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周玲玲 

 

原文信息：

 

Wang Zhi, Wei Shangjin, Yu Xinding, Zhu Kunfu. Re-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rading with china on local labor markets: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

 

内容摘要

 

美国从中国进口中间投入品，有助于美国下游企业扩大就业。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纳入供应链视角；（2）在核算下游渠道时使用中间投入进口而非总进口量；（3）使用特定出口商信息在美国各部门分配进口投入。重点剥离出直接竞争渠道、上游渠道与下游渠道三条影响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分析。研究表明，美国与中国贸易的总体影响对当地就业和实际工资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最重要的是通过下游渠道推进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这为一般均衡空间模型的一个关键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撑。

 

01 引言

 

中间品贸易与日俱增（Hummels, Ishii和Yi,2001 ; Johnson和Noguera, 2017; Koopman, Wang和Wei，2014）。那么，这可能将影响进口国劳动力市场。本文融合了全球价值链视角推翻了已有研究的直接竞争渠道（Autor, Dorn和Hanson，2013）。本文将为用于评估贸易冲击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均衡模型的机制假定提供有力证据。美国不同行业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图1），这些厂商使用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扩大劳动力就业。

本文研究表明许多非制造业行业会从中国进口中间品，扩张其经营规模。Autor, Dorn和Hanson（2013）运用跨区域简约式回归，研究发现美国地区就业率下降更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效应。Pierce 和 Schott（2016）则重点研究了直接竞争渠道，得出了类似结论，即与中国贸易减少了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总量。本文则弥补了Autor, Dorn和Hanson（2013）的不足，引入了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发现：直接竞争效应降低制造业劳动力就业，间接上游渠道则扩张了制造业部门与非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一旦核算整体效应，相对于与中国没有贸易往来的虚拟区域，每个区域的劳动力就业净增长1.27%。此外，本文发现与中国贸易往来区域的工资水平将提高75%。

 

本文有以下四点值得探讨：第一，在跨区域简约分析中融入价值链视角有何不同？第二，与新兴的空间均衡模型有何区别；第三，为何间接（正向）的下游渠道效应，能够抵消掉直接（负向）的进口效应；第四，如何解决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内生性问题。与之前尝试引入全球价值链的文献进行对比，Acemoglu等（2015）。从方法上而言，本文与其主要有两点区别。其一，他们在核算中国贸易下游度时并未从最终品中剥离中间品。即下游影响是从中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如何影响中间投入成本。其二，Acemoglu等（2016）并未对从中国的进口品分配到美国下游端行业。本文则修正了上述两点，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进行分析，结论则大相径庭。

 

此外，将本文与新兴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论文进行对照（Caliendo, Dvorkin和Parro, 2018; Adao, Arkolakis和Esposito, 2018）。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跨区域简约模式本身并非讨论一般均衡效应。假定没有区域间关联效应，则结果会对劳动力市场加总效应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本文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展开提供有力的实证证据。

 

后续安排大致如下：Section 2 提供中美贸易的特征事实；Section 3则主要介绍实证方法与数据来源；Section4-6则主要展示估计结果、模式扩展及稳健性检验；Section 7为研究结论。

 

02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特征事实

 

美国厂商从进口中国中间进口品获益，最可能的判断是美国厂商从中国进口中间品是节约成本的。为检测该机制的可能性，本文基于HS-6位码测度单位进口价值。在图2上方，主要呈现了2000-2007年美国进口中涵盖中国份额的散点图。显然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国已经成为这些产品的相对更重要的来源，单位进口价值呈现更大降幅。因此，中国成为更加重要的来源国，则进口中间品相对更便宜。

 

 

为剔除美国进口的中国份额变化的内生性，本文基于高收入国家进口中国的份额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1中第2栏所示，继而发现呈现显著负相关。对价值加权进行2SLS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份额增长1个百分点，则单位进口价格降低1.8%。第3、4栏显示：本文重新对中间品进行回归。运用价值加权的2SLS回归（最后一栏，最后一行），美国进口中国中间投入品的份额增加1个百分点，则美国平均进口价格则降低2.1%。所有中间投入品中，2000-2007年美国进口中国的份额增长为8.23%，这将导致进口价格降低17.4%。总体而言，单位进口价值数据显示，美国厂商从中国进口商品越来将节约更多成本。

 

03 实证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保持与Autor、Dorn和Hanson（2013）与Acemoglu等（2016）保持一定可比性，本文在数据方面与其保持一致，在模型设计上尽量保持最小差异性，基于他们的研究方案引入全球价值链视角。首先，在模型设计上引入两个额外变量以捕获上游渠道与下游渠道；其次，在核算下游观测值，本文则从整体进口中剥离出中间投入；第三，本文运用多国投入产出表来捕获部门间出口关联。

 

 

3.2 数据来源与基本统计

 

上游度与下游度效应构建需要使用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本文则运用OECD的1995-2014年64国34部门。表2则展示了部门层面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影响的三条渠道。以直接效应为例，0.224则表示2000-2007年直接效应增长0.224%。

图3则展示了2000-2007年OECD数据库的34个行业的影响渠道。直接效应渠道则仅仅影响中国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部门，或者中国的加工组装贸易。比如：纺织品、计算机电子设备，约占到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但这部分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影响很小。而制造业部门的上游度比服务业更加重要，下游效应则使得所有部门均获益。

有趣的是，无论是上游效应还是下游效应在这两个阶段均有所增长。类似于行业层面结果，下游度增长比其他两条渠道影响更为严重，部分原因是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比最终品进口增速要快许多。正如表4所示，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呈现下降趋势。相对而言，非制造业工作则呈现显著增长（2000-2007年增长率为0.231%，低效率制造业岗位的0.23%的降低）。

04 估计结果

 

4.1 直接竞争渠道：非完全模型机制

 

该部分主要是依据ADH（2013）的方法寻找直接竞争渠道，忽略上游与下游渠道机制，以此确保模型一致时得到相同的结论。本文的估计结果则与ADH（2013）和Pierce&Schott（2017）。OLS与2SLS估计表明美国制造业失业的负面影响。以2SLS估计为例，中国进口增长1个百分点则美国制造业增长4.2%，2000-2014年则每年增长3.1个百分点。

表5中结果表明因变量的稍微差别对结果并无很大影响。表5中第2栏，本文报告了非制造业失业份额的结果。直接竞争效应将提高非制造业的就业，但该增长要低于制造业就业降低，导致整体就业呈现负效应（第5栏）。第3、4栏，本文研究中国进口的直接竞争效应则会导致失业率与非劳动率提高。

 

4.2 供应链渠道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上游度与下游度。表6展示结果，第1阶段的结果则在表7中展示。两个时间段的结果类似，本文运用2000-2007年时间段的结果进行阐释。直接竞争效应对制造业就业效应为负（表6第1栏：弹性为-3.5%）。表5第1栏中不含有价值链变量，该数据比相应变量值要小（-4.2）。

非制造业工作的直接效应为正（第2栏），反映了制造业部门（直接竞争效应和间接上游效应）在服务业部门工作，如餐馆服务员。直接效应导致较少人不属于劳动力（第3栏），失业影响较小且不显著（第4栏）。

综合第1栏与第2栏，本文研究发现：下游渠道产生净增长效应，2000-2007年为5.9%，2000-2014年为3.6%（第5栏）。因此在2000-2007年与2000-2014年两个时间段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第一时间段的效应相对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第1阶段三个内生变量的F统计量，2000-2007年分别为298.9、142.8、269.8；2000-2014年分别为127.4，69.8，102.2（如表7）。因此，显然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尽管F统计量的值大于2SLS技术的许多应用，在统计上没有理论上限。

 

劳动市场反应如表8所示。直接效应对通勤区的影响是导致制造业部门工作减少0.39%。整合上游效应将使得制造业岗位的负面效应为0.63%（-0.39%-0.24%=-0.63%）。另一方面，直接效应与上游效应将对非制造业部门就业产生负面效应，0.39%（0.87%-2.21%=-1.34%）。（向制造业部门直接提供投入的服务业也在裁员。）直接竞争效应与上游效应将抑制总体就业（0.48%-2.45%=-1.98%，第5栏）。总就业减少能够被分解为劳动力参与率降低（第3栏）与失业率升高（第4栏）。特别地，下游渠道将对非制造业部门产生巨大的正向效应（第2栏，3.08%），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小幅增长（第1栏，0.16%）。

当上述三种渠道（直接效应渠道、下游渠道、上游渠道）对制造业部门与非制造业部门的影响进行加总。与中国贸易的整体效应将产生正向的就业收益，2000-2007年为1.27%，2000-2014年为0.69%（第5栏）。

 

05 对实际工资的影响

表19第2栏：其中包括这两个表示价值链的变量。在这种情况下，而直接竞争的渠道已不复存在。重要的是，上游渠道（间接竞争的一种形式）对实际工资增长呈现显著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下游渠道产生了很强的积极作用在实际工资增长方面。在表19下方，下游渠道引致实际工资每年增加8.5%，而上游渠道则引致实际工资每年降低4.1%。与中国贸易整体促进实际工资提高4.9%。

 

表19第3栏和第4栏：分别对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增长进行回归。在制造业中，美国行业部门的上游渠道抑制了实际工资的增长（每年增长4.0%）；对非制造业部门而言，下游渠道提高了实际工资。

 

表19第5栏和第6栏：本文将工人按教育程度（有无大学学历）进行数据分割。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而下游渠道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实际工资提升，但统计上没有对非学历劳动者影响显著。

 

表19第7栏和第8栏：按性别将工人进行分类，两组工人均受益于中国的贸易。与男性相比，女性工人获益更多，平均每年增长7.2%。因此，与中国贸易往来似乎促进了性别薪酬平等。因此，即使没有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转移，劳动力群体内部也可以实现转移。因此，无论是否从供应链的角度考虑，都将带来巨大的收益。

 

总而言之，与中国贸易产生的赢家远远多于输家。

 

06 研究结论

 

200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占进口总额的大约一半上升甚至超过1/3，美国厂商使用进口的中间投入可以提高效率，潜在地扩大其就业。特别地，本文明确地考虑了下游及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上游效应，并使用更精确的信息来刻画从中国进口的中间投入被分配到美国各个行业。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发现，下游效应是正向的（即美国进口中国的中间品投入促进了美国就业），其影响大于美国经济衰退的直接进口竞争渠道和上游竞争渠道两个渠道的负面效应。美国劳工市场足够灵活，与中国的贸易能够刺激非制造业就业，且与中国贸易的净就业效应是正向的。此外，一旦引入价值链的观点，与中国贸易促进美国工人工资的提高。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s intermediate inputs from China, helping downstream US firms to expand employment. Using a cross-regional reduced-form specification but differing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a) incorporates a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b) uses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rather than total imports in computing the downstream exposure, and (c) uses exporter-specific information to allocate imported inputs across US sectors. We find robust evidence that the total impact of trading with China is a positive boost to local employment and real wage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employment stimulation outsid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rough the downstream channel. This overturns the received wisdom from the reduced-form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statistical support for a key mechanism hypothesized in general equilibrium spatial models.