form/SV_aftuqgHsyIAShkp

 

01 调查设计

 

一、测量道德普适性

图2 道德普适性测量界面

 

作者首先将普适性分解为三个类别：国内普适（domestic universalism）、国外普适（foreign universalism）、世界普适（global universalism）。国内普适意味着个体的利他程度在国内的本群人和外群人之间没有差异。图2展示了测量国内普适的界面，左右两个界面分别测量的是利他和信任水平的国内普适。对于利他的普适性测量，作者采用的是一个假想的分钱任务：在两个人之间分配假想的100美元，一个是参与者本国随机选择的一个人，另一个是参与者本国的一个本群人。参与者如何分配这100美元就显示了他的国内道德普适程度。如果参与者是国内普适的，对两个人具有同等程度的利他，就会选择给两个人各分配50美元。

 

对于信任的普适测量，只是把前述的分配100美元改为分配100个信任点数，如图2右。国外普适、世界普适分别表示在本国人和外国人、外国本群和外国外群人之间的普适，测量方法和国内普适一样，不再赘述。

 

以上假想分配的方法作者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性验证，详见 Enke 的另一篇论文 Moral Universalism: Measurement and Heterogeneity。

 

二、量政治观点和态度

图3 政治观点测量界面

 

如图3，在政治观点的测量环节，参与者回答理想的政府在八个领域的人均支出水平，要求直接填写数额而非比例。其中五个是左翼政策，三个是右翼政策。对于同一个政策领域，还会提供不同普适程度的版本进行询问，如图4。除此之外，每个参与者还需要对自己的政治态度进行定位（0-10）。

图4 测量对具体政策执行的态度

 

02 调查结果

 

一、初步分析：意识形态的结构

 

作者首先对测量得到的政治态度数据（在各领域的理想支出水平和比例）进行主成分分析。对支出水平（expenditure levels）的分析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是各领域支出的等权重加总，即理想的总支出水平。这体现了人们在「大政府」「小政府」观念上的分歧。第二个主成分，则给左右翼政策的支出分别加上了符号相反的权重，这体现了人们在支出比例上的分歧。

 

作者进一步直接对支出比例（expenditure shares）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第一个主成分在每个变量上加的权重如图5。前三个右翼政策（边境控制、军事、警察）得到了负权重，后五个左翼政策（对外援助、平权法案、环保）则得到了正权重。这个结果在调查中的五个西方国家是基本一致的，证实了政治态度之间的相关性，与我们对「左」和「右」的惯常认知相符。

图5 支出比例数据的第一主成分权重

 

事实上，支出水平主成分，即大小政府观念，与参与者的自我报告的左右定位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支出比例主成分则与参与者的自我定位有明显的正相关。于是，作者构建了一个总结性的政治观点的指标：左翼政策支出比例的算术平均减去右翼政策支出比例的算术平均。显然这一指标也会与参与者的自我定位高度相关。

 

二、左右倾向与道德普适性

 

摸清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只是第一步，这篇论文的主要目标是把左右倾向与道德普适性联系起来。作者先把五个西方国家的数据汇总，然后将上述总结性指标回归到各个参与者的道德普适程度，结果如图6。政治态度与道德普适性的各种指标均呈现显著相关，加入各种控制变量后也依然稳健。

图6 政治态度与道德普适性

 

随后，作者分国家和政策领域做了一系列回归分析，结果如图7，与预期的系数符号均相符。作者还使用各项支出水平取代支出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仍然一致，进一步说明了「大小政府」与「左右倾向」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政治态度。问卷中收集的其他偏好、信念和人口统计学数据都无法达到普适性对左右倾向的解释能力。

图7 支出比例对普适性的回归系数

 

三、反转：操纵政策的普适程度

 

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道德普适者支持左翼政策，是因为左翼政策通常以相对更普适的方式被执行。那么，右翼政策若以更普适的方式来执行，也应该会获得更多道德普适者的支持。如图4，作者操纵同一个政策的普适程度（培训警察公正平等执法 vs 提高警察治理犯罪行为的能力，预防全球变暖 vs 清洁和保护当地的森林与河流，等共8组），询问参与者对两种政策的理想支出水平。将参与者的回答回归到参与者的普适水平，结果如图8，左图表示更普适的政策实施，右图表示更不普适的政策实施。

图8 支出水平对普适性的回归系数

 

左图中八个政策领域都得到了显著为正的回归系数，包括三个传统右翼政策领域在内。可见，更为普适地实施传统右翼政策，的确能收获更多普适者的青睐。右图的系数则明显较低，尤其是许多在图6中原本显著为正的系数（左翼政策），以更不普适的方式呈现后，就不再显著了。这一结果更加确认了「左」「右」分歧的本质——道德普适性的差异。

 

03 实地证据：捐赠与投票

 

利用国会选区（Congressional Districts）的大规模捐赠数据和投票数据，作者发现：在道德普适程度越高的区域，左翼政党（即民主党）的得票比例越高，为本文结论补充了包含金钱激励的实地证据。

 

一、识别普适性：捐赠与地理距离

 

作者的捐赠数据来自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 DonorsChoose。该组织为公立学校的教师提供了一个在线众筹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教师可以发起众筹请求来收集经费，用途包括购买教室设备、带学生野外考察等等。捐赠者在网站上浏览众筹项目时，可以通过位置来筛选项目。该平台覆盖的地理范围、众筹的项目数量和参与捐赠的人数都相当大：自2000年成立以来到2019年7月，来自全美82%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发布了140万个众筹项目，覆盖了3400万个学生和380万位捐赠者，他们累计贡献了8380万美元。

 

作者使用该平台2000-2016年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接受捐赠的学校的地理经纬度和每个捐赠者邮编的前三位。由此可以算出每个捐赠者所在的国会选区和受捐学校的地理距离。作者就利用捐赠金额随地理距离的下降程度，来估计该国会选区利他性的普适程度。如图9，左图说明加利福尼亚州的22选区比13选区更普适，右图说明纽约州的13选区比21选区更普适。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地理距离，作者还采用了另一个指标衡量社会距离：友谊距离（friendship distance），表示从两个选区中随机抽取的两个个体是 Facebook 好友的概率，概率越高，这两个选区的社会距离就越近。

图9 国会选区普适程度的衡量图示

 

二、结果：普适性与投票比例

 

图10展示了选区普适程度和投票结果的相关性，在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相关系数达到0.57。更为严谨的回归分析见图11，可以看到增加了各种控制变量后，两种距离衡量估计的普适程度均与民主党得票比例显著正相关，普适程度（以地理距离衡量）高一个标准差的选区，民主党的得票比例平均高出10%左右。

图10 普适性与投票比例：散点图

图11 普适性与投票比例：回归分析

 

04 结语

 

作者承认这是一篇描述性的论文，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就是道德普适性高（大爱无疆）的人与政治观点的左倾正相关。实证工作的常识告诉我们，作者们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方向，需要模型来补。作者主张道德普适性是比政策各维度（大政府小政府，环保等）更加基础的概念，可以用这一个因素来解释多个维度，这一步逻辑则由模型部分负责。如果要挑刺的话，可以用一棍打死很多经济学论文的质疑方法：模型未经检验是不可靠的，存在一个A导致B的模型，不能证明A可以导致B。。。导致政策维度相关性的因素可能另有其他，道德普适性可能是人在各维度理想的政策方向上受挫形成的。

 

写作推文时还是很高兴看到如此丰富的描述性统计，因为推文作者在几年前写了一个网帖《白左的思想源头》其中阐述了与作者类似的概念，即罗尔斯正义论的无知之幕后的立法者预期的身份范围，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从左到右的派别。摘录如下：

 

“我这里不评价罗尔斯正义论本身，就讨论这个换位思考法的范围到底是什么，这个范围其实界定了从右到左的各种派别。这里我借用推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词。如果你看到任何一个人类有换位思考之心，那就是人类主义者，人类就是你的想象共同体，看到一只狗有换位思考之心，那就是爱狗主义者，人类+狗是你的想象共同体。“无知之幕”则借用印度起源的轮回投胎之说来比喻，因为“无知之幕”后的公正立法者和保留前世记忆但是尚未投胎的灵魂非常相似。转生是随机的，未投胎的灵魂不知道投胎之后的具体特征，所以他们制定阳间的规则是罗尔斯正义的。假定随机投胎的范围限于一个想象共同体内，如果立法者相信这个限制范围是性别，正义就是性别主义的；如果相信限制范围是民族，正义就是民族主义的；如果相信限制范围是种族，正义就是种族主义的；如果相信限制范围是人类，正义就是人类主义的；如果相信限制范围是动物/有情众生，正义是动物保护主义的/素食主义的/佛教的，如果相信投胎可以投到植物/无情众生，正义就是耆那教的，以饿死为荣。“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Western world, people's policy views are correlated across domains in a strikingly similar fash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hat partly explains the structure of ideology is moral universalism: the extent to which people's altruism and trust remain constant as social distance increases. In new large-scale multinational surveys, heterogeneity in universalism descriptively explains why the left and right both simultaneously support and oppose different type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Moreover, the left-right divide on topics such as redistribution strongly depends on whether people evaluate more or less universalist policies. Large-scale donation data provide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the political left's univers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